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批判了当今文坛上存在着的淡化文学思想性而导致的文学庸俗化、边缘化的不良倾向，指出思想性是文学的灵魂和文学的生命力所在，是文学社会价值的体现，因而作家不能忘却自己的社会责任，要使文学走在时代思想的前沿，发挥引领社会进步的作用。
　　关键词：文学思想性 社会责任感 文艺价值
　　
　　一、不该出现的现象
　　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文学经历了“回到文学自身”的“向内转”，文学从政治、思想、社会批判等阵地大幅度地后撤。结果，有的作家自我放逐，放弃了对社会的责任；一些创作疲软苍白，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思想饥渴症，缺乏引领潮头、启人心智的强有力的思想，或崇高感缺失，或理想精神不足，或英雄文化疲软。文学缺筋骨似乎成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精神与情感没有实现很好的匹配。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随着社会的多元化、文化的多样化，有的人越来越物质化和原子化，有的文学越来越内心化、个人化，有的作家的视野也就越来越狭窄，他们对形式技巧、想象虚幻之类的话题津津乐道，对文学以外的东西却丧失了基本的兴趣和能力。一些作家忘却了自己的社会担当，或是漠视现实、回避矛盾、远离社会，把娱乐当作创作的主要目的，消解思想、解构理想、躲避崇高，声称只写风花雪月、茶余饭后的闲适情感，热衷于在作品中表现仅仅属于“小情小我”的狭隘情感，泛娱乐化倾向有所抬头；或是悲观厌世、厌烦政治，对文学创作的思想性要求产生了厌倦情绪，把那些人类崇高的理想和永恒的价值视作无物，不追求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人文关怀；更有甚者，逆社会主流思想思维，与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背道而驰，与主旋律的要求相悖而行，为追求奇特的感官刺激而背弃基本的道德规范，为了商业利益而践踏民族情感和伦理底线，把体现人类正面价值（正义、公正、忠诚、勇敢、善良）的艺术形象置放在一个被篡改、被否定、被质疑、被漠视的叙事语境中，虚构“痞子雷锋”，歪曲历史，戏说领袖，为“小三”正名，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向洋人兜售假国粹，与太监比奴性。
　　于是，文学作品的思想性这个被称作文学作品“灵魂”的东西，在有的作家的创作过程中被逐渐淡化、弱化、边缘化，甚至被忘却、被歪曲。在有的文学作品中既看不到对当下中国人生存境域的思考，也看不到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更看不到对终极价值的思考。一些作家似乎已集体降级为故事能手，喋喋不休地炮制迎合低级和初级欲望的故事，他们满足于一种脱离真实生存经验、对生活缺乏思考的伪现实主义；而在脱离现实、缺乏思想的同时，当下有的文学写作争先恐后地投入商业的怀抱，把肉麻看做有趣，并作为投身市场的新招数。这些作家不仅缺乏社会责任感，缺乏道德良知，缺乏对人性深层次的思考，失去了触摸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的能力和勇气，而且背离了“五四”时期以及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关注现实的优良传统；也与诸如托尔斯泰、加缪以及当代的苏珊•桑塔格等外国作家既以自己的作品展现社会的变迁与丰富，又直接介入社会运动的作风相去甚远。
　　上述种种现象，无疑偏离了健康、正确的文学发展方向，不符合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目标要求，不符合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作用，应当引起全社会的高度警觉，有责任感的作家应加以克服和抵制。
　　二、不应淡漠的属性
　　1.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体现了文学最根本的社会属性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文学艺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具有很强的社会指向性。这是因为，一方面，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的产物，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必定要为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服务。另一方面，任何作家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历史社会当中，处于一定的阶级、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其创作必然受其世界观的影响，必然要按照一定的政治观点和社会观点去观察生活、选取题材、提炼主题、安排情节、处理矛盾，依据自己的政治倾向去反映和表现生活。其实，古今中外真正伟大的作家都是思想家，他们对于客观世界的主观认识，他们的哲学思想，都会直接影响到作品的思想深度。他们总是在作品中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表现出自己的爱憎感情，表现出一定的人文主义思想，使作品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鲁迅既是伟大的作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阿Q正传》批判了旧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狂人日记》声讨了扼杀人性的封建礼教，《药》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唤起民众。鲁迅的任何一篇作品都包含着极为深刻的思想内容。
　　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思想文化的创造，文学作品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思想文学的符号，没有思想就没有生命力。而从文学必须具有更高的要求来说，文学必须站在思想的前沿，成为引导人们攀登更高精神境界的旗帜。所以，思想性，这个尺度永远不会过时。当我们说文学的创新不足时，其实常常是指文学作品的思想贫乏。当作家没有来自生活、能够有力地解释生活的独到思想时，他就不会有富于创造力的角度、形式和语言。
