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工农兵文学思潮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潮，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在现代性的视野下，从时间、空间和人的维度审视这一思潮，来揭示它的历史意义，将有助于我们把握现代文学甚至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
　　关键词：工农兵 文学思潮 现代性 民族国家
　　
　　20世纪的中国文学，“现代性”和工农兵文学思潮是两个主要的话题。自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被提出以来，由此产生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工农兵思潮作为贯穿20世纪中国文学近半个世纪的一种思潮，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无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工农兵思潮关系着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演变与发展。
　　一、政治与文化的联姻
　　中国的“现代性”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在文化、经济和政治等方面达到一种渐进式的演变，而是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政治现代性在单一层面的极端发展。工农兵思潮可以说就是文学在政治层面的“现代性”表现。“现代文学史是与现代政治因缘很深的学科。”[1]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的工农兵文学思潮，首先就是出于对作家政治立场和思想的改变，它实质上是20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理论在新时空下的急促和发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其成为一个明确的政治观念。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这种观念被一再地强化。
　　工农兵文学思潮同时又是一种文化观念，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大众化运动理论、实践化的表现。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脱落于精英文化与贵族文化之外的民间文化，使民众在文化层面上认同革命，极大地鼓舞了民众参与文化的热情。工农兵观念的提出，确实是对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调整和丰富，给作家提供了真心认识民间的机会，促进了雅、俗文化的交流，使最初以启蒙和救亡为目的的文学倡导终于被大众文学的自身所取代，个人的文人文化被淡化，文人文化被逐渐取消，大众文化被进行了改造。
　　总体来看，工农兵文学思潮在推进文学大众化的意义上，可以说代表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方向。民族国家在寻求现代化的道路上，首先诉求的是一种能够实现现代化的政治想象。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是一致的，但是在中国二者却存在着冲突。由于中国现代性没有本土的思想资源，只能从西方引进，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又必须反对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历史的矛盾：一方面，争取现代性必须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又必须反对西方，这意味着反对现代性。因此，如何调和这种矛盾就成为工农兵文学思潮的历史使命。
　　二、时间、空间及人的三维统一
　　在历史的时间链条上，当“古典文学”被陈独秀们“推倒”时，随之而去的，还有几千年来文学稳固的传统。“现代文学”由此获得了一种“自由”。但在某个隐蔽之处，这种“自由”却不是中国文学自身运动规律、自主选择的结果。文化上落败于西方，令中国文学获取现代性须以破坏自有历史与特性为前提和代价。在这样的迷惘中，特殊的历史赋予了工农兵思潮存在的历史机遇。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工农兵文学思潮作为其时间链条上必不可少的一环，一方面承接着中国文学的古老历史，另一方面也指向中国文学发展的未来。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现代中国向哪个方向发展、如何发展，都无疑成为了工农兵思潮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就空间意义上来讲，民族国家是一个空间疆界意义上的地域共同体，同时它也是一个以情感想象为表征的文化共同体。对于民族国家来说，维护疆土主权的完整，维护地域共同体的完整往往是通过维护文化共同体的凝聚统一来实现的。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对民众而言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2]在战争的极端样态下，民族国家的命运成为文学的焦点。国家空间被战争的炮火撕裂，为适应战争总动员的宣传需要，文学如何走向大众，最大限度实现宣传鼓动的功能，成为文学生产者和传播者共同面对的问题。国家空间被战争的炮火撕裂，家国一体、国破家亡不但剔除了个体的欲望紧张，而且击碎了乡村田园牧歌之梦，民众的命运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命运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只有同心同德，众志成城，才能捍卫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存在。在这里，工农兵思潮寓寄民族精神于国家政体之中，民族国家意识被叙述为一种神圣永恒的普遍历史意识。正是在这样严酷的历史环境中，工农兵思潮成为40年代后解放区文学甚至是中国文学的主流话语。
　　工农兵文学思潮实际上是不遗余力地要求自身成为一种普遍的全民共识的大众话语。在传统中国向现代化的世界格局中行进时，中国人无疑受到现代化所带来的挑战。五四以后，社会革命兴起，由于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救亡压倒了启蒙，启蒙主义消退，革命古典主义兴起。而这一切，实质上是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难以为继，中国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以农民为例，在传统与现代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现代性话语的参照系下，农民作为不是那么现代化的人群，合乎逻辑地成为了带有落后、愚昧、守旧等传统社会性质的标志。农民事实上成为被现代“化”的客体。另一方面，40年代进步知识分子文人时以“投奔自由”的名义涌向解放区，寻求的是可以实现自身抱负的秩序和权威。在当时，工农兵思潮是惟一能够同时满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三大需要的精神资源：一方面维系中国继续走向“现代”的通道，一方面可以反抗“西方”，另一方面又能在中国恢复、重建强力的权威主义社会、政治与文化。他们为了某种梦想，舍弃自由，走向整齐划一，走向秩序，走向集中，艰难地寻求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合法意义，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知识分子对自身又一次的身份定位。在新历史时空中，无论是平凡的劳苦大众还是精英的知识分子，在工农兵文学思潮的影响下，都成为必不可少的一份子。五四以来所推崇的“人”的命题，又以一种新的形式重新处于时代的中心。
　　三、时过境迁的得与失
　　工农兵文学思潮中民族国家意识的强化，大众化叙述策略的重构，都是战争文化传播观念制约下文学的必然状态，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乃至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它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潮后，同样有着巨大的收获。譬如，就文艺与大众的关系来说，消除了积久的隔阂，走向融合，文艺创作者不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的精神贵族，成为了普通群众的一员。另一方面，大众不仅是文学创作的接受者，而且参与了文学创作事业。就创作实践来说，大众作为历史创造者角色的艺术形象大量出现，工业、历史、国际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生平事迹等题材的出现，弥补了五四以后30年间新文学创作的许多空白。就文艺创作主体来说，他们普遍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没有庸俗的商人气息和玩弄文学的不良倾向。
　　遗憾的是，建国后的工农兵文学思潮渐趋凝固和僵化，逐渐失去了生机。究其原因，一是文艺思潮的全盘政治化，一是其惊人的封闭性。工农兵文学思潮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较强的排他性、斥异性、封闭性，在建国后越来越严重，文学的主体性不断地丧失，一度失去了自我。但无论如何，工农兵文学思潮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引领了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探索，代表了中国现代化的一种方向，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1]杨义：《关于现代文学史编撰的几点随想》，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
　　[2][美]安德森著，吴睿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安彩莲 陕西省绥德县张家砭中学 718000；张军 陕西省延安大学纪委 716000）
　　
　　

• 安彩莲 张军： 现代视野下的工农兵文学思潮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