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读鲁迅的散文诗《好的故事》，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蔚蓝的王国》；同样，品味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蔚蓝的王国》，你也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鲁迅的散文诗《好的故事》……
　　面对这两篇分别出自两位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度的文学大师之手的诗苑佳章，人们之所以会产生由此及彼的阅读联想，原因显而易见，即：两篇作品无论在精神内涵上抑或在艺术表现上，都存在一些不难窥见的相似之处。首先，它们呈示的艺术情境全都披饰着梦幻的幔纱，尽悉缭绕着超验的云岚。其中《好的故事》所写的是诗人“在朦胧中”看见的“一个好的故事”；《蔚蓝的王国》所记的是诗人在“梦中”对“蔚蓝的王国”的发现与遨游。其次，它们展现的艺术画面全都洋溢着绚丽的色彩，一样辉映着灿烂的光华。其中《好的故事》“美丽、幽雅、有趣。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而《蔚蓝的王国》“蔚蓝、光明”，“无数波浪闪耀着金鳞……温柔的太阳在运行着，喜气洋洋的，宛然在微笑”。再次，它们绘制的艺术形象全都有人和船，而背景一样是碧水蓝天。其中《好的故事》这样落墨：“我……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浆，各各夹带着闪烁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而《蔚蓝的王国》如是描绘：“我们几个人乘着一叶装饰的很美丽的小舟，一张白帆像天鹅的胸脯，扬起在随风招展的鹰头旗下边。”而“眺望四周”是“一片茫无边际的蔚蓝的海……”这极为相似的艺术情境、艺术色调与艺术形象彼此连接、相互融汇，便构成了鲁迅与屠格涅夫这两位文学巨人所具有的宽泛意义上的精神契合与情感趋同，这就是对祖国或对故乡的魂牵梦绕，对大自然和对美的事物的崇高礼赞。
　　然而，正如在自然界找不到两座全然相同的山峰一样，在文学艺术的王国里亦不存在两篇全无区别的作品。而且在通常情况下，越是成功、越是优秀的作品，就越具有一种严格的不可重复性，即属于作家和作品自己的艺术个性。《好的故事》和《蔚蓝的王国》作为大师笔下的艺术精品，自然毫不例外。它们的艺术构思、艺术形象、艺术技法乃至艺术意向，尽管颇多相似之处，但是，其艺术个性却不曾因此而消解、泯灭；相反，在两者“相似”的映衬与比较中，愈发显得强烈与分明。如此效果之所以产生，则是因为一向把包括屠格涅夫在内的俄国进步文学看作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导师和朋友”的鲁迅先生，在创作《好的故事》时，虽然明显借鉴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蔚蓝的王国》——当时，包括《蔚蓝的王国》在内的屠格涅夫散文诗已有多种中译稿，且大都发表于鲁迅熟悉或关心的刊物上；此外，有资料表明，鲁迅早年即通过日文等其他语种渠道，阅读过屠氏散文诗——但是却没有像某些平庸的作家那样，把能动的艺术借鉴变成机械的艺术摹仿；相反，他采用了中国古典文论每每倡导的“欲避先犯，特犯不犯”的构思与技法，在相同的艺术表象与艺术情境中，注入了独立的社会思考和特殊的审美追求，从而将艺术借鉴过程变成了艺术扬弃与审美再创造过程。正因为如此，当我们仔细咀嚼品味着两篇作品时，便不仅能够发现它们之间的明显相似，同时还可以洞悉这相似之中包含的重要差异，乃至根本不同。
　　首先，《好的故事》与《蔚蓝的王国》虽然都写了虚幻的梦境，但是，这种梦境的存在方式却有所不同。在《蔚蓝的王国》中，诗人通过“蔚蓝的王国，我在梦中看见了你”这句诗的首尾呼应，把全部形象和画面统统置入了梦境。于是，无论是扬着“白帆”的“小舟”，抑或是闪着“金鳞”的“大海”；无论是放着“光彩”的“岛屿”，抑或是洒着“落英”的“白蔷薇和铃兰”，一概都是梦中的存在，精神的幻影，是诗人“心象”的外化。整篇诗作的描写与诗人的梦境相始终、相和谐。而在《好的故事》中，诗人固然把主要篇幅用于营造曾经有过的梦境，但与此同时，又以简约传神的笔墨，写出了自己入梦之前和梦醒之后的情形，从而使作品构成了“心象”与“物象”的并存，幻境与实境的相映。两篇作品在梦境处理上的差别，直接引发了其审美指向的异样和接受效果的不同。具体来说，《蔚蓝的王国》所展现的是浑一梦境，因“光明、青春和幸福”色彩的一味流泻，特别是因此种色彩与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现实的格格不入，而呈现出近乎于善良的欺骗与天真的诱引。