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李梦阳为明代“前七子”的领袖人物，他与“前后七子”中的其他人一起掀起了明代文坛中的一场文学革命。其复古理论主要体现在提倡真情、强调格调、重视比兴等方面。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复兴古诗之“情”与“乐”的本性，并非纯粹的拟古，而是具有创新意义的。
　　关键词：真情 格调 比兴 第一义
　　15世纪末以后，明代诗文领域内经历了一次新的变化，这次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文学复古思潮的活跃。面对文坛萎弱卑冗的格局，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以复古自命，“反古俗而变流靡”，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重寻文学新出路的意味。其复古的本质是要借助复古的手段而达到变革的目的，这在李梦阳的复古主张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明史·李梦阳传》中提到：“李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李梦阳独讥其萎靡，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道者弗道。”李梦阳复古理论一向被概括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认为他过于强调格调、法式，导致刻意古范，铸形宿模，失去了诗歌的生气。但是，在李梦阳的诗歌理论中，我们也能看到其借复古求创新，以达到诗歌革新的目的。
　　李梦阳主张恢复古诗传统，向古代一切优秀的诗歌成果学习，并非是所谓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他显然是希望通过对古诗形态的追寻，重新恢复和定义久已失传的古老诗歌之本性，即是通过复古来求真。李梦阳的复古观点有二：
　　一、求本追源
　　他认为近体源于古体，古体源于《诗》三百篇，而三百篇则源于民歌，诗歌的源头在于民歌，真诗乃在民间,民歌才是最原始纯正的自然天地之音。
　　“真诗乃在民间”理论的提出体现了李梦阳对情的推崇。他在《诗集自序》中特别阐发了诗歌的比兴之义。其引王叔武言曰：“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这段文字意在说明，在诗歌里，重要的是比兴，而且“文人学子”之诗还由于“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被贬为“比兴寡而直率多”；“徒巷蠢蠢之夫”之歌，则被赞赏为“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所以，比兴的多寡正是情之多寡的表现。李梦阳推崇真情，反抗的是宋儒的所谓“天理”，肯定人的自然感情。因此，在其复古理论当中，对“真诗”的追求既体现在对真实情感的抒发上，又表现在对比兴之意的提倡上。
　　1.提倡格古调逸，强调真情抒发
　　李梦阳提倡诗的格调，在《潜虬山人记》中提到：“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又在《驳何氏论文书》中说：“高古者格，宛亮者调。”李梦阳把“格”与“调”放在作诗“七难”的前两位，并且将“格”与“调”定位在“古”与“逸”规范之中，即李梦阳复古的目的就是要学习三代、汉魏诗歌的格式和情调。当然，李梦阳所说的格调与主情论在深层意旨上具有互为依存的关系。他追寻的是以情为主的格调论，他认为学古只是途径，学古并不妨碍变化，主格调与主情是不相冲突的，反而是适相合拍的，既指声调格律一类的形式因素，也指由情思而形成的独特声调。
　　李梦阳时代，台阁体多应制唱和之作，思想感情“雅正平和”，缺乏自我内在情感的切入，自然无真感情。而李梦阳则专从声音句法入手，忽视真情实感。程朱理学从纯粹道德理念出发，要求人抑制个人感情，服从天理，造成了人性的泯灭。所以，李梦阳提出：“窍遇则声，情欲则吟，吟以和宣，宣以乱畅，畅而咏之而诗生焉。”从中可以看到，李梦阳认为内心的情感强烈震荡着诗人的心灵，以致造成一种不可抗拒的压迫力量，使人不得不把郁积的情感宣泄出来以求畅快，情感一旦宣泄出来形之于言便结晶为诗歌，情动吟而为诗。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李梦阳的复古偏在形式上，而非内容上，故其复古论终究偏在格调论上，相对而言，主情的一方面就显得较轻。
　　2.提倡比兴之意
　　比兴之意是构成古诗汉魏高格的重要因素。李梦阳在《秦君饯送诗序》中说：“诗者感物造端者也，故曰言不直遂，比兴以彰，假物讽喻，诗之上者也。故古人之欲感人也，举之以似，不直说也；托之以物，无遂辞也。”其中主要强调了古诗“感物造端”之性质，又释为“比兴以彰，假物讽谕”，认为“比兴”是抒发情感的重要手段，即诗的形成要通过兴起之物象，而非概念化手段或事实陈述等。联系李梦阳对古今诗歌的比较，便可大致推知其倡导古诗的这一方面的意义了。
