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为读者描绘了一个诡异奇幻的世界,借描绘狐仙鬼怪,反映人间百态,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书中既有对漆黑如墨的现实的不满,又有对怀才不遇、仕途难攀的不平;既有对贪官污吏狼狈为奸的鞭笞,又有对勇于反抗、敢于复仇的平民的赞叹;而数量最多、质量上乘、写得最美、最动人的是那些人与狐妖、人与鬼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纯美爱情。
真爱不分年龄,不分种类,逾越生死在这里兑现了。
在这里万物有情重义,动物植物器物可以幻化成人,不但有人的容貌还有人的情感。葛巾之艳的紫牡丹,香玉之凄美、冰清玉洁的白牡丹,出淤泥而不染的芰荷,只因一个玩笑而信守承诺的鹦鹉阿英,她们是生活中美丽多情的女性,又总在紧要关头幻化或揭示出她们原来是大自然中某类精灵。她们与人结合演绎出一段段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她们不仅有人的情谊更有超出人类的智慧与勇敢。她们填补现实的不如意、落魄,让那些不得志的人得到心灵的满足。
一、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
《宦娘》中的宦娘本是女鬼,喜欢琴筝,因温如春尘世无对的琴艺而生情,虽倾心向往却想方设法给温如春撮合佳偶,报答温如春对自己的感情,也是自己对温如春爱的方式,这种精神之恋,在古代小说里是少有的。
连城是个美丽聪明的女子,知书达理,擅长刺绣,当她看到乔生写的“刺到鸳鸯魂欲断,暗停针线蹙双蛾”[1]时,想到自己年轻貌美却不能像鸳鸯那样成双成对,两个人产生了共鸣,连城不顾父母之命伪称父命的口令派佣人给乔生送银子,让他安心读书,乔生叹曰:“连城我知己也。”从未见过面的两个人的感情契合和因外貌吸引、以色为标志的一见钟情有本质的区别。连城病倒,奄奄一息时需要男子胸头肉来做药引子,父亲史孝廉宣布,肯割肉者便把女儿嫁给他;乔生亲手割下胸头肉交给头陀,知己之恋发展成为心上人献身,但史孝廉把乔生请来用一千两银子致谢,乔生拂袖而走,“我不爱惜胸头肉是为报答知己,我不是卖肉的”。连城死后,乔生前去吊唁:“你死了,我怎么能自己独活!”悲痛欲绝,死后还追随连城到地下。
他们的爱情是生死恋,是金钱不能诱惑、威武不能屈、生死不能隔的真情,父母之命、金钱官府被打得落花流水。
孔生迷上了娇娜,向皇甫家求婚,却因娇娜年龄小,娶了娇娜的表姐松娘。娇娜经常与孔生一起喝酒、下棋、聊天,却就是再也不谈男女情!娇娜和孔生甚至于没有像宦娘和温生那样既有赤诚的爱情表白又相约来世。表面上看来,有情人未成眷属,有点儿遗憾,实际上,蒲松龄正是想通过娇娜这个形象追求一种全新的理念:男女之间高于肉体关系的精神联系是更为难得、更为可贵的。这种精神联系,是善的、美的,更是新颖的。蒲松龄把这样的两性关系叫“腻友”,就是关系亲密却不涉及男女私情的朋友。异史氏曰:“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疗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男女之间除了肌肤之亲之外,还应该有更深的精神联系,而且精神联系胜于肌肤之亲,这是封建时代其他作家从来没有涉及的领域。
貌美女子给落魄书生带来温馨、欢乐和幸福,补偿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缺憾,抚平了他们压抑人生的精神创痛。然而现实中的书生远没有《聊斋志异》中的书生那样幸运,遇上知己并为知己者死。他们满腔抑郁不平,有志难伸,迫切希望自己的才华与抱负得到别人的赏识和重用,但现实是严酷的,他们只能辗转流离于大江南北,以幕僚和书馆为生计,心理上极大的落差让他们牢骚满腹,而知我者只有青林黑塞。
二、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
面如锅底、丑的出奇的乔女一反古代小说中那种“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女主角形象,却被孟生欣赏,乔女虽誓不嫁孟生,心却早就跟孟生连在一起了。乔女在孟生死后替孟生保住了财产,又任劳任怨地把孟生的孤儿乌头抚养成人,给他请老师,帮他积累数百担粮食,帮他和名门联姻。一个寡妇,却为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男子做了那么多事,一反封建伦理的三纲五常。
