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PLUS 教研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6期 ID: 148458

[ 崔新慧 文选 ]   

两种不同的声音

◇ 崔新慧

  摘 要:《孤独者》中“我”和魏连殳的三次论争,实际是有关于人的生存的希望、生存的状态、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的论争。从一定意义上讲,它超出了单纯在现实和历史层面上对孤独者命运的探讨,而深入到了对于整个人类生存的根本思索,同时也赋予了这篇小说以浓郁的哲理气息和丰富的心理内蕴。
  关键词:声音 论争 生存
  在鲁迅的小说中,《孤独者》是笔者最为欣赏和珍爱的一篇。孤绝、阴冷、悲怆、抑郁,是笔者阅读这篇小说的一个基本感受。就这种基本感受而言,《孤独者》这篇小说的艺术特色,不但在中国其他现代文学作家作品中绝无仅有,即使在鲁迅的作品中,也只有《狂人日记》、《药》、《在酒楼上》、《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等少数篇章足以当之。《孤独者》的重要性亦由此可知,它在鲁迅作品中是不可多得的名篇佳作。如同《狂人日记》,《孤独者》的思想内含容量极大,多年来,学术界的同仁们已经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对这篇小说进行了相当深入细致的分析。在此,笔者只打算重点谈谈小说中不断反复回荡着的两种不同的声音,即作为小说主人公魏连殳和作为小说叙述人“我”之间的三次论争,并尝试作出笔者的理解。
  关于这篇小说,鲁迅自己有个说法,就是“(《孤独者》)那是写我自己的”,“我就是魏连殳”。由此可知,这篇小说是鲁迅的一篇自喻之作。的确,如果我们仔细审读鲁迅作品,就可以发现小说中的许多细节同鲁迅早年的经历十分吻合。小说主人公魏连殳曾经讲到一个细节,就是在他的父亲死去之后,他的本家要夺他的屋子,逼他在笔据上画押。这正是鲁迅早年所亲身经历过的,创痛酷烈,终生难忘,所以不由自主地在他的小说中流露了出来。就魏连殳的长相而言,也特别像鲁迅。且看小说中的描写:“他是一个短小瘦削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当鲁迅的夫人许广平还是学生的时候,第一次见到的鲁迅给她的印象是这样的:“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里来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的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从以上两段描写中不难看出两者的相似,当然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相似。
  这篇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欢爱悉绝、始终处于孤独状态中的人,是如何被社会和多数所压榨、所欺凌以致最终被完全毁灭了的过程。小说中的叙述人“我”和魏连殳的第一次论争是关于“小孩子”的论争。小说这样设计这一段对话:
  (魏)“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
  (我)“那也不尽然。”
  (魏)“不。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后来的坏,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原来却并不坏,天真……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
  (我)“不。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大起来怎么会有坏花果?譬如一粒种子,正因为内中本含有枝叶花果的胚,长大时才能够发出这些东西来。何尝是无端……”
  这一段对话,从表面上看来,是讨论小孩子的问题,但实际上讨论的却是有关人的“生存的希望”的问题。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希望的象征。“我”和魏连殳对于当时的中国现实都是不满和失望的,但魏连殳寄希望于孩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只要从小做起做好,中国就可以逐渐好起来;而“我”却认为中国的现在的坏,恰恰在于从根苗上就坏了,从这一点上看来,中国是没有希望的。由于在看法上有着根本性的分歧和差异,“我”和魏连殳的这场探讨不欢而散。接下来,描写了魏连殳对自己的怀疑。他说,有一天他在路上走,有一个小孩子,还不会走,突然冲着他大喊了一声“杀”。这一声“杀”是很令人震惊的。当革命的先驱者,为着被压迫者奋斗了一生,再也无能为力时,最后遭到的却是自己人的唾弃。这也是鲁迅所欣赏的一位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在描写他笔下的主人公工人绥惠略夫时所深深感受到的哀痛。在这场论争中,魏连殳宣告了自己的败退,通向希望的生命之链被残酷的现实轰毁了。
  第二次论争是关于“孤独者”的讨论。有一天,“我”看到魏连殳实在孤苦冷清,于是忍不住劝慰他道:“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你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我”的意思是说,境由心造,你现在的孤独的状况是可以改变的,假如你自觉地将世间看得光明一些的话。但魏连殳却避开“我”的问题不答,转而谈起了自己的祖母,描述了自己和她之间的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祖母其实是一个很孤僻的人,而自己也是一个这样的人,自己虽然没有继承她的血液,却拥有了和她相同的命运。在祖母大殓的那一天,魏连殳说不知怎的,突然将他的祖母的一生浓缩在眼前了,魏连殳接下来说:“你现在对于我的意见,就是我先前对于她的意见。”魏连殳的意思是,孤独是一个人的本性,是命中注定、不可改变的。这不是一种生物遗传,而是一种精神遗传。联系到下一节,小说叙述人“我”也遭到了和魏连殳相同的命运。“我”遭到了“挑剔学潮”的攻击,终于也失业了。那么,从魏连殳的祖母到魏连殳再到我,就共同构成了一个“孤独者谱系”。他们在这里所探讨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有关人的“生存的状态”的问题。对照上一个问题,“我”和魏连殳的位置悄然发生了部分位移。魏连殳已经自觉地安于这种孤独的状态,哪怕这种状态已经预示了失败的结局。
