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小说创作中，恰到好处的道具运用有如神来之笔，给读者以强烈的精神震撼，并能极大地充实作品的内容，扩展作品的张力。《围城》中，或大道具大舞台，精彩演绎如戏人生；或小道具大作用，红线牵引总揽全局；或不论大小道具，服务中心异彩纷呈。道具作为小说创作的重要手段和有机组成部分，留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关键词：钱钟书 《围城》 道具 写作意义
　　
　　“道具”是指演戏或摄制电影电视片时用的器物，大道具如椅子、桌子等，小道具如纸烟、茶杯等。作为艺术创作和艺术表演的重要手段和有机组成部分，道具的运用对推动情节发展、展示人物性格、营造特殊氛围、凸显个性主题、丰富创作语言、增强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等都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和特殊意义。
　　在小说创作中，恰到好处的道具运用有如神来之笔，给读者以强烈的精神震撼，并能极大地充实作品的内容，扩展作品的张力。看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只要张飞的丈八长矛挺起，我们便能真切感受到“张飞在此，谁敢过来”的石破天惊的豪迈气概，从而在一种强大的气场中，让读者与作者、作品共同完成“猛张飞”这个义薄云天、艺高胆大、粗中有细，甚至有时候还有点小小狡猾的独具个性的人物形象的再创造。看鲁迅的《祝福》，我们又怎能忘得了祥林嫂沦为乞丐后拄着的那根“下端开了裂的”拐杖！这个道具是何等的触目惊心，又是何等的意义重大!它与“间或一轮”的眼睛一道，不仅深层次揭示了祥林嫂由痛苦、困惑到煎熬、挣扎乃至沉沦、麻木的心理历程和生命历程，也使祥林嫂善良的苦命人形象永远镂刻在读者的内心最深处。同样，契诃夫《装在套子里的人》中主人公那套雨伞、帽子等终日形影不离的“宝贝”，也会让读者蓄泪苦笑之余留下经典的难忘记忆。由此可见，小说创作中的道具运用之妙难以言表。钱钟书深谙此理，在他的著名讽刺小说《围城》中，就有不少戏剧性的道具，如方鸿渐的留学证书、赵辛楣的烟斗、苏小姐的书、唐小姐的信、曹元郎的宣纸手册、顾而谦的金门牙，以及李梅亭的墨晶眼镜、雨衣、名片、铁箱、西药、香烟等等，有的看似细枝末节、无关痛痒，但作者无不以其独具匠心巧手剪裁，让它们时时发挥着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独特作用，不断拓展着作品内涵的深广度。
　　一、大道具大舞台，精彩演绎如戏人生
　　《围城》中的最大道具，莫过于那艘“倚仗人的机巧，载满人的扰攘，寄满人的希望，热闹地行着”的法国邮船。大幕徐徐拉开，仿佛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大舞台，在“带着酡红”的背景衬托下，“法国人、德国流亡出来的犹太人、印度人、安南人，不用说还有中国人”，各式人等次第登场，一个奇特混乱的世界便精彩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直教人唏嘘不已。
　　先是那几个新派到殖民地当警察的法国人，正围着那年轻善撒娇的犹太女人调情。虽然彼此言语不通，却居然能传情达意，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我们能不因此对法国人的浪漫手腕佩服得五体投地么？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这女人的漂亮丈夫，在旁顾而乐之”，因为他连日来香烟、啤酒等沾光了不少。戴着亮灿灿的绿帽还引以为乐，这份定力，这种域外风情任是我们最有雅量的国人都难以接受，并且一定会表现得怒目而视的。小说刚一开篇就凸显了全文的幽默讽刺格调，道具的背景铺垫作用不可谓不大。
　　而我们的国人精英分子，一群“到巴黎去增长夜生活经验”的中国留学生们，却别出心裁地以弘扬麻将国技为己任，成天赌钱消遣，聊以寄托乡心，迎合世界潮流。他们那种不舍昼夜的战天斗地精神，甚至令法国人感动不已。一副小小的麻将牌，既凝聚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又真实记录着中国人坚忍不拔的光荣传统和善于创造性地乐观生活的美好品质，并一路巡展到海外，成为了最能让西方人领略东方文化的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道具以小摄大的功用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排解漫长的旅程沉闷少不了男主人公的积极参与。难得“倒不赌”的方鸿渐，只因鲍小姐一句“你教我想起我的fianie”，便竭力避开芳心暗许的苏小姐，任凭“生殖的冲动”，神速地和鲍小姐苟合在一起。但当几天后，鲍小姐重又若无其事地扑向未婚夫，一个“就像他”的半秃顶黑胖子时，觉得受了侮辱的他很快又另寻新欢，细心地傍着苏小姐的纤腰走下船的扶梯。那个握有方鸿渐“冲动”证据的帮工阿刘，也“不禁又诧异，又佩服，又瞧不起”。混乱的野性撕开了爱情高傲的面纱，无情地将神圣和庄严踩在了地下，只剩下了赤裸裸的兽性、贪欲和肮脏的交易。或许，这才是那个时代的真实本质。大邮轮上每天上演的一出出闹剧，其实不正是我们现实生活活生生的缩影么？有时，小说道具透露的信息远比我们表面看到的、心里想到的要丰富、深厚得多。
