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宏观而论，路遥的作品呈现出一种中和之美，无论是内在精神还是外在表达都无激烈、偏颇之感；细读品味，根于仁义礼仪道德收束下的人生展望也在收放之间趋于明朗、温和。路遥所持有的儒家精神渗透在其文学创作之中，影响着他的人生旨趣和创作风格。
　　关键词：路遥 儒家思想
　　
　　一部《平凡的世界》成为了很多青少年的励志坐标，但在评论界或文学史上，路遥并不是赫然地站在风头浪尖上。正如他的作品一样，路遥以平和的姿态潜心创作，乐观却不激进，传统却不保守。在他所生长和热情抒写的农村大地上，儒家思想作为根基渗透在纯朴、可爱的村民身上，这里有传统道德的规范，也有积极入世的展望，路遥带着这种精神或者说是集体无意识真实地抒写着人性的点滴。
　　
　　一、孝悌仁慈的家庭亲情
　　
　　“家”是维系路遥作品中人物关系、情节展开和思想寄寓的一个重要关节和支点，在他的每一部小说中，都充盈着浓浓的家庭亲情，这与作者的人生经历不无关联，同时也让我们从中体会到路遥传统观念中“家本位”的儒家思想。
　　中国人以家为重的观念经随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已经根植到国人的意识、情感之中，儒家思想在“家本位”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路遥更是将这种民族情感不遗余力地展现在他的作品当中，“将农村一代又一代人生活的悲哀和辛酸，同农村家庭生活、人伦关系的温暖情愫，溶解于人的经济、政治关系中，让严酷的人生氤氲着温暖的人情味，是路遥作品的共性。”[1]无论是《平凡的世界》还是《人生》，路遥在客观解剖社会现实的同时总是将家庭、亲人作为温暖、窝心的大后方，人物从这里走出又始终情系于此。老一辈的像是《平凡的世界》里的孙玉厚，他对上孝顺老母，对手足倾尽全力，对子女宽厚仁慈，生活的苦难压折了老人的腰杆，他却依旧倔强地支撑着整个家庭，哪怕这个家风雨飘零，这也是孙玉厚生命的支点。父辈的观念影响着子女，作为长子的孙少安也是继承了这种精神，早早地背负起家庭的重担，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来维系家庭。因此，家的概念在路遥的理解中已经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单位，而是人们生存的基本动力和终极目标。
　　“仁爱”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其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與。”[2]遵循孝道，体现了儒家的纲常伦理，这种形式的框架融入到实际的情感体验中，便显得更为人性化。《平凡的世界》中，贫寒的家庭不能以太多的物质来表达子女儿孙的孝敬之心，但在点滴间流露出的对长者的尊敬与爱戴显得朴实而又感人，例如家里每顿饭的第一碗总是先端给卧病在床的奶奶，幼小的少平、兰香在每个夏天的早晨都去摘些带着露珠的青草叶滴在患有眼疾的奶奶的眼中，这些细微的举动都能放大孙家以孝为先的美好德行，也是整个家庭破而不败的精神支柱。平辈之间的手足之情，也是身为独生子女的我们这一辈难以真切体悟的一种特殊情感，而在儒家思想中，兄弟之间的道义是很能彰显一个人的品性的。再以孙玉厚一家为例，作为一家之主的玉厚老人不仅得经营自家的生活，还始终以兄长的姿态来接济、关心弟弟孙玉亭，为其娶媳妇、让窑洞，可谓仁至义尽；孙少安也以长兄的情怀将自己的求知愿望寄托在弟弟、妹妹身上；孙少平对待哥哥像长辈一样敬仰，对待妹妹像孩子一样疼爱，为兰香置办上学的物品贴心到私物，令人动容。他们还将这种兄弟之情延展到周围的同乡、好友，像是少平与金波之间情同手足，李向前把田润生当亲弟弟一样关心；再如《在困难的日子里》，支付不起学费的马建强也是在乡亲们的援助下才得以继续其求学路的。这些都是超越了血缘亲情的无私大爱，是路遥意在热忱歌颂的可贵情感。
　　
　　二、积极入世的生活理念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3]为了报效社会、家庭，一个人首先要进行自身的修炼，这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认证和责任意识在路遥的作品中也是坚实的力量支持。
　　路遥和他笔下的主人公一样，也是出生于农村的“土地的儿子”，在他漫长而艰难的从文之路上，也有过贫寒交迫的生存危机、迷失彷徨的人生选择，但更多的是土地扎根于其内心的坚韧、温厚和平实。在和命运的抗争中形成了路遥的这种拼搏精神，指引他默默地却执著地彰显着自己的生存姿态，反映在作品中，我们便看到了《平凡的世界》里的少安、少平，《人生》里的高加林，《在困难的日子里》的马建强，等等。这些中心人物无一不是历经苦难但却坚持走向社会、表现自我的积极入世者。刻画的最为丰满、深刻的当属孙少平，他从一名瘦弱的学生成长为家庭的支柱、社会的栋梁，其间做过小工，当过煤矿工人，他正是在这平凡的岗位上坚守着生活的信念，吃得了苦、耐得住寂寞，不为虚华的物质生活所动摇，更不因生存境遇的挫折打消生活的热情。
　　上述提到的那些主人公，我们还可以发现他们身上的另一个共同点——知识分子，这一人物系列可谓路遥对社会发展前景的一个自觉认识。知识改变命运，这是当时那个年代的一个总体趋势，也是儒家思想所器重的一个人生指标。单从知识本身的积累而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4]对知识的掌握和应用是充实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有效力量。此外，儒士在古代正是一个连接文人和官职的特殊角色，他们用学识和哲思参与政务，具有入世态度又保留文人气质。路遥在客观审视国家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将民族的振兴大任寄寓到了青年知识分子身上，希望用他们新生的力量来推动国家走向纯洁、理性的道路。