　　同时，李梦阳还以比兴之意来阐发他尊唐抑宋的观点。
　　二、“第一义”的观点
　　1.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
　　《沧浪诗话·诗辨》：“禅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承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论诗，空同并不专主于盛唐，他只是受沧浪所谓第一义的影响，而于各种体制之中，都择其高格以为标的而已。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而七古则兼及初唐。这是他的诗学宗主。”[1]可见，各类体裁初兴时期都是最富生命力的时期，因此，李梦阳也受第一义的影响，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并且追求诗的自然浑朴，通过复古来求真。李梦阳所谓的古人作诗之法是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的具体方法，这些方法如木工的尺尺寸寸、规矩方圆，又如字的笔画顺序，如果失去了古法,也就等于失去了古诗中的柔澹、沉着、含蓄、典厚诸义。
　　2.复兴古诗之“情”与“乐”的本性
　　他反对宋人对于唐宋诗的比较：“诗至唐而古调亡矣。然自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庙坐土木骸，即冠夫与人等，谓之人可乎？夫诗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者也，难言不测之妙，感触突发，流动情思，故其气柔厚，其声悠扬，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也。”（李梦阳《缶音序》）他认为，古诗自然吟咏性情而有声调，皆可被之管弦，可歌可唱；唐诗虽有作用之力而能自然无迹，亦可歌可咏，高者也可以如古诗一样被之管弦。但宋诗则主理不主调，艰涩不可吟咏。李梦阳希望复兴古诗的“情”与“乐”的本性、“比兴”特征和“格”、“调”等审美本性。
　　所以，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相标榜的做法是不确切的。李梦阳先亲盛唐，后来又舍盛唐而青睐风雅之音、汉魏之诗，正说明他复古的目的，不是在于模拟盛唐之诗，而是在于以先秦、汉魏诗歌的高古之格摧毁雍容而无生气的台阁之体，以真情勃发的风雅之调一扫粉饰颂德的诗坛之音。
　　李梦阳在诗文创作理论上固然提出了复古的主张，并且其作品有的确有模拟抄袭古人之病，但他对于扫荡当时颓败华靡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他又提出“真诗乃在民间”的主张，在他的诗文创作实践中，也有不少感情真挚、风格雄健的作品。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中说：“牵率模拟剽贼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桐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2]这种说法未免太过偏激，因为李梦阳倡导真情实际上是借复古求创新，和晚明文学新思潮是一脉相通的。因此，沈德潜在《明诗别裁集》中对上述说法予以了反驳，对李梦阳的诗学理论给予了肯定：“故当雄视一代，邈焉寡俦。而钱受之诋其模拟剽贼，等于婴儿之学语，至谓读书种子从此断绝，吾不知其为何心也！追逐少陵，实有面目太肖处。集中扫而空之，不欲使掊击前贤者得以借口。”[3]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才能公正地评价李梦阳的复古理论，不能说他是单纯的复古或模拟，其文学复古思想包含了诸多创新内容，他不仅主张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还主张文学言情，认为民歌是真诗，写作要有情遇条件，从这一点上看，李梦阳的文学思想是极具创新意义的。
　　
　　注释：
　　[1]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页。
　　[2][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11页。
　　[3][清]沈德潜：《明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赵晶 新乡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453007）

• 赵晶： 复古中求新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