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生态女性主义”的概念是1974年由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奥波尼提出的，自此便伴随着世界环境运动的发展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一股声势浩大的文化思潮。新时期文学中，自觉地展现自然与女性密切关系的写作很多，而在张抗抗的《作女》中，生态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尤为突出，更为难得的是，她通过一种超越性别的观念表达了对于自然和人、男人和女人和谐平等的新型生态关系的理想建构。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 女性与自然
　　
　　作为一种多元、复杂和有差异的生态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同生态批评一样并没限定严明的概念，而这场运动内部亦存在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和社会建构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哲学生态女性主义等众多分支。尽管不同的生态女性主义分支对女性与自然的关系有不同见解，但都承认女性与自然的关联有着长远而深刻的历史与文化渊源，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之间存在紧密联系，都强烈反对父权制世界观和二元式思维方式对女性与自然界的压迫，倡导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在此基础上，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就是把文学批评放在生态危机和性别歧视的语境下，研究文学、自然、女性与文化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研究自然和女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再现，质疑和解构“人类中心主义”，揭露和批判性别歧视，重新阐释文学作品，挖掘其中的生态意识、生态智慧和女性意识。但这股文化思潮在中国国内影响寥寥，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出现相关的为数不多的译介文章，而将此理论结合实际以生态女性主义视角来关照新时期文学的更是鲜见。
　　
　　一
　　
　　新时期文学中，自觉地展现自然与女性密切关系的写作很多，如成一的小说《千山》表现父权制世界观对女性与自然的压迫；张贤华的小说《远方》讲述一个女环境工作者借自然之力反抗夫权的故事；毕淑敏的散文《女人与清水、纸张和垃圾》和张抗抗的散文《地球，女人》探讨女性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在女人身上寻觅生态的救赎。然而这些作品由于过分强调女性与自然的联系，或不可避免地陷入二元论的谬误，或落入在女人身上寻觅生态救赎的陷阱。而真正能够体现生态女性主义态度的，是以彻底的非二元论来理解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通过深入分析女性与自然的关系来揭示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压迫性结构，从而倡导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建立新型的平等关系。而在张抗抗的《作女》中，这样的生态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尤为突出，更为难得的是她通过一种超越性别的观念表达了对于自然和人、男人和女人和谐平等的新型生态关系的理想建构。
