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以其丰富奇异的想象给我们描绘了一个色彩斑斓、瑰丽动人的女性中心世界。作家选择女性作为理想的主人公，肯定了女性大胆追求幸福的自主精神，张扬了女性的自觉与独立意识，挖掘了女性的个性魅力并伸张了女权，拔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这在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聊斋志异》 女性意识 女权主义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一个个狐仙鬼怪的女性王国里给我们展现了一个色彩斑斓的女性世界。她们或是人或是鬼魅狐仙，她们敢爱敢恨，敢于冲破封建樊篱，大胆追求幸福的爱情和婚姻，她们在家庭中有着无与伦比的贡献，她们是男性的精神依归。在她们身上寄托了作者的美好愿望，体现出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与思考，作品表现出较强的女性主义色彩。
　　
　　一、女性意识的觉醒
　　
　　在长期形成的以男权统治为中心以及由此形成的“男尊女卑”的集体意识下，女性往往是站在爱情的边缘，被动地承受着一切。传统的爱情故事也大多建立在男性主动追求女性的基础之上，这在今天也常常被视为是合理的。女性在爱情方面从古至今基本上都处于被动的位置。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女人所受到的教育就使她缺乏主动精神，习俗令她们雪上加霜。”[1]《聊斋志异》写女性对于爱情的追求则大多表现为主动示爱，有意为之。从完全被动地接受到积极主动地追求幸福，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了。红玉、莲香、惠芳、白秋练等众多的女性形象颠覆以往男女间的“君子好逑”模式，把求偶的主动性转为女性一方，表明了女性独立的爱情意识的觉醒和作者进步的爱情观和婚姻观。“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郎谁个不善怀春，这是人性中的至洁至纯。”[2]红玉主动爬上冯家的墙头，对冯生示爱；莲香主动敲开桑郎之斋求爱；翩翩是一个丰衣足食的仙女，可是却主动嫁给了一个浑身臭疮、脓血淋漓、无家可归的垂死乞丐；阿宝是可与“王侯埒富”的大富人家的掌上明珠，美艳而多才多艺，可是却看上了穷书生孙子楚，并被其行为深深感动而嫁给了他。在《聊斋志异》中女性对男性的情感付出大多不求任何回报，一旦倾慕，即定终身。一种看法认为：“我们中国人并不认为妇女没有灵魂，我们只是认为一个妇人——一位真正的中国妇女是没有自我的”[3]，这种对女性主体性价值的否定在《聊斋志异》中的这些女性形象身上是非常不适用的。正因为重视自我意识的觉醒，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勇于追求幸福的爱情和婚姻，才使得这些女性形象尤其可爱。
　　细读《聊斋志异》中关于女性经营者的篇什，我们可以发现，在作品中的女主角多有娇好的容颜、精明的头脑，可谓是不让须眉，反而男主角多是软弱忠厚之人。她们摒弃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和经济上完全依附于男性的旧传统，真正做到了女性独立与解放依靠自己的聪明才能自强自立、奋发向上、开拓创新。《细柳》中的细柳“于女工略疏，常不留意，而于亩之南东，税之多寡，接籍而问，使家无废事”。细柳的性格特征更像一个男子，两个儿子得以长大成人，家计能够富足丰厚，无不是细柳的功劳。《青梅》中的青梅慧眼识人，嫁给了贫穷的张介受，她“入门，孝翁姑，曲折承顺，尤过于生；而操作更勤，餍糠秕不为苦。由是家中无不爱重梅，梅又以刺绣作业，售且速，贾人候门以购，惟购弗得”。这些形象的出现体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明清之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芽，传统的经商思想已经淡化，商人已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各种经商活动也被视为正当的行业而受到重视和肯定，而作者借着这些女性经营者形象来肯定商人的经商活动，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蒲松龄在作品中以毫不掩饰之情表现了女性的经济独立意识及在经济独立中实现个性的解放与独立的行为，其塑造的这些追求个性解放、呼唤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文学形象为中国文坛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爱情与经济层面具有独立意识使得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庸，《聊斋志异》中的这些女性所具有的坚韧个性和优秀品德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能发出熠熠的光彩，照耀当代女性在自强、自立、自尊、自爱的道路上前进。
　　
　　二、女权主义的伸张
　　
　　自汉以来，尤其是宋明理学昌行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女性很少得到过做人的权利。在神权、皇权、族权、夫权的桎梏下，她们始终充当着被侮辱、被损害、被奴役的角色，或为侍奉之奴仆，或为传宗之工具，或为泄欲之对象。她们只能做孝女、顺媳和良母，倘若命有不济，则只有做节妇烈女，用幸福乃至生命为一座座节烈牌坊作一个可悲的注脚。虽然也有反抗和奋争者，但却寥寥。《聊斋志异》汲取了中国古典小说崇扬女性人格个性经验的精髓，通过新的爱情观、婚姻观，塑造了理想的女性人格并伸张了女权。作品最引人注目的艺术成就之一就是塑造了富有新思想、新个性、新追求的女形象。“蒲松龄的天才和灵性尤其表现在他为闺阁立传。”[4]