《阿宝》中的孙子楚是一个情种形象。孙子楚的条件远不如阿宝,还生有六根手指,却去追求富翁的女儿阿宝,这在封建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为阿宝砍去第六根手指,魂随阿宝,又变作鹦鹉陪伴阿宝。孙子楚是一个真性情的人,可当时人们却把他看做呆子,时加嘲笑,这正可以看出蒲松龄在有意识地把他的性格和行动从封建社会的一般凡夫俗子中区别开来。
《鸦头》中的鸦头,为了追求爱情的自由,首先摆脱妓院的束缚,女扮男装与王文私奔,不久又被抓回囚禁在暗室内,虽然“鞭创裂肤;激火煎心”却始终不肯屈服,斗争了几十年终于冲破重重难关,和情人团聚,这也对封建代表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斥责。虽然是妓女,却并没有因此而否定自己,而是大胆地追求爱情。由此也反映了封建婚姻的不合理性,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广大青年男女在重重的压抑和摧残下所产生的冲破樊笼、打碎桎梏的愿望和行动,是一首反封建的赞歌。
而现实中要想冲破这种封建束缚却并非那么容易,结局也是悲惨的,不是遍体伤痕也是生离死别,甚至让别人的白眼羞死。现实中的孙子楚不可能变成鹦鹉,以他的身份根本接触不到阿宝,更不用说用真心打动她,这些只不过是作者的理想而已。乔女虽然冲破封建牢笼却不彻底,她始终坚信一女不嫁二夫的伦理纲常,而不愿意嫁给孟生;但她那样大胆的不怕别人的猜测的行为也是值得欣赏的,现实生活中也很少见这种女子。
于是作者又创造了更大胆、完全不受束缚的狐女形象。她们个性鲜明,不仅具有普通人的形体,而且美貌绝伦,富有智慧,富有爱心,纯真诚挚,从不矫饰做作,勇于追求人身自由和个性解放。“她们处处闪烁着人性美、人情美的光辉,是爱和美的统一,是爱和美的象征,是被高度理想和审美化的艺术形象。”[2]
在这里狐女少有人间女子以及鬼女和仙女的束缚,具有天真无邪的真率美。她们积极主动地追求爱情,坚贞地对待爱情的精神让人敬佩!她们不受礼节的约束,从不计较名分,和男子交接比较自由,但她们并非淫荡,而是对爱情一往情深,对爱情执着坚贞。
另一种比较自由的冲破封建思想的便是女鬼形象,她们生前还是坚守封建礼教的大家闺秀,婚姻之事听从父母之命,惟父母是焉。但她们变成女鬼后便完全不一样了,她们变得主动,多情。如聂小倩被宁采臣的正直感动而主动追随,甘愿做奴做妾。
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女子么?她们不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要名分,不要金钱还反过来给书生钱,这只能是男子一厢情愿的幻想!在礼教森严、男女七岁不同席的社会能有这样的女性吗?这女人只能是天上来的,海底来的,深山洞穴来的,鲜花、飞鸟变的。或是年轻貌美的女子早夭,幻化成鬼,一朵美丽的鲜花还未来得及绽放就丧失了生命,那种无法埋葬的孤独让她们不再犹豫。
封建礼教主张“灭人欲”,并提倡禁欲主义,以此来禁锢青年男女之间的真诚相爱。如:在中国封建礼教下,女子要遭受种种限制。《礼记》中言:“日常之言中: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公廷不言妇女;叔嫂之间,不可通问等。行为之别有:男女不能同席,不可共食;非祭非丧,不相受器,其相受,则女受以篚。其无篚,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内不共井,不共滏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男女不杂坐,不同拖枷,不亲受;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等。”妇女身上沉重的封建枷锁和封建礼教包袱,无时无刻、无所不在地束缚着妇女的言行举止。但是在《聊斋志异》中,在这一对对具有真性情男女的身上,它们显得是多么的微不足道。这些爱情故事虽与以往的貌似,但实有不同。其不同在于男女青年一见倾心后却忠贞不渝,矢志不移。这种一见钟情后孜孜追求的爱情在当时已明显具有反封建倾向。此外,作品中反映的这种爱情,可以超越生死的界限,摆脱荣辱的羁绊,冲破世俗的樊篱。在作者所构想的爱情王国里,“真情所至,金石为开”,痴情者终能冲破阻力,获得幸福。
注释:
[1]马瑞芳著:《讲聊斋》,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6页。
[2]汪玢玲著:《狐鬼风情》,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页。
(张红 黑龙江省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16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