  第三次论争是关于“为什么我还得活几天”的探讨。小说写到,“我”在到山阳之前,魏连殳找到我,终于说出请“我”帮忙找工作的事,他的理由是因为“我……我还得活几天……”可是到山阳后,“我”的境况并不见佳,终于耽搁了下来。在下雪的一天,闭目枯坐中,“我”突然想起了魏连殳,并想起了他的最后的话“我还得活几天”。“为什么呢?”“我”这样发问了。接下来,“我”就收到了魏连殳的来信,仿佛有心电感应似的。这一个细节也表明,其实“我”与魏连殳本是同一路人。信中称呼“我”是“申飞”,这是一个鲁迅曾用的笔名。由此可见“我”其实也是鲁迅的另一个化身。接下来,魏连殳讲述了自己为什么还要活下去的理由。人活着当然首先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但当这一切都失去了时,那么活着的理由就变成了为“爱我者”而活着。这“爱我者”包括我的亲人、我的朋友(其中当然包括这个被称为“申飞”的“我”)等。但当连“爱我者”自身也活不下去了的时候,那我还要活下去,这时候就变成了为我的“敌人”、“恨我者”而活着。我偏活着,偏给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们一些小不舒服,给他们的看似完满的世界一些小不愉快。这是对于人的心灵的拷问,仿佛拿着锐利的解剖刀,将自己一层层地剥开,看看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于是“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原来,魏连殳已经成了杜师长的秘书,变成了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于是他给予了先前压迫他的人以压迫,侮辱他的人以侮辱。然而,这却是一种倒行逆施,最终迅速导致了魏连殳的死亡。这一场论辩,魏连殳本人并不在场,但其实又在场。他们之间所探讨的问题其实是有关人的“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命题。这场探讨展现了魏连殳的全面溃败,并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和魏连殳的这三次论争,实际是有关于人的生存的希望、生存的状态、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的论争。这就从一定意义上,超出了单纯在现实和历史层面上对于孤独者命运的探讨,而深入到了对于整个人类生存的根本思索,同时也赋予了这篇小说以浓郁的哲理气息和丰富的心理内蕴。小说之中始终论辩着的“我”和魏连殳,实际是鲁迅的两个不同化身,他们以极端化了的对立状态表现了鲁迅的两个不同侧面。这两种声音的相互纠结、缠绕共同形成了鲁迅小说中的复调诗学。
  这种自我辩驳的始终处于开放的未完成状态中的复调诗学特征的形成,与鲁迅当时的处境密切相关。这篇小说创作于1925年10月,鲁迅正处于“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时期。曾经轰轰烈烈、盛极一时的新文化运动退潮了,曾经共同战斗过的《新青年》的同仁们有的高升,有的退隐了,鲁迅又经历了一回精神上的寂寞,他又一次不得不面向孤苦的自身。这时的鲁迅,已经失去了一向引之以自豪的弟弟周作人的亲情,还要被迫拿出几乎全部的精力与现代评论派的所谓正人君子陈西滢们进行论战。“公理”、“正义”、“多数”等好听的美名,都被“正人君子”们霸占住了。鲁迅所剩下的只是被绅士阶级所斥责的“下流”或“无礼”的胡闹。由于鲁迅在北师大学潮中的立场是站在学生一边,触怒了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章士钊遂于8月份罢免了鲁迅在教育部的官职,为此激起了鲁迅的反抗,引发了一场著名的官司。虽则鲁迅最终赢取了这场官司,但这对鲁迅的伤害是巨大的。这时,除了少数几个可以信托的老朋友如许寿裳,以及此时出现的异性知音许广平等,鲁迅几乎处于一种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悲壮境地。社会和多数、“公理”和“正义”等几乎要将鲁迅压倒,把他逼成一个试图对一切都开枪,对一切都复仇的工人绥惠略夫式的化身。这种孤独的处境正是鲁迅完成这篇奇绝的小说的基本心理动因。
  这种复调诗学特征的形成,还与鲁迅所欣赏的一位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着密切的关联。关于这位作家,鲁迅最惊叹的是他描绘人类灵魂的深度。在《<穷人>小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忆韦素园君》等文章中,鲁迅对这位作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多次的称引。“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这段话用之于阐释《孤独者》中的“我”与魏连殳的两种不同的声音最为合适不过了,只不过“我”与魏连殳的角色有时会发生悄悄的位移。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我”与魏连殳都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个体,他们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从中可以发现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密切的精神联系。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曾经写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其中提炼出复调小说。鲁迅当然不可能看到巴赫金的理论,但他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深切感受到了这一点,并有意识地运用到了自己的小说创作中。
  (崔新慧 山东省邹平电视台 25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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