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上“四大刺客”之一的专诸，凭小小鱼肠之剑便刺杀了护卫重重的吴王；只有一只胳膊的要离，一枪便刺中了吴国第一勇士庆忌；而荆轲面对没有卫兵防护的秦王，却只是扯断了他的衣袖。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往而不返”的荆轲反而远比那些成功者名头更响，“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晋·陶潜《咏荆轲》）。那么这位失败的“竖子”怎么就成了名传千古的“英雄”了呢？司马迁究竟是塑造了一个怎样的荆轲形象而让他赢得了千百年来人们尤其是文人的同情与礼赞的呢？
　　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部分的内容与刘向《战国策》中“燕策”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甚至连字句都如出一辙。研究者一般认为是《史记》借鉴了年代稍早的《战国策》，而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史记》多出了一部分内容，也就是位于文首的前5段。这部分文字不长，但比较郑重、详细地介绍了荆轲的籍贯、名称、爱好等，并写了荆轲遇到太子丹之前的一段经历：以术说卫元君而不被采用，游历赵、燕两国先后与盖聂、鲁勾践、高渐离、田光等人有过交往。这些事情表面上看是可有可无的闲笔，与下文“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没有太大关系，只是起到了一个完善传主荆轲人生历程的作用；但细究起来，实际上与后文密切相关，对荆轲人物形象的塑造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荆轲“好击剑”，以及与田光、高渐离交往等情况的交代，都为后文荆轲的出场以及行刺秦王等故事情节作了铺垫；其次，堂堂七尺男儿竟然被别人的怒目与怒叱吓跑，这看似懦弱的行为恰恰反映了荆轲如韩信一般为了完成大事而忍辱负重的性格，也为后文荆轲挺身而出，去承当刺杀秦王这一重任作了铺垫；当然，荆轲剑术之差也为后文其刺秦失败埋下了伏笔。
　　由此来看，这部分内容不但在情节方面起到了伏笔与铺垫的作用，还进一步丰富了人物形象。可荆轲的形象仅仅停留于一个刺客吗？以行刺秦王而名垂千古的方式合乎他人生最初的意愿吗？司马迁对荆轲的认识也仅仅限于此吗？笔者认为，我们必须认真研读属于司马迁“原创”的这部分珍贵文字，去挖掘其背后的“真意”，而其中所写到的荆轲之“好”当是解读个中意旨的一把“密匙”。
　　首先，荆轲“好读书击剑”。与写其他刺客完全不同，两处写荆轲“好书”，而“击剑”只出现一次，且“读书”置于“击剑”之前，这就说明荆轲并非一个单纯的带剑飘零的武夫，而是一个读书人，其易水送别时所咏唱之歌词是多么出色。那么他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呢？下文“以术说卫元君”这个细节大概能透露究竟：一个“说”字再次告诉我们他是靠嘴巴而不是靠手中的剑来行事的，而从卫元君不采用其“术”而导致卫国灭亡这一结果来看，荆轲的“术”当是关乎国家大事的、是抗秦存卫之术。这就说明他读书志在天下，他是一个“心怀天下”的文化人，可惜的是却不被卫元君所知，所以他只能到其他国家去寻求出人头地的机会。此外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荆轲“好击剑”，是不是就代表着荆轲的剑术一定高明呢？在面对盖聂、鲁勾践两大剑客时，荆轲并没有把手中的剑当作具有实用功能的武器，剑未出手便在别人的怒目与怒叱下跑得无影无踪。由此看来，荆轲的剑术大概并不高明。请注意司马迁的用词，是“好击剑”而非“善击剑”。那么，荆轲的剑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剑呢？我们不妨将它与前面所讲的“书”联系在一起来看。书与剑的交融，集中在荆轲身上，恰巧就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书剑飘零”的意象。所以，荆轲身上的剑大抵只是一种象征之物。可堂堂七尺男儿如此落荒而逃，未免也太懦弱了吧？但从后文来看，荆轲其实很勇敢。那他为何选择离开呢？而后文他与乐师高渐离、处士田光、诸侯国“贤豪长者”等人相处得非常融洽，与此形成了鲜明反差。那么两者的差别又在哪里呢？这大抵就是“志同道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请注意这两次荆轲不但没出剑，就连口也没开。这绝不是胆怯，而是无话可说，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而这两位鲁莽的剑客又怎会明白荆轲的心怀呢？所以，一直到最后，鲁勾践方才了解荆轲这个文人内心的抱负，不免感慨道：“甚矣吾不知人也！”
