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行人辞令是《左传》中的一个大亮点，它体现了各“行人”运用语言的能力和聪明才智。他们能熟练地运用各种技巧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本文试浅谈行人运用语言的技巧。
　　关键词：行人辞令 使用技巧
　　
　　《左传》一书不仅在记载历史方面具有很大的贡献，其文学价值也很高。在文学价值中它那精彩的辞令历来受人赞叹。唐代刘知几说：“寻《左氏》载诸大夫辞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1](P419)对《左传》语言方面的成就作出了一定的评价。另外钱钟书先生对《左传》记言评价：“吾国史籍工于记言者，莫先乎《左传》，公言私言，善无不有”[2](P164)，将《左传》人物语言描写的特点高度概括为工于记言。关于《左传》辞令研究的文章还有很多，本文将浅谈《左传》行人辞令的运用技巧。
　　
　　一、行人辞令的简述
　　
　　“行人”一词最初出现在《诗经·齐风·载驱》中：“汶水滔滔，行人彭彭”[3](P285），这里的“行人”是指外出的人和出征的人。后来“行人”的意义逐渐发生了变化，《周礼·秋官》中记载道：“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唐贾公彦疏：“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则朝聘往来是也。”[4](P890)又云：“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唐贾公彦疏：“释曰大行人待诸侯身，小行人待诸侯之使者，其邦之礼籍，则诸侯及臣皆在焉。云：礼籍，名为尊卑之书者，名为尊卑以解礼也之书，以解籍也。”[4](P893)可见，在《左传》以前，行人就已经充当了使者的角色。到了春秋时代，由于中国处于大动荡时期，礼崩乐坏，周天子的威信不如以前，诸侯征伐，以强凌弱，霸王代出，在此时，“行人”以一种特殊的身份行使各国完成使命。
　　在《春秋》中有六处关于行人的记载，分别是：“楚人执郑行人良霄”(襄公十一年)，“晋人执卫行人石买” (襄公十八年)，“楚人执陈行人干征师杀之”(昭公八年)，“晋人执我行人叔孙蜡”(昭公二十三年)，“晋人执宋行人乐祁犁”(定公六年)，“齐人执卫行人北宫结以侵卫”(定公七年)。从上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行人”分别属郑、卫、陈、鲁、宋五国，证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设有“行人”之官。此时，“行人”的职责就是充当国家使者。这在《左传》中有更多的记载，如《左传·文公十二年》有一段记载：
　　“秦行人夜戒晋师曰：‘两君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请相见也。’臾骈曰：‘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也，将遁矣。薄诸河，必败之。’”
　　即秦晋河曲之战中，秦国派出“行人”在当天夜里向晋国军队说：“我们明天再相见。”这实际上是秦军想连夜逃遁的缓兵之计，晋大夫臾骈一眼看破秦人的阴谋，认为秦国“行人”心里不安，说话声音失常是因为他们想连夜逃遁。当臾骈提到秦“行人”时，直接用“使者”替代，这说明春秋时代“行人”、“使者”已经出现通用的现象。《春秋·襄公十一年》经文记载：“楚人执郑行人良霄”，《左传》传中曰：“书曰‘行人’，言使人也。”这就明确指出“行人”就是“使人”。“行人”在《左传》中有时还称为“行李”或“行理”，如《左传·僖公三十年》：“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杜预注曰：“行李。使人。”[4](P1831)孔颖达疏曰：“襄八年传云‘一介行李’，杜云‘行李，行人也’。昭公十三年传云‘行理之命’，杜云‘行理，使人’。李、理字异，为注则同，都不解‘理’字。[4](P1831)”杨伯峻注曰：“行李，古代专用司外交之官，行人之官也。”[5](P480)《左传·昭公十三年》：“行理之命，无月不至。”杜预注曰：“行理，使人，通聘问者。”[4](P2073)杨伯峻注曰：“行理亦作行旅，谓使人。”[5]（P1359）可见，“行人”经常奉命出使，处理外事。
　　《文心雕龙·书记篇》说：“辞者，舌端之文，通己与人；子产有辞，诸侯所赖，不可已也。”[7](P460)提出辞是一种语言。“辞令”最早出现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公孙挥这人善于用语言进行辩论；《文心雕龙·才略篇》也说：“及乎春秋大夫，则修辞聘会，磊落如琅玕之圃，焜耀似缛棉之肆。薳敖择楚国之令典，随会讲晋国之礼法，赵衰以文胜从飨，国侨以修辞扞政，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孙挥善于辞令，皆文名之标者也。”[7](P698)《史记·刺客列传》：“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羣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8](P2515)《隋书·经籍志三》：“从横者，所以明辩说，善辞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表明辞令是用来传达人的志向的工具。唐徐彦伯《书机论》说：“言者，德之柄也，行之至，志之端，身之文也。君子之枢机，动则物应，得失之见也。可以济身，亦可以覆身，否泰荣辱一系之。”[6](P1690)刘知几说：“古者行出境，以词为宗；大夫应对，以言为主。”[1](P1740)由上可知，行人辞令是使者外交中使用的语言。