　　一个作家在一个时代的创作，不仅需要巨大的知识准备和经验准备，与此同时，他还需要强大的思想力量。思想不是现成的概念和教条，更不是形形色色的成见和偏见，思想是艰苦的对话和探索。鲁迅先生说，文学是民族精神的火光，就是因为，现代文学的先驱们在与民族生活的对话中、在他们的实践中磨砺出对生活的新的眼光和新的看法，从而启迪人、激励人，有力地拓展了民族的精神疆界。一个经受过现代文学洗礼的中国人，他对自我、对世界、对民族国家命运的看法必定是与前人不同的。
　　2.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体现了作品的社会价值
　　文艺作品具有双重属性和双重功能，它既有商品属性，也有意识形态属性；既有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功能，也有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政治发展的功能。中国古代《尚书·舜典》提出了“诗言志”的说法，孔子进一步以“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观点，概括了他对文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兴”可以理解为文学具有鼓舞人心的作用；“观”就是文学具有认识现实社会，尤其是了解民心民情、反映政治得失的作用；“群”有教育团结社会成员的作用；“怨”有讽刺、批判、揭露、讨伐社会黑恶势力的作用。白居易在《读张籍古乐府》中则说：诗“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
　　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仅能满足人的感官愉悦和心理需求，也能提升人的思想境界、审美水平和文化素质；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也给人以思想的启迪。古往今来，凡属世界一流的文学作品，必定凝铸着某些令人刻骨铭心、为之震撼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境界，都是因为那些作家能够站在历史的进步力量与人民大众一边，表达出深刻的时代精神和高度的思想意蕴。在西方，如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英、法诸国文学作品中洋溢着的“人本主义”精神；18世纪法国文学中的启蒙精神；19世纪英、法、俄罗斯诸国文学中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等等。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慷慨悲壮、伤时忧生、歌哭笑骂的汉魏文学精神；笑傲王侯、洒脱不羁、刚勇进取的盛唐文学精神；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中国“五四”文学精神等等。正是这些精神，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学之魂，成就了一些伟大的作家作品。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曾经回忆过《怎么办？》一书对他走向革命道路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说：“在我接触到马克思、思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之前，对我起着主要的、占压倒优势影响的只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这种影响就是从《怎么办？》开始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最大功绩，就在于他不仅指出每一个能正确地进行思考的和品行端正的人都应该成为革命者；而且，他还指出另外的、更为重要的一点：革命家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行为原则应该是些什么，他应该怎样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及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来使它实现。”[1]
　　文学事业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种文艺作品的基础，肩负着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光荣使命。面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面对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以及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复杂环境，文学作品对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和谐文化，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道德力量，促进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共同精神追求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积极的作用。
　　3.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是作品艺术价值的重要体现
　　文学作品的思想性虽然寓于艺术性、观赏性之中，并通过艺术性、观赏性得以实现；但如果作品缺乏思想性，其艺术性、观赏性也就丧失了灵魂，失去了内涵，变得浅薄乏味，因而容易失去生命力。注重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和欣赏性，是为了培养和提高人的感受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引导人们去追求高尚的审美理想，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塑造完美的人格气质。这种进行艺术欣赏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美育的方式，是广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