　　其它如笨重的公路汽车等，同样能让李梅亭与寡妇、寡妇与仆人阿福的游戏为折磨人的旅途平添许多趣味，具有一种另眼看人生的实际意义。以有限传达无限，这是任何一种艺术创作手段所希望达到的最好效果。
　　二、小道具大作用，红线牵引总揽全局
　　道具作为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手段，有时就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红线，不断将各种人物推向前台一一亮相，并巧妙地推动故事情节有序发展。方鸿渐那张花了四十美金弄来的美国假博士文凭，就真正具有了这种集聚矛盾、推波逐浪的功效。
　　小小一方薄纸是方鸿渐四年留学生活的总结。这位学国学的人出洋“深造”，四年中换了三个大学，大学里先从社会学系转入哲学系，最后转入了中国文学系毕业。虽然兴趣颇广，却心得全无。为了顾全父亲的尊严和丈人的脸面，临时抱佛脚的方鸿渐只好剑走偏锋，经过和爱尔兰人一番讨价还价的较量，最终花四十美金买来了一张子虚乌有的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哲学博士文凭，从此他就有了一块能发挥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功用的遮羞布。父母顿觉脸上有光，丈人也多了一份助人成才的成就感和显耀的资本，而这位上了报纸、受了采访、作了讲演的方博士由此开辟了一条人生的新路，一张薄纸牵出了一连串引人入胜的或悲或喜的故事，小说的情节也就此变得跌宕起来。
　　因为一方薄纸，方鸿渐的命运一波三折，悲喜交集。当方鸿渐万里回乡、耳闻“博士”声声时，只想应付了事的他是内心有愧、诚惶诚恐的。但一旦人的自尊心、虚荣心得到了满足甚至膨胀起来时，他又变得心安理得乃至有点飘飘然了。丈人的肉麻宣传，父亲的满意微笑，小报记者的盲目吹捧，省立中学的应邀演讲，张家的相亲赌局，唐小姐的情愫暗生，乃至国立三闾大学的千里聘请，都让方鸿渐真切感受到了那方薄纸的神奇魔力。无意插柳的惊喜纷至沓来，最初的愧意也随之烟消云散。又似乎是这张薄纸的牵引，暗渡陈仓的赵辛楣，“不大理会人，并且对天气也鄙夷不理”的李梅亭，“笑容要比他的脸足足年轻三十年”的干瘪男人顾而谦，素净的孙小姐等一干人马才陆续粉墨登场，各以其“精彩”表现推进着由上海辗转到湖南僻野的苦恼旅程，生活现状尽显，人物性格毕现，其间交织的矛盾冲突也让故事情节变得更加起伏，小说的可读性、艺术性和吸引力变得更强。
　　而方鸿渐进入三闾大学后，由教授降级为副教授却“有苦不能言”的哑巴亏，与半路校友（克莱登大学）历史系主任韩学愈博士同假不同命的鲜明反差，以及教授英文课的“龙虎斗”，借刀杀人的“下堂”停聘阴谋，落寞离校的怅然若失等，时而乌云密布，时而柳暗花明，或苦或乐，或悲或喜，一幕比一幕精彩，一出比一出无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咏叹调弹奏出人生最丰富的乐章。由此可见，合适的文学道具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展示人物性格、营造环境氛围等方面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三、小道具大道具，服务中心异彩纷呈
　　道具不论大小，其服务主旨的原则是不变的。《围城》的道具设计，可谓大有大的妙处，小有小的效用，在共同完成“围城”这一主题的创造方面互为一体、相得益彰。
　　在所有的道具中，李梅亭的特大号铁箱子是最有意思的。这个箱子足有一个人那么高，似乎可以“把全家都装在行李里了，老婆、儿子、甚至住的房子”。在不远千里奔赴三闾大学的途中，李梅亭最关心的就是他的宝贝箱子，甚至当拉箱子的车夫翻车摔得血淋淋时，他首先想到的是“箱子给你摔坏了”；坐洋车时，他只关心他的大铁箱还在车顶上没有；当托运的铁箱还没踪影时，他就急得直嚷直跳，还忍住心痛，连续打了两次长途电话。他的箱子内部，“像口橱，一只只都是小抽屉，里面是排得整齐的白卡片，像图书馆的目录”。在众人敬佩目光的注视下，这位准中国文学系主任大言不惭地吹嘘：“这是我的随身法宝。只要有它，中国书全烧完了，我还能在中国文学系开课程。”但当大话一旦被揭穿，人们愕然看到的却是大半箱西药，原瓶封口的消治龙、药特灵、福美明达片等应有尽有。他只好苦笑：“内地买不到药，各位万一生起病来……”当大家的盘缠告罄时，他甚至豪爽地说：“假使明天还没有办法，而旅馆逼钱，我卖掉药得了。”然而，他的真实本意是，准备将药以十倍原价去卖给穷乡僻壤的学校医院。所以当顾而谦准备问他要三五片福美明达来含时，“险的使他进地狱”。