　　
　　二、语言技巧
　　
　　行人靠着三寸之舌去维护国家的利益，保护国家的安危，这表现了他们对语言具有非凡的驾驭能力，他们常运用比喻、引用等修辞手法，采用分析法、比较法等方法论证自己的观点。在言论中，语言一般雍容典雅、委婉平和。现将《左传》中行人运用语言的方法概括如下：
　　（一）委婉之辞
　　刘知几《史通·惑经》曰：“此则春秋之世，有识之士，莫不委婉其辞，隐晦其说”[1](P517-518)，这指出了行人辞令的一个特色：委婉、隐晦。委婉，指在特定情境下，说话人有所顾忌，不能直截了当地表达所说内容，而采用婉转的词语，含蓄曲折地表达思想感情，传递信息意图，让对方去体会、品味。《左传》外交辞令中多运用此方法，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郑国皇武子驱逐秦人，没有直接揭露他们的阴谋，而非常委婉地把“束载、厉兵、秣马”的行为说成是要打行李回国，并且表示挽留，但语言中又透露出知道他们的诡计的含义。《左传·僖公四年》：“不虞君之涉吾地也”，齐国军队进入楚国的领土实质是侵略，但是楚国的使者隐去“侵略”用“涉”来代替。这样既表明了齐军行动的目的，又不当面戳破对方的脸面，显得很得体。《左传·成公二年》：“‘大国朝夕释憾于鄙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请于大国，无令舆师淹与君地。”晋人故意把齐国对鲁、卫的欺凌说成“泄愤”，避重就轻为齐国留了一份面子；同时，还用晋军的命令“无令舆师淹与君之地”迷惑齐人，有意不明说速战速决的企图，以便打齐军一个措手不及。“行人”们还运用比喻、引用方式来委婉地表达。
　　1.比喻
　　比喻是用浅近而相类的事物作比，进行叙事和说理的修辞方式。《左传》外交辞令中比喻（明喻、暗喻）基于题旨和情境的需要，追求平巾见曲、意在言外的效果。因此，其成为“行人”语言运用的一大特点。如《左传·成公十三年》：“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阙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蝥贼，以来摇荡我边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蝥贼”本是指残害植物的害虫，这是来比喻郑国的公子雍，说他像害虫一样是危害国家的大敌。又如《左传·昭公十三年》“牛虽瘠，偾于豚上，其畏不死？”该例中用牛比喻晋国，用豚比喻鲁国。牛再瘦小，扑到猪身上猪也会死去。就像晋与鲁一样，晋国再衰弱，如果出兵威胁鲁国的话，鲁国也不得不畏惧。《左传·襄公二十二年》：“为我鄙邑，迩在晋国，譬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用臭味离不开草木来类比郑国不敢背叛晋国。《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楚使者质问齐率诸侯之师来犯的原由，不便直斥，选用了“放逸双方马牛使牝牡相诱也不能碰到一起”这样一个诙谐生动的比喻，婉转地指出两国相距遥远，一向无涉，齐师没有入侵楚国的丝毫理由。这种根据交际对象、情境运用比喻的方法能婉转地表达观点，增强了语言的说服力和魅力。
　　2.引用
　　《诗经》在当时是交往的工具，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9](P178)当时的行人们对《诗经》的内容熟记于心的能出口成诵，听能知其意，用能随机应变。故《左传》中多引《诗》、引谚语来代言或证言，既可以让语言更文雅又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行人”在外交中引诗是很普遍的。《左传》自僖公二十三年始载赋，最后一次出现在鲁定公四年，从此以后这种风气渐渐衰退，直至最终消失。赋诗言志在襄公、昭公在位的六十年间出现近三十次，这可谓是赋诗的一高峰期。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郑国的伯赋《鹑之贲贲》取其二章“人之无良，我以为君”，本意在于借赋诗发泄自己对国君的不满。赵孟早已明白召伯赋诗的目的，却认为不必当场指责其“志诬其上”的行为，因此故意曲解他的原意，借用该诗《诗序》的主旨，以“牀第之言不踰阈”为理由，拒绝对他的赋诗作出反应。文公四年冬，鲁文公由晋返鲁途经郑国，郑伯与之相见。宴饮之际，郑大夫子家赋《鸿雁》，取诗中“爱及矜人，哀此鳏寡”之义，隐含的意思是请求文公返回晋国，为郑国说情。鲁大夫季文子赋《四月》，取其“乱离瘼矣，爰其适归”句，借以表达离家已久，倍受辛劳，希望早日回归的意思，这是对郑大夫之请求的委婉回绝。接着子家又赋《载驰》之四章表达小国有急，希望大国帮助之义。于是季文子赋《采薇》第四章，取其“岂敢定居，一月三捷”句义，表示答应返回晋国为郑国说情。《左传·成公二年》：“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这是“齐晋鞌之战”中，齐战败，宾媚人同晋议和。晋国一定要萧同叔子去做人质，同时使晋国境内的田垄全部东向。宾媚人就援引《诗经》中的“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和“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作为理论依据，驳斥了晋国的无礼要求。这些都是用赋诗解决重大外交问题的例子，也说明赋诗作为外交辞令在运用中具有一般言说无法比拟的作用。
