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江南春》)
但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认为“千里”改作“十里”好,他指出:“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这样的解读多被后人批驳。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说:“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诗家善立题也。”并挖苦杨慎说:“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
这首诗就是表现诗人对江南景物的赞美和神往。四句诗既写出了江南春景的丰富多彩,也写出了它的广阔、深邃和迷离。尽管唐代尊崇道教和佛教,诗人对这样的时代气息有所褒贬,那另当别论。
运用典型化手法的《江南春》是一件艺术品,它不是生活的照搬和刻意模仿,它有创新。如果我们借用中国传统画技的说法,它是散点聚焦的;然而它又统一在“江南春”这一个主旨之中。
【作者单位:河北乐亭县第三实验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