摘 要:觉新这一形象的最大特色在于其思想的矛盾性,主因在于传统伦理对他的浸染。他夹在守旧与纳新之间,置身于两难境地,进退失据,成了一个二重性格的人。觉新的悲剧对后世有很强的思考价值。
关键词:伦理 悲剧 性格
觉新是巴金作品《家》中较为丰满的人物形象,让后世读者“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比之于觉民、觉慧,觉新的形象更具典型性,其内心世界更为激烈与彷徨,在行动上颇多犹豫与迟缓,他的心酸与无奈、放弃的挣扎更见血色,呈现了庞杂的人性。觉新作为《家》的核心人物,没有觉慧气质鲜明、举止果敢甚至有简单化、类型化之嫌,又不像觉民那样显得模糊不清,他是多重性、复杂性的结合体,人物性格塑造更见饱满和张力。造成觉新悲剧的因素很多,不分原则地做孝子贤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一、传统伦理与愚孝文化是觉新无法突破的壁垒
1.传统伦理纲常的束缚与包缠
生长在一个封建大家庭中,觉新的思想和性格的形成都深受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这成了他一生的悲哀与苦痛之源。
觉新身处在一个旧式大家庭中,深受“孝悌”之义的影响。这种传统文化对觉新的性格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是造成他悲哀而痛苦命运的重要幕后黑手。因此,当觉新遇到困难时,他总是遵循封建传统思想所框定的原则,一切以孝为先;他总是无条件地听从作为最高统治者象征的高老太爷或者其他长辈的安排——不管这个安排是否正确,他都没有一点反抗的思想和声音。就这样,他在软弱与妥协中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封建制度和礼教的殉道者和牺牲者。
2.长子嫡孙的特殊地位
除了深受儒家文化中“孝”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文化”对觉新二重性格的形成也是不可小觑。作为高家的长房长孙,觉新从一出生便被命运摆到了“长子”的位置,这也间接影响了他的整个生命走向——无论他要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他首先必须要考虑到其家庭,承担起家庭责任。一切以家庭为重——这是他以及所有其他封建时代的“长子”们无可逃脱的责任。这责任,铁笼般牢固地、紧紧地禁锢了他们的一生。因此,人人称羡的长子地位给觉新带来的不但不是快乐与骄傲,反而是无穷的痛苦与辛酸。而他选择作揖主义和不抵抗政策,也是他挑起这个家庭责任的表现。为了家庭和睦,也为了兄弟情谊,他不得不选择向这个家庭——或者说是这个家庭背后的封建力量妥协,以此来保全他的家庭,保护他的亲人。这虽然不是最好的方法,却是在强大势力压迫下他所能作出的并且也是他自己认为的最好的选择。为了挑起家庭重担,很多时候,高觉新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支持了家人去寻找自己的天空与幸福。当弟弟要离开这个“家”奔向光明时,他掏出了与妻子瑞珏共同为三弟准备的盘缠,又帮助淑英出逃和帮助觉民与琴追求自己的幸福。可以说,如果没有觉新的牺牲,觉民和觉慧脱离封建家庭的脚步绝不会如此的轻盈与顺畅。
高老太爷是被奉在塔尖上的神,是全家的导航灯。他严格遵循封建家长制的管理模式“领导”高家。觉新性格中永远体现出道德的一面,这种道德正是封建儒家伦理道德在其身上的反映。他也绝不能像觉民、觉慧那样释然、超脱。他既受到制度文化的强大钳制,又受到观念文化的深刻影响。
二、在守旧、纳新之间徘徊不定的性格是觉新自设的坟墓
高觉新是一个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悲剧命运却又怯于行动的“多余的人”,是封建家庭和旧礼教毒害下人格分裂的典型。其实,生活在这样一个旧式的封建家庭当中,他所做的一切都有他的无可奈何。他并不是不明白自己的心,只是他不能够随心。他是这一个大家庭当中的顶梁柱,很多时候他不得不作出很多不为人知的牺牲。这样的他,与敢作敢为、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与幸福、勇敢去闯荡新道路的兄弟觉民和觉慧相比,不仅丝毫不逊色,反而更好地衬托出他个人的独特光芒。而另一方面,作为高公馆的孝子,他必须挑起家庭的责任,不能违背长辈们的意愿。但他的懦弱行为与思想都得不到自家兄弟的谅解。他两边都不想得罪,却往往两边都得罪。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种种孤独苦闷只能郁结于心中,独自黯然承受。