　　路遥作品中人物的入世道路常常伴随诸多的磨难，体现出一种苦难意识。正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5]。《在困难的日子里》，主人公马建强不仅忍受着饥寒交迫的身体之痛，也遭受着人格尊严的屈辱、煎熬。作者将他放到这样的一个生存条件下，“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以物质的贫乏彰显其精神的高尚，挖掘出了马建强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这种直面人生的勇气和态度，也是生存的现实赋予普通百姓的一种潜在意识，除了那些英雄、标杆式的主人公，路遥作品中的人物都有着这样近乎执拗的劲头，像是《平凡的世界》里的李向前、金波，甚至是孙玉亭，虽然生活的方式不同，但他们都是在自己的理解程度中力求达到一定的目标，顽强、上进的生命力令人感叹。
　　
　　三、尚德求和的人性旨趣
　　
　　作家的创作风格往往渗透着他的人生取向和价值观念，路遥那朴实浑厚的文风也恰恰源于传统道德的积淀和中正平和的气质。路遥“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较深，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常以理性制约着情感和意识，故而他的小说中的意识世界，不是泛滥的洪水，而是沿堤岸流淌的江河，有波涛翻滚之势，却无冲毁良田之险，行进的轨迹不是浑浊不清，而是明晰可鉴”[6]。路遥笔下的人物虽不是什么英雄豪杰，但是却用人格魅力赢得了读者的钦佩和喜爱，这正是因为他们身上凝聚着传统道德的“真、善、美”。子曰：“德不孤，必有邻。”路遥的文学世界就是由这些德行兼备的人组成，故而营造出一种积极美好的气氛。这里有一些也是气概山河的领导人物，如《平凡的世界》里的田福军、《惊心动魄的一幕》里的马延雄，他们一方面有着新时代干部的创新精神，另一方面也坚守着传统道德中正直、大义、务实的文化精髓。这些人物的塑造，有利于带动全体民众的精神气节，表现出路遥对德治社会的重视和憧憬。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路遥也有着浪漫的情愫，像是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总是在他的作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成为关键性的情节。而这些爱的因子并没有发展为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更没有离经叛道的惊人举动，异性的交往总是遵守着发乎情止乎礼的道德约束。这种纯朴的人性美多体现在路遥对女性的描写上，例如《人生》中的巧珍，她既有着美丽、清纯的外表，又有着金子般炽热而崇高的心灵，面对爱人的变节，她没有怨恨和报复之心，而是一如既往地关心着高加林，这种从一而终的传统妇女观正是儒家思想所大力弘扬的，其中虽有戕害妇女权益的部分，但对爱的尊重和坚守也是现代文明所需要的可贵品质。
　　有了这种道德的积淀，行文必然呈现出一种平和大气之风。对于这种风格基调，路遥在创作追求中也体现出儒学“中庸”、“以和为贵”的思想。在路遥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一个人物属于十恶不赦的坏人，也没有一个人物完美得无可挑剔。孙福堂虽有作威作福之相，但在面对儿女时也流露出慈爱、可怜的面目；王满银这个浪荡的破落户，每年也惦记着带点年货回家和老婆孩子团聚，“他们身上有着传统农民的淳朴善良，他们的本性并未泯灭，只是一时的私心支配他们做出一些不太善良的事而已。”[7]而像孙少平这样的青年才俊，也不是通达的犹如智者、圣人，他在窘迫的境遇里也会不自觉地弯了腰闪躲着同学的目光，在田晓霞明丽、潇洒的眉目前也会觉得相形见绌。但正是因为这样的艺术处理，才使得路遥笔下的人物真实可感，充满了人情味。而在情节的处理上，路遥也在波澜起伏和平稳发展间求得兼顾，像是孙少安艰苦创业最后痛失妻子秀莲、高加林出头有望却又跌入谷底，生活的悲剧、命运的捉弄具有一定的哲思蕴含其中，增强了小说的戏剧性。但这些变故又顺理成章、有根有据，符合故事的发展并能延展创作的艺术空间，因而并不给读者突兀之感。当然，这种行文旨趣也会一定程度上束缚路遥的创作，比如情节的雷同、人物形象的单一等等，使得作品没有突出的个性，这是路遥在思想上没能拓展得更为深厚所致。
　　在道德缺失的今天，在国学蔚然成风的浮华之下，读一读路遥的文章，可以汲取一些传统精气，感怀仁义之邦厚重的文化积淀。在路遥的文学作品里，我们的步子可以慢一点，我们的心可以沉下来，体味一下“仁、义、礼、智、信、忠、孝、节、勇、和”这些儒学精髓，让古老的字眼变成切实的行动，创建这平凡而美丽的世界。
　　
　　(本文为西北师范大学学生资助项目。）
　　
　　注释：
　　[1]张喜田：《论路遥的农本文化意识的表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2][4]杨伯峻：《论语译注·学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6月版。
　　[3]方勇译注：《孟子·离娄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6月版。
　　[5]杨伯峻：《论语译注·泰伯》，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6月版。
　　[6]王西平：《路遥小说中的道德意识》，人文杂志，1997年，第1期。
　　[7]马容：《论路遥小说中的儒家思想》，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
　　
　　（常琨 甘肃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 730070）

• 常琨： 儒家思想在路遥作品中的渗透显现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