它留给挣扎于苦难之中的上世纪末叶俄罗斯读者和本世纪前期中国读者的，除了虚幻的、暂且的精神慰藉外，更多的是幻想的沉溺与心灵的逃避。而《好的故事》所呈示的是梦与非梦的连接，却因前者“镶着日光，发出水银色焰”的明丽和后者“昏暗的灯光”、“昏沉的夜”的阴郁，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和鲜明的对比，并由于这种对比准确地折射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而形成了深邃的寓意：“好的故事”那般美妙，那般可爱，那般令人心驰神往；然而，它只能作为梦中的幻境或者说是梦寐以求的愿望而存在。至于在现实的世界里，它“何尝有一丝碎影”！这对于一味沉溺于做“小粉红花的梦”的人来说，不啻于振聋发聩的呐喊：快从梦中醒来吧！眼前的现实何等黑暗，何等严酷，“风雨如磐暗故园”！
　　其次，《好的故事》与《蔚蓝的王国》所写的梦中景色，虽然都是水天交映、美不胜收的大自然，但是，这种经过了人的选择与过滤的“第二自然”，却具有迥然不同的精神基调与形象特征。就《蔚蓝的王国》而言，诗人梦中所见并置身其中的自然境界，始终笼罩着超验的色彩和宗教的氛围，它以“蔚蓝”为基本色调，不仅象征着纯洁，同时还隐喻着“天国”。在这个臆想的国度里，人的“爽朗的、快乐的笑声，宛若群神的欢笑！”人的“充满灵感的力量的、极其美妙的诗句”可以获得天空的“呼应”和大海的“颤鸣”。那一叶“装饰得很美丽的小舟”，把人们载到了鸟语花香、云蒸霞蔚、琳琅辉映、落英缤纷的“半透明的仙岛”，而导引航行的则是那位“眼睛将闪烁着光辉”，“脸庞将喜悦的堆满笑容”的女神。显然，屠氏梦中的自然，是一个一厢情愿、超越现实的国度，是一个人间无处可寻的乌托邦。而在《好的故事》中，诗人梦中的大自然，固然可见“青天之上，有无数美的人和美的事”这类奇幻之笔，但其总体形象特征却更接近生活的固有形态；换句话说，它是一个大致保持了生活本真的梦境。在这个梦的世界里，我们既看不到虚无缥缈的仙岛和珍宝，又寻不见“千古不灭的天堂与神灵；有的只是散发着浓郁泥土气息的新禾、野花和“一丈红”；是显现着人的性灵的农夫、村妇和村女；是“永是生动”的河水、丛树、茅屋和塔；一句话，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风景旖旎的山村空间。这说明，鲁迅梦中的自然是现实生活的投影和经验世界的折光。如此不同的两种梦幻自然，分别承载了两位作者各自特有的精神取向与情感选择——一向热切关注俄国社会解放与国民改造的屠格涅夫，在创作《蔚蓝的王国》等散文诗作的时候，虽然依旧不满于故国的社会现实，但是，理想的破灭，前途的无望，衰老的侵袭，疾病的折磨，加之长期旅居国外造成的与国内现实的隔膜和精神自我的孤独，使他没有力量继续做不懈的冲刺。痛苦与悲观之中，他不得不向空幻的彼岸世界寻求庇护，不得不在自己设计的虚无天国里求超越，不得不用神的笑语陶醉自己的灵魂。而作为精神先驱与民族斗士的鲁迅，始终用清醒的审视和韧性的战斗直面现实。即使在新文化运动的逆转期，亦即在“地狱边缘的惨白色小花”——《野草》——陆续绽放的1925年前后，他尽管不无找不到“新的战友”的寂寞和孤独，但仍然没有放弃“执著现在，执著地上的人们居住的”（《华盖集》），亦即执著于现实的斗争。正因为如此，他通过酷肖生活真实的美丽梦幻的营造，来寄托对理想世界的憧憬；用“趁碎影还在，我要追问他，完成他，留下他”的艺术创造，来启示人们在理想的感召下，为毁掉这“昏沉的夜”，实现那充满“好的故事”的生活而奋起抗争。这里，两位道路不同、禀赋各异的大诗人，最终显示了思想境界的优劣高下。
　　总之，《好的故事》与《蔚蓝的王国》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点，透过这“同而不同有辨”（李卓吾评《水浒》语）的两篇作品，我们不仅领略了鲁迅与屠格涅夫这两位大师的精神与艺术个性，而且从鲁迅身上看到了一种正确的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这就是：既不怕“违了祖宗”、“像了夷狄”，又不能不加选择、一味模仿，而要坚持“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且介亭杂文〈木刻纪程〉小引》），最终写出独具一格、别开生面的作品来。
　　
　　（丁长永 江苏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 221004）

• 丁长永： 咀嚼《最后一课》　/　中学语文教学 2006年第2期
• 丁长永： 人间的憧憬与天国的沉溺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