　　由于女性自身保持的自然天性以及与万物的天然亲和关系，使张抗抗的作品中闪现着一种独特的观照生命的女性眼光。这种独特的观照不光传达着人与自然之间“天人合一”的和谐关系，更表现了女性与自然之间天然的亲和及精神联系。正如德国哲学家西美尔指出的女人更强烈地扎根于自然：“女人比男人更紧密、更深刻地同自然幽暗的原初根据联系在一起，女人最本质、最富个体性的东西同样比男人更强烈地扎根于最自然、最普遍的保障烈性统一的功能。”[1]而精神生态女性主义代表人物斯塔霍克认为，女性可以通过自身身体的独特经验(如月经、怀孕、生育和养育等)来了解人类与自然的同一性，来体会人类生命与自然生命的一体和相融。因此与男性作家凭借精神和理性创作不同，女性往往更凭借感知和身体来写作。铁凝曾为此辩白：“我想起十九世纪一些批评家曾经嘲讽乔治桑的小说不是产生在头脑里，而是产生在子宫里。我倒觉得假如女人的篇章真正地产生在子宫里也并非易事。那正是安谧而热烈的孕育生命之地，你必得有献出生命的勇气才可能将你的‘胎儿’产出。”[2]铁凝在其短篇小说《孕妇与牛》中就通过对女性怀孕后特殊心理的体察，对女性观照生命的这种眼光作了充分的表现。小说写一个孕妇与一头叫黑的怀孕的黄牛作伴，相互招呼着、关心着，悠闲地从集上回来，走在回村的乡间土路上。孕妇平和宁静的心态氤氲于字里行间，使人感受到女性创造新生命的幸福与自豪，感受到女性的宽容、悠闲，以及她对周围一切事物无边的爱：“孕妇和黑在平原上结伴而行，像两个相依为命的女人。黑身上释放出的气息使孕妇觉得温暖而可靠，她不住地抚摩它，它就拿脸蹭着她的手作为回报。孕妇和黑在平原上结伴而行，互相检阅着，又好比两位检阅着平原的将军。……她检阅着平原、星空，她检阅着远处的山近处的树，树上黑帽子样的鸟窝，还有嘈杂的集市，怀孕的母牛，陌生而俊秀的大字，她未来的婴儿，那婴儿的未来……她觉得样样都不可缺少，或者，她一生需要的不过是这几样了。”小说用看似平淡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孕妇与周围自然和谐一体、天人合一的美丽意境。
　　张抗抗则借用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芙的“女人要有一间自己的屋”表达现代女性的生存理想，即女性籍由与自然的联系，才能摆脱女权主义的狭小空间，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按我个人的理解，那间屋的含义会更立体些。它并不意味着女人要把自己关在里面，并不意味着一种与世隔绝的姿态。它不是一个牢笼，不是一个封闭的禁地。那间屋当然有一扇通往外界的门，可以使我们来来往往出出进进，随时出门走到广阔的田野山川去：那间屋还有一扇巨大的玻璃窗，阳光可以充分地照射进来，若是站在窗前，我们的视线可以望见云彩、飞鸟以及很远的地方。”[3]于是我们看到《作女》中的作女们并没有被这间屋子锁住，并没有被城市里千千万万的屋子阻断投向远方和自然的目光。卓尔放弃优厚的薪水一心向往着去南极探险，她不断听从着翠鸟的召唤，最后承包荒山种树种草、开垃圾站回收废电池、荒漠中徒步旅行，回归到大自然的怀抱；A小姐很洒脱地炒掉老板仅仅为了去温岭石塘沐浴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阿不甚至开了一片地饶有兴致地种玉米养狗，而使荒山变成森林一直是她的梦想。这里人与自然之间不只是休戚相关的和谐之美，更是心灵和精神自由飞翔于自然中的超逸之美。如卓尔喜欢滑翔实际是喜欢精神飞翔于自然的自由：“高地升空，飞过湛蓝的水面，越过绿色的山峦，像一只大鸟在风中游荡——那是怎样的无羁和放浪呢!”[4]
　　
　　二
　　
　　新时期以来，不少作家都已不同程度体察到自然与女性在男权社会的被压制状态。这些作品表现了女性和自然相似的受压制、被征服地位，并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父权制文化进行了质疑和批判。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人类征服自然、创建悠久文明的历史，同时也是征服和控制女性的历史。人类的文化、历史、道德等紧紧禁锢着女性的生命，使她们丧失生命的感觉，使她们保持沉默，使她们的天空阴云密布。男权文化是立足于人、立足于“个我”的文化，他只看到人自身的需要和目的，而看不到自然生态环境的目的和发展趋势，他只看到个我的权益，而感受不到其他生命的需求。他将自然和女性当作实现自身目的的资源和工具，将她们纳入到自身的文化秩序中。
