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对阎连科长篇小说《日光流年》结构小说的形式分析入手，展开对“人生原初意义”的追索，阐述了人们面对死亡的绝决反抗和面对生活生存的勇气和精神，这种精神恰是生命存在的意义。
　　关键词：形式诉求 反抗死亡 生命意义
　　
　　一、原初意义的形式诉求
　　看到“流年”总不免让人有时光远去的怅惘，有逝去记忆的恋想，有时间匆匆的感伤。而《日光流年》把我们带到的不是可以让这些舒然展开的想象世界，读过这部小说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既不是陶渊明笔下的桃源畅想，不是鲁迅笔下的萧索悲凉，也不是汪曾祺笔下的恬美安详，而是与生与死时刻纠结的生命言说，是对一种意义的执着追索。三姓村里每个人面对四十年的有限时间，怎样超越死亡的宿命是他们生活的最主要目的，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用最原始的本能和自然原始的力量来对抗死亡的来临。三姓村的四代村长之所以能够胜任村长是因为他们给了耙耧山脉的人们活过四十岁的希望，但是每一次的努力都没有改变三姓村人的命运，最终还是回到了最初的原始状态。虽是“流年”，作者却让时间在笔下倒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作者虚构小说意义的形式诉求。在对《日光流年》的文体分析中，有论者概括为“索源体”，“就是指按时间上的逆向进程依次地倒叙故事直到显示其原初状况的文本”[1]，笔者认为是再恰当不过的。对“索源体”这一美学特征的意义有这样的概括：“第一，可以激发读者的寻根索源的好奇心；第二，强化故事的神秘感；第三，显示作者的探本索源意向。”[2]这样的结构是“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中前所未有的”[3]，作者也曾为自己这样的结构故事感到兴奋，“我用3年时间写一部长篇小说的主要原因，不是这部长篇的内容，不是那些震撼人心的情节、画面，重要的是这部长篇的结构。这种结构带来的写作上的新鲜感，是我3年不懈写作的激情的燃料之源。”[4]很显然，这样的结构、这样的叙述方式已成为了“探本索源”的承载体，也是作者在序中所说的“人生的最初意义”的一种形式表达成为了文本意义不可或缺的存在。“探本索源”一方面有着作者的意义指向，正如以上所说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对于整个文本的支撑和所蕴含的文本意义的隐性表达。从“嘭的一声，司马蓝要死了”到司马蓝“把头挤送到了这个世界上”、“抽屉越来越高”、“水缸越来越粗”的人与物的比照中，作者让我们一点点地知道了故事在这种叙述中源求意义的所在。小说如此这般的记叙给予我们的“人生的最初意义”到底是什么呢？这种追寻对于我们又有怎样的意义呢？作者把这种意义给予了小说本身，我们也只有在小说中求索。
　　二、生命有限的抗拒
　　“死生，命也。”生与死的来临都是个体无法选择的必然，无法选择就有了某种神秘感。当个体生命存在于世界中，就有了对死亡这一生命中的偶然和不可抗拒的、必然的无所适从，个体存活的本身有这样一个必然的结果；那么，无论人有怎样的生命过程，生命的痕迹是斑斓还是邋遢，最终指向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生命的终结。于是，人的生活无论怎样伟大抑或怎样卑琐，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也就是向死而生。而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把死亡摆在了三姓村所有人的面前，把人活着的生命长度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每个人，甚至是没有出世的生命。作者将死亡讯息这样明确地告诉村落里的每个人，可以说是一种对人的生命有限的隐喻。把不可琢磨的死亡用集体都无能为力的堵喉症这样一种遗传的疾病来昭示，死亡如每天东升的太阳一样时刻的存在着，这样作者就把三姓村的人们推出了现实生活之外。时间对于个体来说，不再是永恒的而成倒计时的存在，对于时间迫近的恐惧就成了对于生命终结的慰安。当知道生命的长度即将结束的时候，本能的追求生的欲望就是活着的一切了。于是，三姓村人集体的生命目的就是活过四十岁，就是“天老地荒人长寿”、“有吃有穿好日月”。这个被死亡清晰认定的村落，这些保持最初原始生活方式的人们心中，在笔者看来，他们的生命目的是向生而死的。在这里，笔者所指向的是每个个体的生存目的。就整个三姓村人的世代生活而言，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是一种“生与死的循环往复关系”的“生死循环”[5]的过程。每个个体的生存目的因为死亡的明确没有丝毫的矫情，它们是悲壮又崇高的。生的目的是突破死的限制和生命长度的延续，要突破这种似乎宿命的限制才有了三姓村人在每一任村长带领下的一次一次的抗争，一次一次的努力。