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讽刺小说。本文通过对小说中“围城”、“钟表”等意象的解读，揭示了作家笔下尴尬、窘困的人生处境。
　　关键词：《围城》 人生困境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钱钟书用他幽默洒脱的笔法，诉说了一系列另类知识分子的快乐与哀愁。作者以知识分子这一当代社会最具代表性的群体，写出了他们在各种情景下的纠葛、痛苦、感伤、窘迫、怯懦、狂妄，当然也有快乐——夹缝中偷生的庆幸。《围城》以方鸿渐这个处在深重的精神危机中的知识分子为主线，串起了一系列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一幅三四十年代的社会众生相，将他们物质上的窘迫，精神上的困顿做了鞭辟入里的揭示，并着力探讨了人的劣根性和人际间的基本关系，人的处境和人生的意义。作家主要设置了两个讽刺意象：围城和钟表。下面笔者就这两个意象，对其所表现的人生困境做简要的分析。
　　一、人生困境的承载物
　　（一）涵盖人类生存空间的“围城”——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出的去处
　　《围城》中最重要的一个意象就是小说的题目，它是笼罩全书的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隐喻。围城可以作为一个名词，表示一个范围，也可以作为一个词组，包而围之。可以用来比喻受约束的婚姻、人与人之间的疏离、闭塞落后的中国社会扭曲一切美好的东西、人生无常之困境，正如被锁在围城中的方鸿渐像笼中的困兽，找不到出口。
　　《围城》这个书名脱胎于法国和英国的古话，我们看一下书中是如何描绘的：
　　慎明道：“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钱钟书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最富于文化批判眼光和现代意识的一位。“他敏锐地看到了近现代文明的缺陷，尤其是高度的物质机械文明所导致的现代人普遍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引起了他们的高度警觉。”[1]在整本书中，“人生处处是围城，美国学者胡志德曾把《围城》的故事内容分为五个内容，即上海、旅途、三闾大学、旅途而后又回到上海。”[2]这些地方像地图上的一个个点，又像是人生的一个个驿站，一座座围城，方鸿渐们行走在这一座座围城里，行走在这如蛇衔尾般的迷宫里。他们的人生追求和旅程，充满着麻痹的苦痛，他们的痛苦与失败，深刻地揭示了病态社会里现代人的精神困惑和生存困境。从船到上海登陆，主人公方鸿渐像卡夫卡笔下的K一样在试图接近这一现代“城堡”而入“城”，直到历经各种曲折，这一远方来客终又以出城而结束。
　　方鸿渐并不单纯是一个不学无术、空虚无聊、靠假文凭充世的骗子，而是一个在夹缝中挣扎的寻梦者，几番出入围城，遭遇着感情挫折、事业挫折、人际关系的挫折，使他虽不甘为俗物却又无法改变环境，只能成为孤独无奈而又玩世不恭、懦弱无能的人，只能在这一个无可出的出口间徘徊、迷茫。作者钱钟书用极具概括意义而又普遍存在于人生世事中的“围城”这一意象将现代文明下现代人难以把握的自身的盲目与恐惧，难以突破的心理隔阂的孤寂与懦弱表现得淋漓尽致。“围城象征了人类生存悲剧的尴尬处境，一种世人无法逃离的机械生存，它在人类的追求挣扎与挫败幻灭之间构成了一个循环的动态链条。围城暗含了人类生存悲剧的不可避免性，它抛开了一切盲目的理想主义与乐观主义，告诫人们不要为暂时的所得而迷惑，因为下一个围城正等着你，也不要为生命中的暂时所失而黯然，因为人生本该如此。”[3]钱钟书运用围城这一独特的意象，为我们生动地剖析了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和生存困境。
　　（二）涵盖人类生存时间的“钟表”——一只总被时间甩在后面的落伍机器
　　作为一部智者小说，《围城》的智慧无处不在。当大幕即将拉下，所有的意象都退出小说，钱钟书有意增加了一个新的意象：钟表。小说结束前，作者描绘到：
　　他母亲说：“爸爸带给你一件东西，你快下去搬上来——别差女佣人，粗手大脚，也许要碰碎玻璃的。”鸿渐忙下去迎接父亲，捧了一只挂在壁上的老式自鸣钟到房里。……遁翁挑好挂钟的地点，吩咐女佣人向房东家借梯，看鸿渐上去挂，替钟捏一把汗。梯子搬掉，他端详着壁上的钟，踌躇满志，对儿子说：“其实还可以高一些——让它去吧，别再动它了。这只钟走得非常准，我昨天试过的，每点钟只走慢七分，记好，只走慢七分。
　　钟表是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才出现的意象，这只永远落后于时间的钟，暗含着丰富而深远的含义。“这是一种在新旧思想、中西文化冲击下的内心与外在环境之间无法调和的必然矛盾，在这矛盾之下我们更看到的是种种无奈，荒谬与虚无。”[4]
