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家庭在传统中国人的观念中不仅仅是一个生存的场所，个人安身立命之所在，更是人的精神家园与情感的归宿。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张爱玲的家族题材的作品不仅体现出一种伦理和道德，同时也体现了她的价值理想和终极关怀。
　　关键词：家族情结 文化选择 集体无意识
　　
　　家族文化对现代文学创作来说，不只是提供了一种文化背景，同时也是一个重要母题，它与创作主体之间始终保持着有形与无形的情感联系。理性上对家族文化激烈地否定，情感上又无法抵御它的深层诱惑，形成了现代作家独特的文化情结。正是这种家族情结的影响使家族小说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最具覆盖力和表现力的题材类型之一。作为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的张爱玲，她的作品中更是处处都透露出一种家族情结，她独具特色的家族小说，成了现代文学家族叙事长廊中最具魅力的一道风景线。
　　
　　一、早期旧式家庭生活的切身体验
　　
　　早期的家庭生活体验是张爱玲家族情结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情结是一些相互联系的潜意识内容的群集，主要的表现就是在长期的实践活动和意识活动中，在无意识深处所形成的一种共同的原始意象和先天倾向。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和精神现象，家族情结的产生必然与作家的家庭亲情体验存在着某种联系。
　　张爱玲出生于没落的繁华世家，也曾享受过短暂的天伦之乐，但当家庭发生变故和因社会动荡面临解体的危机时，往日掩盖在脉脉温情背后的人情冷漠、人性的虚伪、亲人相残的丑恶便开始暴露。张爱玲的父亲是个“遗少”，坐吃山空、吸鸦片、娶姨太太、逛窑子、对子女毫无责任心，张爱玲从他那里领略到了封建家长的专横、粗暴；而母亲是个西式女子，由于和丈夫性格不合，在张爱玲四岁时就抛下她出国留学，母爱在她的感情世界几乎成为空白。后来父亲离婚再娶、继母暴戾，使得张爱玲慢慢变得敏感、早熟、忧郁，最终从那个充满腐败气味的家庭中逃离，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这种早年的情感记忆和家庭生活经历在她心中层层堆积，不但促成了张爱玲家族情结的产生，也对她日后的创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张爱玲的家族小说主要通过描述家庭中的小人物来抨击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她的小说多写寄居上海的中国近代的旧家族的生活场景，及暂居香港的官宦世家，像《第一炉香》中的梁家，《倾城之恋》中的白家。她以一种女性化的敏锐细腻的笔触，将时代、国家、革命等一切大题目浓缩在家庭生活的一幕或一角，从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状态来奏响生的自由和欲的苦闷的旋律。且多表现在宗法父权体制之下，女性在深闺固门中被置于内囿的处境。她的《金锁记》就主要刻画了宗法家庭的残酷和不幸的婚姻导致了一个女人怎样的心理变化。几乎还没有哪个中国作家，能将一种女性的心理渲染到如此令人颤栗的程度。作品中曹七巧的人性由善转恶，家族制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外，《倾城之恋》中白三爷和四爷对妹妹流苏财产的侵吞、《多少恨》中虞老爷为了钱怂恿女儿给他人做妾的无耻、《十八春》中曼璐为了保住婚姻牺牲妹妹的幸福的残忍都体现了封建家族礼教吃人的本质。对张爱玲而言，家既给了她梦魇般的痛苦记忆又是她小说叙事的原型。张爱玲在艺术世界对家族亲情进行解构，她的创作中无所不在的荒凉，除了时代和社会的原因，主要来自旧家庭对她精神与肉体上的伤害。
　　另一方面，家虽然给了她较多的痛苦，但从情感上，她还是认同旧家所特有的生活情调，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庭有难以割舍的情感，在放逐家庭的同时又渴望家庭的庇护。爱恨交织的深切体验构成了张爱玲对家族的复杂情感也是其家族情结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
　　张爱玲曾不无留恋地感叹：“漫漫长途，看不见尽头。满目荒凉，只有我祖父母的姻缘色彩鲜明，给了我很大的满足。”[1]她曾不厌其烦地向父亲、姑姑、仆人探听祖父母的陈年旧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精神上的留恋、慰藉与自豪。“我没赶上看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时再死一次。”[2]因为那段历史人事是她的一部分，她想不尊敬也做不到。割不断的血脉之情，就是那样地在最深处紧紧拥抱着她，等到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对于这种感觉，张爱玲很简单也很坦率地说了句：“我爱他们。”《创世纪》中匡老太太紫薇回忆年轻时陪爹爹喝酒读书的情景就是张爱玲对家、对家人眷恋之情的最好注释。张爱玲去世前写的《对照记——看老照相薄》以图文对照的形式回顾总结了自己的一生。除了张爱玲自己的个照以及她与家人朋友的合照外，最多的就是她祖父母的照片。张爱玲后半生搬了无数次家，丢了许多东西，甚至一些重要的手稿都在搬来搬去中遗失，但这部家族相册却保存完好，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张爱玲对亲人、对家庭家族的留恋。
　　