　　文学固然有休闲娱乐功能，但更有思想和审美的境界，舍此，文学便只能在低层次的感官刺激层面打转。无论是五四时代，还是上世纪８０年代，当时最优秀的作品本身就体现了时代的思想脉动。比如鲁迅发表《阿Q正传》的时候，对国民性的反思，触及到社会的神经中枢，本身既是文学，同时又是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上世纪80年代也是如此，新思想的火花，最先在小说、报告文学甚至诗歌里闪现，这些作品被人们争相传阅，影响大大超出文学圈，甚至轰动全社会。“寓教于乐”的道理已经讲了两千年，人们要想找到一种不含任何教育因素的娱乐，找到一种纯粹“轻松”、纯粹“消遣”、纯粹“休息”、纯粹“宣泄”、纯粹“本我”式的审美，显然是困难的。只重艺术欣赏而无视现实，只重抽象的“人文关怀”而无视“关怀”中的价值意义，只重“人性的深度开掘”而无视“开掘”中潜在的历史情境，只重偏执的“自我演练”而无视大众真实的阅读渴望，只能造成文学创作的新困顿，造成精神视域的绝对化，造成作品与读者的大脱节。所以，虽然艺术性、欣赏性是衡量文学作品质量高低优劣的重要条件，但思想性永远都是评价文艺作品的首要条件，“内容为先”永远是一条不变的规则，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永远都是文学作品最主要的功能和作用。
　　其实，文学的思想性不同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的思想性。文学的思想性是与作家的生命情感体验、艺术直觉以及作品的艺术形象融为一体的。肯定一部作品的思想价值的同时也意味着对其艺术价值的肯定。作家的思想秘密就隐藏在“怎么写”、“写什么”的艺术话语中。越是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其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融合度也就越高；而且，在这种融合中，其思想性的生命力往往占据更突出的地位。现代作家中仅就审美感觉的细腻、文笔的优美、生活积累的厚实、学问的专精等而言，与鲁迅相当、甚至超过者不乏其人，但他们都无法与鲁迅媲美，其原因就在于鲁迅作品思想的深刻性无人比肩。这说明思想有深度，文学才有力度。
　　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总是被情感所包裹，并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出来，只有将情感渗透在思想里的作品才具有震撼心灵的艺术魅力，使读者在激动不已的同时去深入领会作品蕴藏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文学作品的情感性又离不开思想性，因为这种情感性往往是在理性的指导下才具有特定爱憎情感的倾向性。所谓倾向性，其实就是作家的爱憎褒贬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的思想艺术属性。显然，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性和情感性二者互相渗透、互相融会，成为一切文学作品不可缺少的要素。
　　三、不能忘却的担当
　　文学意味着担当与责任，因为担当与责任，伟大的作品能够经久不衰，历久弥新。回顾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我们就会看到，思想性是文学生命力的重要指标：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在当时广受读者热爱，这固然有时代的文化条件的原因，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作家们在那时站到了时代的思想前沿，在认识时代、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时，文学提供了最新锐、最直接的观点和眼光。通过当时的文学作品，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人们意识到生活原本是什么样，可能是什么样，应该是什么样，文学不仅成为一个民族的感官，也成为民族头脑中最敏锐的一部分。如果说，我们今天的文学依然不能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那么最主要的原因不在于文学还不够娱乐，而在于面对着这个时代急剧变化、千差万别的复杂生活，文学缺乏足够的思想力量——在文学上，就是缺乏洞察力、理解力、表现力，所以就不能直指人心、打动人心，就不能保持与读者、与民众之间深切的对话和交流。
　　当今中国的文学，应当承担起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巨变的现实使命，应当引领人们更高尚更高雅的精神生活，应当在呼唤社会正义、公平、人文关怀方面起导向作用。因为文学创作不只是对文学艺术的加工升华，更要有对事物的正确和错误的判断力与理解能力，达到对事物好坏褒贬进行宣传的作用和目的。在揭露和批驳各种腐败、堕落、阴暗、可耻、邪恶行径的同时，要理直气壮地赞扬真、善、美，表扬先进，弘扬正气。为此，笔者认为，以下三点尤为重要：
　　1.文学创作必须高扬先进文化的旗帜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服务于社会主义实践和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体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体现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体现社会主义荣辱观，热情歌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深刻反映当今时代中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大力唱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主旋律，用正确的价值观展现思想力量，坚守价值追求，提升思想高度；用多彩的乐章奏响时代主旋律，以丰富多样的题材、鲜明生动的形象、个性化的艺术创新，充分展示代表社会主流的思想和精神，使文学作品成为民族精神的火炬、人民奋进的号角，奏响时代的最强音；以积极健康的思想鼓舞人、教育人，以高尚的情操引导人、塑造人。
　　事实证明，只有那些真正站在历史进步与人民大众立场上的文学作品，才有可能在文学史上放射出时代精神之光。当今的文学创作，其思想性必须植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期的中华魂的重树之中，要寄寓民族精髓，荟萃中国时代精神和改革开放精神，用传统文化的积淀，结合多元开放思维和批判怀疑精神的现代思维，与时俱进，从而创作出能够代表民族思想的标杆、代表民族思考力的深度、代表民族想象力的自由度的优秀文学作品。