　　这只钟是旧传统中愚昧、拖沓、落后的物化，是遁翁这一辈人牢牢守候的信念和精神支柱，他们在这种传统中穷尽一生，习惯了亦或是麻木了，所以他们想把这最后一根稻草传下去，算是家族曾经辉煌历史的见证。而方鸿渐是方家这个古老的家族中第一个走出来的新人，他不像家里的守旧老人一样对钟表怀有深切的感情，可以说他对这只钟的态度是冷漠的，这就表示，方家最后的一点信念和精神支柱也在方鸿渐这一代轰然倒塌了。“方鸿渐失去了传统，但没有建立新的信仰，也就只剩下摇头和被动接受了。这样，他就比父亲一辈更可怜可悲。他的父母靠着牢固的传统与愚昧，尚且有精神支撑，尚且有一根稻草，而方鸿渐什么也没有，连一点传统与愚昧都失去了。”［5］
　　这样一个毫无所得而又把以前的一切全都失去了的方鸿渐，没有了信念和精神支柱，由着命运的巨掌翻弄，在生命的轮回中随波逐流，结果事业、爱情全部都如竹篮打水一场空，婚姻又面临破裂，最后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人，成了一个没有着落、没有归宿的痛苦的“精神盲流”。他失去了婚姻，在事业上又被社会所抛弃，更重要的是也失去了自我，一个压根就不能清醒地给自己定位的“自由人”，经历了一场处处有牵挂，处处不如意的自我放逐。
　　小说的结尾是这样描写的：
　　那只祖传的老钟从容自在地打起来，仿佛积蓄了半天的时间，等夜深人静，搬出来一一细数：“当、当、当、当、当、当”响了六下。六点钟是五个钟头之前，那时候鸿渐在回家的路上走，蓄心要对柔嘉好，劝她别在因昨天的事弄得夫妇不欢；那时候，柔嘉在家里等鸿渐回来吃晚饭，希望他会和姑母和好，到她厂里做事。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作家通过这口老是误时的钟造成反讽与感伤的艺术效果，它有着深刻的象征意蕴。异时异地发生的两种冷暖分明的状态和结果，被“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捉置一处，没有差别、没有界限，同归一途。一切都毫无意义，像钟摆永远在循环，方鸿渐以及围城里所有的人都坐在那只钟摆上，在痛苦与厌倦之间，无休止地晃来荡去：从中国晃到外国，从外国晃到中国；从上海荡到湖南，从湖南荡到上海，结果，“拖沓痛苦，离开一个地方就等于死一次。”“时光流到此时，他依然是只钟摆，永远不会准时正点，永远处在漫漫的‘讽刺和感伤’中。钟摆两端，就是围城内外，无论摆到‘内’，还是摆到‘外’，而中间永远是围城。”[6]
　　围城像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里面的人为了能够生存或者为了能够更好地生存，绞尽脑汁、勾心斗角、蝇营狗苟、尔虞我诈。无怪乎昆德拉曾说过：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一个“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出的去处”的围城，挂着一只当当作响、时间落伍的钟，钱钟书“云端看厮杀似的，悠远淡漠的笑着……”。钱钟书以他的大家风范和看透一切的犀利目光，用一支妙趣横生、文采四溢的笔，栩栩如生地为我们描绘着世间百态，用生动形象的比喻、辛辣犀利的讽刺对现代社会中的魑魅魍魉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揭露。作品对社会、人物的讽刺绝非超然物外，或玩世不恭，作者忧世伤生的情怀和严肃的社会责任感使作品并不流于轻浮，在嬉笑怒骂的深层，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内心隐藏的对于当时社会危机和他所描写的种种陋习的一种隐忧。
　　
　　注释：
　　[1]文中原著引文均出自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2]解志熙：《形象的哲学及其其他——<围城>补论》，《钱钟书研究》（第二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1页。
　　[3]胡志德：《钱钟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1页。
　　[4][5]冯芝祥：《钱钟书研究集刊》，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49-350页，第351页。
　　[6]李洪岩：《近代学人与钱钟书》，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页。
　　（高雪 银川 宁夏大学研究生院 750002）

• 高雪： 试论《围城》中的人生困境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