　　二、传统文化尤其是家族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文明社会里人不是一个生物学概念而是一种文化载体。每一个个体的人都无法脱离他所生活的文化背景而抽象的存在。”[3]对于中国人来说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威力是巨大的，它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左右着生活在其中的人的思想行为及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心中形成坚不可摧的心理防线。即使外来文化再激烈这道防线也不会被摧毁。张爱玲出身旧式家庭，家里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和丰厚的家藏书籍，祖父是同治朝进士，父亲虽不成器却有国学功底。幼年张爱玲的父亲用传统方式培养她写旧体诗，张爱玲后来的创作与父亲对她的潜移默化及有意支持密不可分。唐诗宋词给她的多是意境，明清小说给她的多是故事、历史与人生的错综复杂的经验。长期的耳濡目染，传统文化早就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浸透在她心灵深处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情结，一经创作便会沿着传统文化语境自然而然从笔端淌出参与到家族文本的建构当中去。母亲虽是新派人物但从小就教张爱玲背诗绘画。除了父母外，私塾先生、仆人等，也都给幼小的张爱玲以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张爱玲的心中，传统是那样的割舍不掉，作为中西合璧的知识分子，她一方面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宣扬人格独立男女平等，但在生活中却自觉不自觉地践行着传统道德规范、流露出对传统孝悌观男女观的认同。她在文本中反对男权文化为中心，但在对妇女婚姻家庭等问题的看法上明显地表露出对传统女性身份的认同，对于婚姻她曾不止一次说道：“用丈夫的钱，如果爱她的话，那却是种快乐，愿意想自己是吃他的饭，穿他的衣服。那是女人的传统权利，即使女人现在有了职业还是舍不得放弃。”这种观点在女权主义看来也许是相当落伍的。
　　其次，作为古典家族小说的集大成者的《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影响巨大。张爱玲曾说：“人生有三大恨事，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未完。”从她八岁时第一次读到，以后每隔三、四年读一次，到少年模仿创造《摩登红楼梦》，到中年为香港某电影公司撰写《红楼梦》剧本，再到晚年耗费10年心血撰写学术考据之作《红楼梦魇》，张爱玲带着如痴如醉的钟爱读懂了曹雪芹的寂寞，领悟到了《红楼梦》的悲剧意蕴，奠定了她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这也在客观上决定了她早期人生观和创作观的雏形，并凭借自己对世态炎凉的细腻敏锐的认知体察到生存困惑及人生的虚无，形成了她独特的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创作观。
　　和曹雪芹一样，张爱玲曾经在旧式家庭中享受过锦衣玉食的物质生活，感受到过封建家长的专制独裁以及大家族中人与人之间复杂的感情纠葛，目睹了整个家族在父辈手里没落乃至衰亡，这些东西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着她，潜移默化地促成了张爱玲以女性为中心、以苍凉为底色的创作态度。受《红楼梦》的影响，她在家庭琐事的描写方面显示出特别深厚的艺术功力，借助对家庭日常生活的描写揭示人性的心理隐秘，开启了现代文学另外一个女性书写的世界。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说，“我甚至只写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肆的。”[4]她采用参差对照的手法叙述家族颓败的苍凉故事，在平凡生活中寻找不平凡的诗意。她最著名的中篇小说《金锁记》无论是在人物设计、生活场景描写还是叙事基调、语言风格甚至细节处理上我们都能看到《红楼梦》的影子。例如七巧的正式出场与凤姐的出场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很强的借鉴痕迹：都是作为迟到者的身份出现的，都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其次作品在人物的语言、神态、外貌、衣着描写上无一不相似。张爱玲把对家族的祭奠全都映射在了她的小说创作中，正因为这种家族情结恐怕没有谁比张爱玲更懂得曹雪芹。
　　由此可见，张爱玲作为从封建宗法社会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即使她对旧家庭生活有一种清醒的认识，也无法真正做到对家族文化的彻底否定。在价值理想层面上，家庭对张爱玲而言不仅体现为具体的生存场所与人伦关系，它同时意味着一种价值的终极关怀。与旧家庭决裂的同时也意味着旧有精神家园的失落。生命中最根本的痛苦往往来源于精神的无所归依、文化的无所依傍。张爱玲对旧家的态度不是纯粹的愤怒，反而更有游子似的感伤、无法倾诉的悲凉。她说：“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5]终其一生，张爱玲别无选择地成为精神上的漂泊者，无家的痛苦是她始终摆脱不了的心理重负。
　　
　　（本文系四川省青年基金项目《现代作家的家族意识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9SB088。）
　　
　　注释：
　　[1][2]刘川鄂：《张爱玲传》，北京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页，第422页。
　　[3]高净艳：《家之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优秀硕博论文数据库，2004年。
　　[4][5]张爱玲：《流言·自己的文章》，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页，第176页。
　　
　　（唐霞 遂宁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文化传播系 629000）

• 唐霞： 论张爱玲创作中的家族情结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