　　《聊斋志异》产生于以男权为核心的封建社会，作者也相应地受男权话语系统的影响。所谓男权意识，借用德国女权主义神学批判作家E·M·温德尔的话说就是：“通过丈夫给妻子下定义。”[5]就是说，一切从男性的立场出发，从而使女人在伦理的规范下自觉地站在男性的圈外，成为男性的附庸。在中国特有的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历史语境中，男权意识作为父权制社会的思想支柱，几乎把持了这个文化大环境的全部内容与形式。
　　母系氏族社会作为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早已离我们远去，但这一特定的历史形态曾经给中华文化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远古神话为我们留下了女性中心世界的原型，但随着历史的演进和男权社会的确立，女性中心世界已失去了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女性在文学中的地位也每况愈下。因此，谈到女权的伸张，这是一个逐渐提升的过程，尽管绝对的女权别说是在封建社会，就是在21世纪的今天抑或是将来也难以实现。封建社会的女权解放往往处于个体的、自发的状态，要经历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明中叶以后，中国的资本主义关系逐渐萌芽，当时地主阶级中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李贽、汤显祖等人猛烈抨击程朱理学，提倡个性解放，主张男女平等，鼓吹女性才华，张扬女性魅力，这无疑对女权主义的伸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蒲松龄时代已经是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时期，但是千百年来滋生蔓延并积淀下来的封建文化仍然具有强大的力量，彻底摆脱男权话语影响，颠覆这样强大的封建文化体系不是深受封建思想熏陶的蒲松龄能够做到的。从蒲松龄的思想观念及其心态来看，《聊斋志异》还是自觉不自觉地承传了过去小说中塑造女性新形象的传统，作品塑造出的女性形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女子对个性解放、青春爱情、聪明才智、理想婚姻和社会群体价值的追求，具有不可否认的反抗男权的意识和消解男权思想的价值。《聊斋志异》在表现女性的人格魅力和生命尊严方面相对于以前的作品更加具有自觉的意识，反映的程度也更为深刻。魏晋小说以《世说新语》、《搜神记》为代表，人物描写较为简陋疏浅，人物个性化特征不明显。至唐代，传奇大量描写女性，塑造出了大批直到现在还受人们喜爱的女性形象，如霍小玉（《霍小玉传》）、红拂（《虬髯客》）等，这些女子可贵和可爱的品质，反映了当时女权伸张取得的成果。而宋明以来的长篇小说中，女性观念出现过倒退现象，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站在男性评价立场上，极力贬低女子的形象和地位。明未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张扬女子才能，倡导婚姻自主，在一定程度上抬升了女性地位。《红楼梦》展示了大观园里的女性群像，天地灵秀之气皆钟于女子，女性占尽了春色。《镜花缘》也为女性大唱赞歌，让女性扬眉吐气。蒲松龄汇集了前人塑造女性形象经验的精华，运以自己的才思，融入独特的思想情感，创造了比前人更富有自觉意识的女性形象。
　　《聊斋志异》中不少作品表现出作家对女性这个群体的关怀以及对女性命运、权利、性格的热切而深入的关注。蒲松龄以幻化的形式重建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女性王国，在这个女性中心世界里，有大胆追求男女相悦之情、追求幸福爱情和婚姻的女性；有多才多艺聪慧过人的才女；有坚强勇敢、情义并重的侠女；有经营有道、追求男女平等的女经营者；有能够独立主持家庭内外事务的女家长；更有替父报仇的带有复仇女神色彩的女中豪杰。《聊斋志异》在深广的社会生活中展现了一系列女性形象以及她们多方面的才能和品格，已然触及到了女性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领域内的思想启蒙和个性解放等重大女权问题，作品具有明显地张扬女权主义的思想倾向。
　　蒲松龄把女性提升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他选择女性作为理想的实现者，把女性推到了生活的前沿，伸张了女权，极大地挖掘了女性的个性魅力，抬升了女性的群体地位，扩大了女性的生活视野，延伸了女性的观察视角。这些经典的女性形象是中国文学史上女性人物画廊里不可或缺的杰作，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注释：
　　[1]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2]歌德著，杨武能译：《少年维特之烦恼》，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3]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中国妇女》，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83页。
　　[4]马瑞芳：《幽冥人生——蒲松龄和<聊斋志异>》,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5]E·M·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李雅妮 陕西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 721013）

• 李雅妮： 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女权主义的伸张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