　　另外谚语、警言以及古书中的言论也常被“行人”们引用作为说理的论据，使语言具有说服力。因谚语是生活中常说常听的东西，引用它来帮助表达自己的观点更容易让人理解。《左传·隐公十一年》公使羽父请于薛侯曰：“君与滕君辱在寡人，周谚有之曰：‘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君若辱贶寡人，则愿以滕君为请。”羽父引用谚语对滕侯和薛侯之争进行分析，更有说服力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左传·僖公四年》，楚国使者用“风马牛不相及”的谚语指责齐国侵犯楚国毫无道理。《左传·成公十五年》曹子臧对诸侯：诸侯将见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辞曰：“《前志》有之，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为君，非吾节也。虽不能圣，敢失守乎？”子臧引用古书“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论断来为自己的行为作论据，表明自己的观点是合乎古人的标准的。
　　（二）争锋相对
　　在“文辞以行礼”的风气下，直言辞令是很少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他们直接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因此直言和争锋相对也是辞令中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行人”直说胸臆，甚至使用锋锐之辞。
　　厉公入，遂杀傅瑕，使谓原繁曰：“傅瑕贰，……寡人憾焉。”对曰：“先君桓公名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贰如之？苟主社稷，国内之民，其谁不为臣？臣无二心，天之制也。子仪在位，十四年矣；而谋召君者，庸非二乎？庄公之子犹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赂劝贰而可以济事，君其若之何？臣闻命矣。”(《左传·庄公十四年》)
　　公使展喜犒师……展喜从之，曰：“寡君问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左传·僖公四年》）
　　原繁直接反驳厉公杀傅瑕因其有二心，且认为厉公对别人有这样的疑心的话那就是命了，于是自杀。展喜犒师是很精彩的辞令之一，在此，展喜直接指出齐侯要征伐鲁国所以特来犒劳齐军。楚使者质问管仲征伐之由，管仲列举两条原因，权衡轻重之后把昭王不复的理由直接推到河流的身上。
　　“行人”表明自己的观点或为国家行为辩护时多强词夺理。刘勰在《文心雕龙·檄移》中说：“齐桓征楚，诘包茅之缺；晋厉伐秦，责萁郜之焚：管仲吕相，奉词先路，详其意义，即今之檄文。”[7](P377)如《左传·成公十三年》著名的“吕相绝秦”：“晋侯使吕相绝秦，曰：‘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其不能以诸侯退矣。’”这是《左传》中最长的一篇说辞，言辞开阔纵横，淋漓酣畅，有雄辩家的气势。而其暗中偷换逻辑概念、强词夺理，体现了大国之强权及霸气。《左传·成公八年》晋因郯事蛮夷之吴，而欲伐之，使士燮来鲁聘问。鲁非强国，恐兴兵而劳师动众，不利于本国发展，便赂来聘使者土燮，以期“缓师”。士燮拒赂，言“君无二命，失信不立”，言欲将此事向晋侯复命。弱小的鲁国视其措词强硬，只得被迫屈从。传文虽书晋士燮“来聘”，但实“强令”“逼迫”弱国助其逞“无疆之欲”。这种单刀直入、开门见山的表达充分体现了晋国的霸道。
　　
　　注释：
　　[1]刘知几：《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2]钱钟书：《管椎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3]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6]张高评：《左传之文学价值》，台北：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版。
　　[7]刘勰：《文心雕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8]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9]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罗艳梅 甘肃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 73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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