觉新这个悲剧性人物,是封建专制崩溃之际的一种必然产物。他既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与牺牲品,也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甚至有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打手与帮凶的角色。他在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中,所表现出的妥协、徘徊、动摇,都合乎他的二重性格和地位。在他身上表现出了新旧社会交替嬗变中的复杂性、曲折性和艰巨性,揭露了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封建道德、封建文化的极端腐朽、残酷和虚伪。他的悲剧命运说明,在反封建斗争中,妥协、调和、屈从是绝无出路的,从而宣告了作揖主义、不抵抗主义的彻底破产。我们应该看到,他的二重性格是这个特定的时代与特殊的长子地位赋予他的,也是他为了保护家人、维护这个家庭而作出的不得已的选择和牺牲。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肩上的家庭担子——他有他的责任,而这责任将贯穿他的一生。对于这样一个勇于挑起家庭重担,并为之不懈努力甚至是牺牲自己来求得亲人圆满的人——无论他做了什么,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做——他的这种行为,就算不值得模仿与称赞,也是值得敬佩的。
三、觉新的悲剧对后世的烛照
觉新的悲剧在于他认定和选择了家族为自己设定的长房长孙的角色并完全放弃了自我的可能性生存。“强者终能自救”(歌德),真正的危机从来都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心。觉新的“心奴”性格就体现为他情愿忍受巨大的精神痛苦而不去积极改变自己的人生境遇,争取自我的自由和权利。
觉新以颓废的心态对理想加以消解,迷惘中以“敷衍”作为自己生存的标准。在这种忙碌的“敷衍”中,他无视理想与自我精神的存在,身不由己自觉不自觉地进入“长房长孙”既定的生活链条,从而日益剥夺了自己内心独处这一价值询问境界,心灵成了一个泵血的机器,人生成了一堆事物和烦恼的堆积,肉体萎缩成衣架,笑成了假笑,责任成了负担,内心所谓痛苦的诉说只是为了获得兄弟的一种同情、谅解,而不是基于个人情感被唤醒的觉悟,生命的激情也变成了无深度的哀叹、诉苦和哭泣,他成了一个无自我的彻底的心奴。
对于他个人而言,他所迫切需要的解放个性,在沉重的十字架面前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他既得不到历史的承认,又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更没有社会势力的支撑。现实与精神的矛盾无形之中使他处于被动地位,成为一个含有“特殊基质”的复合体。这种“特殊基质”决定了他只有一条出路:思想上羡慕新的,行为上执行旧的,一直保留着分裂人格。这也集中展示了青年知识分子艰难的革命历程。
在他的做人哲学里,一孝当先,掩盖了那些积极处世的人生态度,也没有那种超越现实、追求精神完全自由的成分。长辈的意志固若金汤,传统的伦理不可抵抗,他甚至对迷信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正因为如此,他才失去了梅和瑞珏,失去了自己最心爱的人。同时,也失去了自我,留给他的只是一个凄惨的结局。
如果说“愚孝”、“愚忠”、“中庸之道”、“克己复礼”等封建正统思想是觉新灵魂的支柱,那么释、道文化便是觉新头脑里的补充,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忍”,即所谓“顺物自安之天命”、“逆来顺受”、“能忍则安”等。事实上“忍”也向来是东方哲人们常常用来修身养性的一项基本功。然而他却不懂得该出手时就出手,该争取时就争取。因此,觉新对长辈亲友们进则事之以“孝悌”,退则求“忍”以自慰。不能恋爱,不能反抗,只有把自我约束于苦行僧式的终日劳作与奔波中,企图寻求心理上的平衡和清静。这种迂腐的忍让意识即使让他真地甩脱旧的血脉走入革命阵营,也仍旧痕难弥。以上内容足以证明他乐天安命、麻木不仁的思想。
参考文献:
[1]巴金.忆[M].北京: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2]刘勇.为人类社会而背负的十字架——从郁达夫、巴金等人的创作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忏悔意识[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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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佳安 黑龙江省绥化学院文学院 15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