　　2.文艺作家一定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中国文人具有深厚的精神担当的品格，这种品格突出体现为一种忧国忧民、济世救国的政治情怀。从孔夫子的“大道天下”，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绵延的思想传统，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强烈的现实品格和浓郁的政治情怀，因此鲁迅将自己写小说看成是声援“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的“呐喊”。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者早就充分体认到，文学是培育强健、健全的国民精神，从而建设一个伟大的现代国家的重要途径，这是他们自觉承担的历史责任，这份责任至今仍在，今天的作家们和评论家们都不应放弃。
　　创作是一种兴趣，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责任。作家的创作带有鲜明的个人劳动色彩，生产的过程是个人化的，但作家的作品一旦出版发行，面向大众，便成为社会化的了。换句话说，文学创作不是夜行者的吟咏，不是孤独者的自语；作家应是大地的行者、民族的歌者，不管是民族唱法、通俗唱法，还是美声唱法，都要唱出发酵于心底的真切的悲喜哀乐，唱出大众民生的心之所想、情之所系、命之所依，唱出人性深处的永恒旋律，唱出脚下这片土地的冬冷春暖和苍生命运的沉浮明暗。作家的作品不同于一般商品，作家的创作绝不是随心所欲地码字，作为作家有责任不向社会倾倒文字垃圾。作家必须先要有崇高的精神境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必须非常清楚地明确：创作书籍的目的是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神食粮，必须考虑到对青少年、对社会受众的影响，而不单纯是娱乐和情绪的发泄，应该对作品负责，对作品中表达的思想负责。作家当然不是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依靠文学，也不可能解决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以及其它社会问题，但对一位伟大的作家而言，博大的襟怀、视野、责任感则是不可缺少的。
　　文艺工作者不能忘却自己弘扬社会主旋律的社会责任和文化担当。当代中国正在发生一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变革。这场变革已经并还要极大地振荡、改变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和精神世界，以至还会影响世界的历史进程。伴随这样一种千年难遇的社会变革的深入，中国当代的作家不能也不该袖手旁观，应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激情，用自己的创作去参与这场伟大的变革，负起我们应负的责任。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历史和后人有所交代。
　　3.文学作品应该具有寓教于乐的功能
　　文学不仅告诉人们生活是“什么样子”，而且告诉人们应该“怎样生活”、“怎样做人”。文学通过艺术地赞美、歌颂、鞭挞、谴责、揭露、遮蔽、自厉、自慰、陶醉、叙述、呼吁等形式，客观地起着处世“指南针”和人生“教科书”的作用。古罗马时期希腊的学者郎加纳斯强调文艺的感染力；中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培根认为诗可以使人提高和向上；18世纪法国哲学家狄德罗认为文艺可以移风易俗；德国启蒙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席勒认为只要通过审美教育，社会就可以得到改造；而俄国革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则认为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强调文学对人民群众的启蒙教育作用。而《家》、《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小说，更是曾经影响了无数青年的价值观与人生选择。可见，文学作品的教育功能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其使命是合理的、崇高的。这一功能，从根本上说，是那种能够影响人的思想感情、伦理观念、精神品格和人生境界的力量，是那种能够净化人们灵魂、激励人们意志、陶冶人们情操、培养人们素质，从而实现改造世界、重铸自我的功能。
　　目前，不少作品，不是缺少技巧，而是缺少思想；一些作者，不是缺少才华，而是缺少境界。在“商品化”的挤压下，崇高暗淡了，英雄破碎了；美丑颠倒了，是非混淆了；真正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题材少有人问津，而表现“纯个人”意绪、心态、纠葛、本能、金钱奴役的“情结”却有膨胀趋势。文学在感情和观念的教育领域永远不会“真空”，永远不会“独身”。纯然“摆脱”和“超越”一切功利，丝毫不起教育作用的文学，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价值中立”的标榜，也是难以兑现的谎话。正因如此，我们更应当理直气壮地坚持文学在审美前提下的教育功能，在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要善于把完美的艺术形式与深刻的思想内涵有机结合起来，在不断提高作品的艺术魅力的同时，注重提升作品思想内涵，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过程中，发挥好艺术引领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
　　
　　注释：
　　[1]列宁：《列宁论文学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30-31页。
　　参考文献：
　　[1]刘云山.创作更多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的文学精品[N].光明日报，2009-11-3.
　　[2]李敬泽.文学的思想性尺度没有过时[N].中华读书报，2009-11-18.
　　（严刚 北京北三环中路4号文艺创作室 100120）

• 严刚： 浅谈文学的思想性问题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