　　虽然张抗抗在主体意识和两性观上比之其他女性作家显得更超逸，但并不意味着她会回避或无视自然和女性在男权社会所受到的压制。《作女》中的女性开始了对社会性别规范的反叛。卓尔是女人中的特立独行者，她不以成功去求证个人价值，而以追求自由的精神空间来完成对传统价值的消解；对于爱情、婚姻，卓尔更坚持女性的自我选择，不仅蔑视“男尊女卑”的性别定位，而且在寻求自身解放、确认新的自我身份中肯定了人类自由生命形态的意义。比如两性关系在卓尔的眼中，不是男人敢不敢要她，而是“我想不想要”。她那句“我要你”的性爱宣言振聋发聩，而这句话被男人说了几千年的话语专利，却在卓尔阴阳倒转中彻底瓦解。这种挑战“男性中心”文化规范的观念和行为，更表现在卓尔对观鸟人主动索取、享受两情相悦的性爱之美的高峰体验。而面对郑达磊突如其来的入侵和征服，卓尔却将其当成猎物，以“女上位”的体式仅用三分钟就把他强暴了。如卓尔一样的“作女”一直在追求的是独立而自由的自我，她们极力逃离的是被男人控制和消费的命运。《作女》中还有一个堪称经典的细节：那是在火焰山酒店聚会时，当“作女”们说到最近发生的一起打工妹为摆脱遭受侮辱的命运跳楼自残事件，而媒体竟大张旗鼓宣扬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地捍卫尊严(贞节)时，她们激愤了：“贞节难道比一个女人的生命和健康更重要吗？”[5]当看到酒店里的那幅招贴画：一个女子挽着一个男人，一只手伸向他的口袋，下面写着“教你如何花光男人的钱”时，她们简直怒不可遏，此时酒店经理又出言不逊，于是“作女”们抄酒瓶酒杯大打出手。这出巾帼闹酒楼的描写极富神采地书写出作女们自由、独立而不羁的风采，更传达出在文化和社会中受压抑的城市女性不仅要冲击与挑战传统文化规范，更要探索女性新的性别角色，以达到对传统单一性别视角的超越和升华。
　　最为可贵的是，张抗抗的目光并未止于表现女性的被压制、反抗或无奈的逃离，而是在反思女性与自然的关系、批判男性中心主义的同时，更致力于建构一种生态的女性文化。这种文化是对女性解放的新解。在她们眼中，自然是主人公(女性)生命和精神的源泉，而回归自然、实现男女的和谐共存是她们不懈的创作追求。她们不仅仅感受到女性来自自然的生理意义，更有超越当代女性写作的独特而深具生态意义的女性观和两性观。
　　因此在小说《作女》中无论是卓尔还是阿不，都没有强烈地与男性对抗，卓尔甚至这样理解女权主义：“她发现女权主义是一个悖论，它在用作女人自我防卫或进攻武器的同时，也可能成为一件女性慢性自杀的工具。”[6]而与其他激进的女权主义作家不同的是，张抗抗等并不主张不分青红皂白地将男性从妇女“自己的屋子”里轰走，以女人为中心，与男人势不两立地对立起来。作女们的性颠覆策略并不是用男人对待女人的那一套反过来再对付男人，而是在性秩序上打破原有的二元尊卑对立，主张男女在性关系上的真正平等与尊重。她们的关注点聚焦在女性如何在获得经济独立的同时实现与男性平等和谐相处的问题。张抗抗曾在《我的女性观》中说：“我至今依然坚持认为，只有在一个男人和女人都能得到快乐和幸福的社会里，女性解放才能真正实现。……一个理想的社会，男权和女权应是平等分立、互相制约的。我们最终所渴望的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和平共处，达到一种两性和谐，自由融洽的境界。”可见对于两性关系，她们的态度不完全苟同于西方妇女运动所提出的“女权主义”(Feminism)。她们认为妇女的觉醒与解放不能仅停留在单纯反对父权制和男性统治的层次上，妇女的解放和发展应立足于妇女的团结和自强(如《作女》中对女性同性相倾的批判)，女性需要获得经济和人格的独立自由，得到男性的尊重，并促使男性重新思考两性关系问题：同时自由的女性世界要对男性开放，以真正实现两性的平等与和谐。仍然是在那篇《我的女性观》中，张抗抗自信而平静地宣称：“我习惯把目光投射在女性的弱项上。我希望女性能更多一些率真的自省和坦诚的自我剖析，而不是仅仅诉说女性的苦难。我愿意通过写作，来帮助女人们真实地了解男人也懂得女人自身，而不是仅仅抱怨男性的压迫。我以为女性自由的获得，最终取决于‘人’的自由，取决于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整体变革。”
　　
　　三
　　
　　深层生态运动的先驱约翰·缪尔认为，自然是人的精神源泉，要成为一个身心健全的人，就必须不断与自然保持接触，只有在自然中人才能恢复本真的自我。因此在《作女》中，我们看到代表大自然和生命力的翠鸟一再出现，召唤着卓尔向往自然的心灵。而无论是阿不还是卓尔，她们最终都隐逸到荒山茂林，致力于森林的保护和垃圾回收等环保工作。更值得人玩味的是《作女》中出现的女性与男性在寂静树林中进行和谐性爱的描写。曾有人称《作女》中卓尔与观鸟人的性爱描写是中国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近年来从生态批评的角度重评查泰莱夫人与情人的性爱关系成为热点，而国内对《作女》中这段类似的描写却没有更深入细致的挖掘。倘若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这段树林里的完美性爱并不仅止于性爱描写这么简单的寓意，而是作家探求实现身心统一、灵肉和谐的两性关系的新生和回归自然的途径。