而孙小姐因呕吐讨要几粒仁丹时，虽值钱无几，他认为彼此还不够一包仁丹的交情，并且仁丹封皮一拆，余下的便卖不了钱，最后只好取了一粒自己早已偷打开了的日本牌鱼肝油丸亲自喂食了事，害得房间里只闻着一阵鱼腥味，孙小姐泪湿枕巾，痛苦难受。当他的中国文学系主任美梦成空时，他开出的谈和条件是“除非学校照他开的价钱买他带的西药”。至此，一个足与世界级守财奴阿巴贡相匹敌，“又要立牌坊又要做婊子”的小气鬼形象便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出来，直教我们国人汗颜不已。铁箱子其实就是李梅亭精神的“围城”，它的大和高有力反衬了其形象的卑污与内心的渺小，而几粒小小的仁丹更有着阿拉丁神灯的功效，对比中真切地将李梅亭心灵丑陋、阴暗的一面无情地剥开，无限地放大，并使之无处遁形。道具大与小、内与外的巧妙组合，使作品的人物形象勾勒更具立体感，作品的讽刺基调更具现实基础和现实意义。
　　《围城》中，还有不少能彰显以小见大功效的小道具，如李梅亭三行衔头的名片、新买的雨衣，曹元朗的红木法帖，苏小姐的题诗扇子，孙小姐的绿绸小伞，顾而谦的金牙，汪处厚的胡子，陆子潇的信等等，无不“于细微处见精神”。以小说中飞舞的书信为例，方鸿渐与老父亲的书信是维系血缘关系的亲情，与老丈人的书信是礼尚往来的人情，与赵辛楣的书信是人间尚有温暖的友情，与唐小姐的书信是“尝试给读者一抹亮色”的爱情，与高松年的书信是教人读懂多味人生的世情。“小学、中学、大学都不肯毕业，因为他觉得没有先生配教他考他”的躬背哲学家褚慎明，靠着常翻外国哲学杂志，查出世界大哲学家的通信处，把书评栏目里赞美他们著作的话改头换面变成自己的意见，然后在几万里外写信恭维他们，个个都送上一顶“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的高帽子。于是，他就不断收到这些“最牢骚不平的人”的高兴来信，还得到了“中国新哲学创始人”的赠礼。就是靠着三四十封这类回信，褚慎明吓倒了无数人，有位爱才的阔官僚花一万金送他出洋。他后来靠着把这官僚讲中国人生观的著作译成英文，过上了极闲适的日子。一张便笺、两划签名、几行外文，便将“扯虎皮做大旗”的机巧运用到了极致，实现了社会艺术、生活艺术的颠覆与创造，那确是人中龙凤，能受千万人顶礼膜拜了。而历史学副教授陆子潇同样是太极门中的高手，他桌上轮流装点着的一封来函（他亲戚写给他的一封信，左角印着“行政院”的大信封上大书“陆子潇先生”）、一封去信（他写给外交部那位朋友的信，信封虽小，“外交部欧美司”六字笔酣墨饱、字字端楷），直教人高山仰止、云里雾里，根本不敢去深究是否有“狐假虎威”之嫌。书信与小说人物形象刻画如此深入的嵌入，凸显了道具设计在小说创作中的存在价值。
　　四、《围城》道具运用的几点启示
　　从阅读者和欣赏者的角度而言，任何一种艺术创作手段的成功运用，都有其值得玩味的可取之处。《围城》的道具写作留给我们读者的启迪，必然远比笔者谈到的更多更多。
　　1.小说创作具有无限的包容性。戏剧道具也好，美术道具也罢，只要需要，小说创作都可以“拿来”。任何一种艺术手段都可以在小说创作中得到恰到好处的运用，并能不时给读者带来一种审美的惊喜、愉悦和满足，进而有效地帮助实现艺术的再创造。
　　2.道具是小说讽刺艺术的强力催化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钱钟书的幽默、《围城》的幽默就是道具设计的幽默。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独特的幽默，小说的讽刺力量才会更加强大，小说的艺术影响力才会更加深远。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突然抽走了李梅亭那个宝贝铁箱子和里面“变戏法”似的东西，这个戏剧化人物形象的塑造将变得多么的苍白无力。道具能够通过一种漫画化的手法，最大程度地提升小说的讽刺艺术效果。
　　3.道具能够不断拓展作品的审美内涵及价值。就单个个体而言，道具作为一种静物并不具备什么特别的审美意义，但一旦依附了人的活动，并成为其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话，就具有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可以因应人物活动的变化及情节展开的需要，多方展示其独特的审美内涵和作用。或许正因为如此，方鸿渐的那张假文凭才会漂洋过海，不仅牵引着主人公的命运变化，还能寻“亲”访“友”，慰抚着一个个不安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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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树福： 钱钟书小说《围城》中道具的写作意义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