从杜桑到司马蓝，无论是杜桑的生殖繁衍的拯救，还是司马笑笑弃粮存油菜、蓝百岁修梯田、司马蓝修灵隐渠的决策，三姓村人都倾尽全力，但仍无法逃脱死亡的魔爪。时间因着太阳的升起和落下流逝着，因着每天的日光的氤氲闪烁朦胧而向前涌动着，直到司马蓝的死亡，“一切也就结束了，袅袅飘飘地烟消云散了”。真的如此吗？这就是“注释天意”的所在吗？不尽然。作者的精心结构和人物命运的如此安排，有着现实的合理性存在。现实中死亡本是一个终极的存在，也是不可能突破的樊篱，只是在小说中作者以不可治愈的堵喉症把死亡真真切切地昭示了出来，以三姓村人的一次次失败暗示了死亡的不可抗拒性。既然死亡让人如此无能为力，那么在生命有限的时间里呈现出怎样的状态，就成了对死亡的一种交代。正如作者所说“他们这战斗、抗拒、奋争的过程是失败的，而其精神是胜利的”[6]。在小说中作者给我们描述的虽是集体有限生命的存在，但却展示了一种打不垮的精神的无限延伸；虽然对于死亡的抗争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可是每一次的失败都没有让三姓村的人退却。这种精神在司马蓝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是贯穿整篇小说的人物，目睹了一次一次的死亡，经历了每一任村长的努力过程和失败的结局，但他还是选择了担当村长，延续着使命也延续着三姓村人生的希望。在死亡面前每个个体的抗争都是具体而实在的，不用说这有多么惨烈多么悲壮，在某种意义上，这本身就是对于赴死的不屈精神的延续。
　　三、意义回归的诠释
　　三姓村的人的种种努力和竭力的抗争最终的结果还是回归于活不过四十岁的宿命，如果说司马蓝因为手术的成功而能活过四十岁，但他为自己做出了与蓝四十同去的选择，跳进了死亡的网，走到了生命的终结。司马蓝的选择也许是更高一层的精神的回归：当生命的限制不再是人生活考虑的全部，那么精神家园的寄托和找寻也就变成了一种需要，这里作者还是让司马蓝以死亡的形式回归于精神的追求。也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我们走来的时候，仅仅是我们不能不走来，我们走去的时候，仅仅是我们不能不走去。而这来去之间的人事物景，无论多么美好，其实也不是我们模糊的人生目的。我不是要说终极的什么话儿，而是想寻找人生原初的意义。”不管人生这一路的风景如何，是美艳还是凄楚，人都是要走这么一遭，最后的归宿都是一样。既然结果可以想见，那么最初的生命律动是否能找寻的到？当生命结束可以用很多“意义”作总结的时候，人还能回想到被自己忽略的而又时刻伴随生命进程的一些东西吗？这就像迎着阳光雨露成长起来的参天大树的茂盛的树冠去探寻根的所在和方向一样，只要找到了根，也就找到了成长的依托，找到了扎扎实实的可以让树稳稳矗立的一片丰饶的土地，这样一切都可以沉潜，一切都可以源着生命的根充实而稳健地走下去。当生命呈现了这种状态，死亡也是生命消逝后的一种充盈。作者这样的精心设计和由死向生的追索，正是让这人生的原初意义——“人生在世的勇气和精神，面对生活生存的勇气和精神”[7]——在复归于生命初始时刻的希望之中彰显了出来，那么，我们这样苦苦追寻的这种“原初意义”又是什么呢？这是对我们自身存在的拷问，也是对一个民族的拷问。当人自身有了这种勇气和精神，纵使一切都归于虚无的死亡，也能在这一过程中担当起自己的责任而能够坦然处之，也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找到一些人初的原生意义，只有这样，我才能平心静气地活在这个人世、社会和土地之间，才能心平气和地面对生命，面对自己、面对世界而不太过迷失。”[8]当一个民族握住了这种勇气和精神，也就是个无畏和坚韧的民族、是个自信和自强的民族。因为只有知道这最初的意义才有向前迈步的底气和不断前进的根基。
　　
　　注释：
　　[1][2][3][5]王一川：《生死游戏仪式的复原——<日光流年>的索源体特征》，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6期。
　　[4][6][7]侯丽艳：《“不是我展现人物，而是人物展现我”——阎连科访谈录》，牡丹，1999年，第2期。
　　[8]阎连科：《<日光流年>原版自序》，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参考文献：
　　[1]阎连科.日光流年[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
　　[2]姚晓雷.阎连科论[J].钟山，2003，（4）.
　　[3]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
　　
　　
　　（任微微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116001）

• 任微微： 流逝中的生命源求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