这里的树林，象征着大自然，是回归自然、重新寻回遗失于工业文明中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场所。作家笔下的森林生机盎然、充满生命力：“天空蓝得透明，湖水绿得发亮，山高得令人窒息，树林里除了斑斑点点猩红色鹅黄色的花朵，满目都是绿色，连同绿色的空与，让人分不清树和林中的路。无论走到哪里，头顶上总有小鸟的歌声，热烈的浪漫的激越的抒情的，吟颂宛鸣起伏跌宕。那些歌声永远在森林的深处回荡……”，大自然的勃勃生机深深感染了女主人公卓尔，这原始而优美的环境促使她渴望与自然更加亲密，渴望与自然融为一体。于是在南方那个远离尘嚣、万物蓬勃的山林中，在男人、女人与自然和谐共振的生命激情里，卓尔感到：“壁画上那个飘飘欲仙的飞天，定是经历了这样的时刻后，才能抵达那个境界。/银色的海豚破浪出水，在空中抛出优美的弧线，是为了卸去它满腔的激情。/两片云在空中相逢相遇相撞，击起巨大的雷声，终于交织成惊天的闪电。/鹤鸽黄鹏鸳鸯杜鹃百灵云雀画眉缝叶莺冠斑犀鸟黄胸织布鸟翡翠鸟你们都飞吧扇着翅膀舒缓地轻灵地勇猛地激越地飞起来飞起来飞起来……”于是她忘情地投入这激情的飞翔中，她的灵魂“腾空而起，一道强光掠过，呼啸着划破云天，直至天育极顶，然后炸裂、粉碎、飘散……”，她的喊叫“尖锐而放肆地冲出喉咙，哽咽着突又喷发，像一头凶狠的母狼，在月光下仰天发出悠长而凄厉的嗥叫”，当她从梦幻般的高峰体验中醒来眼前是如画的美景：“一群群密密麻麻的翠鸟，在天空中一动不动地凝翅驻足，蓝绿色的羽毛闪烁着宝石般的光辉。晶莹璀璨的星光下，他裸露的身体像一块温凉润泽的汉白玉。”[7]树林，成为女性重温人类原始时代纯真和自然的地方。在这里，卓尔找到了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和谐相融的理想状态，摆脱了现实生活对女性的束缚和奴役，实现了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而她与观鸟人之间完美的性爱关系，不光象征着一种原始生命的复苏，更传达出作家渴望回归自然、在两性和谐中实现女性真正的解放的生态诉求。
　　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张抗抗超越一般女性主义写作的地方是对自然主题的深切关注。自然在她的笔下主要有两种内涵：一是自在的自然，一是人化的自然。自在的自然是指不受人为制约，自在自为的自然存在。这是一种真正的生态自然，山川万物各有其性，各安其分，和谐共存。而人化的自然则指人类，尤其男女间“拟生态”的和谐相处和人伦之乐。在她的作品中，自在的自然总是与人伦的自然结伴而行。而她们的女性观对人类的整体生存、和谐与完整的强调体现出一种生态主义观念，这与西方学术界提倡的以尊重自然、反人类中心主义为宗旨的生态文学批评不谋而合，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这样的女性观是一种生态的女性主义，即我们现在所称的“生态女性主义”。
　　如今，生态环境危机及由此导致的人类生存困境成为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同时也给女性主义走入现实文化领域、充分展现女性的作用和价值提供了新的契机。虽然生态女性主义写作需要热爱艺术与自然的男女作家共同推动，但女性在这一领域的确具有独特的优势。中国的女性至今还背负着历史的负荷和现实的环境压力。在此背景下，新时期的生态女性主义写作需要作家更加有意识地关注生态问题与女性问题之间的关联，在未来进一步拓展这一极具潜力的写作空间。张抗抗的实践和努力，为这个广阔的空间打开了一扇可以遥望和憧憬的窗，那些流连自然的目光正从这里出发，投向远方。
　　
　　注释：
　　[1]西美尔著，顾仁明译：《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2]铁凝：《女人的白夜》，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3]张抗抗：《打开自己那间屋的门窗》，中国青年报，2001年10月11日。
　　[4][5][6][7]张抗抗：《作女》，北京：华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第76页，第355页，第115页，第129页，第129页，第130页，第130页。
　　
　　（邹璐 辽宁省大连外国语学院文化传播学院 116044）

• 邹璐： 张抗抗的《作女》中所透视的生态女性主义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