　　其次，荆轲“嗜酒”。到了燕国之后，荆轲常与高渐离等人在街市上痛饮狂歌，乃至于失声而泣。他所哭为何？饮酒的目的又何在？他又是一个酒徒吗？荆轲来到燕国后，遇到赏识他的人没有？这些问题其实不难回答，不过却很值得我们去关注，这对于认识司马迁笔下的荆轲形象至关重要。荆轲与高渐离间的举止颇似“竹林七贤”中的刘伶等人，志气相投，终日酣歌纵酒。而“善待之”的田光先生的身份则为“处士”，即有才有德而不愿为官的隐居者。由此可知，荆轲的“嗜酒”不过是抱负无法施展、未遇到赏识之人、人生不得意时借酒“浇却心中的块垒”而已。而“文人饮酒”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意象，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有半部都透出浓郁的酒气：白居易有《酒功赞》，李贺有《致酒行》；李白“斗酒诗百篇”，极为膜拜荆轲的陶渊明也曾作《饮酒》诗20首。“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萧统曾这般评价陶渊明之饮酒，那么荆轲之“嗜酒”当如是。
　　由此可见，荆轲本质上实该是一个抱负远大却又不得志的文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勇猛剽悍的“燕赵”刺客；他最初的理想应该是做一名“国士”抑或“辩士”，而非太子丹所以为的用手拿剑刺杀秦王的“勇士”。荆轲不可谓不勇敢，但终究不是真正的刺客，他只是充当了这一并不适合他的角色。所以，荆轲的悲剧本质上源于人生理想的错位，这也就揭示了荆轲刺秦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而同时，荆轲的人物形象也因此而更加丰满起来，也就进一步交代了其流传千古，尤其是为广大文人所慨叹的深层原因。因为他关乎一个梦想——“千古文人侠客梦”。而“史传”的史学性与文学性，由这5段也便可见一斑，正应了鲁迅的那句评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然而这5段的内涵还不止如此，据此我们还会发现它与后文的另一个内在联系，它揭示了全文在刺秦这一表层结构背后的深层结构——暗含着荆轲一生始终不为人所知（理解）的人生悲剧：荆轲于卫，终不为卫元君所知；于赵，先后不为盖聂、鲁勾践所知；于燕，先不为人知，后为太子丹所用却不为其所知。荆轲有着远大的抱负和出众的才华，却一直不被人真正了解。最后太子丹给了他不是机会的机会，尽管此去前景渺茫，但忠义守信的文人荆轲还是勇敢地拿起了手中的剑去行刺秦王，轰轰烈烈地实现了人生的价值。一段刺秦史，千古赋悲风。荆轲虽然失败了，但是他的刺秦壮举却被千古传颂，他为了心中的抱负矢志不渝地追求，以及进而体现的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毅精神却熠熠生辉。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受到荆轲这种精神的鼓舞，或以个人身躯对抗强权暴政，或在国家多事之秋挺身而出。这样的荆轲虽然失败了，但他这种无悔追求的精神怎能不令他名传千古！
　　那么，司马迁的这种创作根源又是什么呢？只要我们将司马迁和荆轲放在一起略加比较，就会很轻易地发现二人有着极为相似的人生历程。司马迁同样有远大的理想和出众的才华，却不为汉武帝所知，不为众大臣所知，不为世俗之人所知；但他甘受宫刑，忍辱负重，最终通过完成《史记》实现了人生的价值，也像荆轲一样矢志不渝。只不过，荆轲手握的是匕首，而司马迁手握的是毛笔。可见，作者的情感态度其实是一直潜藏在文字背后的，需要读者用心去解读。而笔者认为，仅凭此5段，司马迁也足以和荆轲一样彪炳青史了。“刺客是天壤间第一种激烈人，《刺客传》是《史记》中第一种激烈文字，故至今浅读之而须眉四照，深读之则刻骨十分。史公遇一种题，便成一种文字，所以独雄千古。”清代史评家吴见思在《史记论文刺客列传》中的这一段评论当恰如其分！
　　
　　（朱海峰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市松陵镇震泽中学 215200）

• 朱海峰： 悲剧英雄 错位人生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