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科举制度从隋产生至清末废止，沿袭一千三百余年，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对历朝历代的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探讨了古代科举制度对庐陵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即造就了大批庐陵文化代表、促进了庐陵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繁荣、催生了千古传诵的庐陵佳话。
　　关键词：科举制度 庐陵文化 积极影响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延续1300余年用于选拔官吏的主要手段，尽管其因考试内容僵化、形式单调、扼杀创新精神等弊病屡受抨击，但毕竟这一制度也造就了无数封建社会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以及其他学问家。古代庐陵地区（亦称吉州，现江西吉安）的许多名仕先贤，正是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施展才华、建功立业，传承以“文章节义”为精髓的庐陵文化，并形成赣文化的重要支柱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科举制度对底蕴深厚的庐陵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科举制度造就了大批庐陵文化代表
　　
　　古代庐陵地区向来以正统儒学教育思想为主导，尊师重教蔚然成风。隋唐以后，科举制度的全面推行，给庐陵才子带来了历史契机。一大批重教崇文的庐陵人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显名于官场文坛，进而影响和促进了乡梓重教良俗的形成。特别是在宋、明两代，庐陵人在科举考试中大获成功，涌现出为数众多的状元、进士。期间，庐陵文化奇峰突起，庐陵人忠义坚贞的品质和刚正不屈的性格奠定了“文章节义”之邦的思想基础。
　　庐陵发达的教育和兴旺的文风造就了众多的举子进士，引起了史学家的关注，他们认为在赣中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内陆腹地，竟能产生出这么多的科举优胜者和杰出的人才，在全国也不多见，在江西更是首屈一指，值得研究。的确，庐陵学子们在科举考试中大展才华，在民族文化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据民国《吉安县志》载，庐陵郡在唐代产生了有姓名、有籍贯的进士4名。宋代以后，庐陵学子更是风头正劲，连连夺魁。据吉安县籍的历史学家周銮书先生统计，宋代江西共产生进士5442人，其中吉州1032人，占19%；明代江西进士3148人，其中吉安（不含新干、峡江）994人，占31.5%；清代江西进士1787人，其中吉安205人，占11.5%。据不完全统计，吉州范围内共考取进士近3000名，占全省进士近三分之一的比例，就一个州或府而言，产生如此之多的进士，在全国可是屈指可数的。即使是当时文化发达的苏州府，进士也只有1700多名。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文进士中的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江西共有104名，属庐陵范围的有46名，占全省的45%。其中，正宗庐陵籍状元至少有16人，分别为：新干县宋代的何昌言，吉安县南唐的王克贞、宋代的文天祥、明代的肖时中，吉水县明代的胡广、刘俨、彭教、罗洪先、刘同升，永丰县明代的曾棨、罗伦、清代的刘绎，泰和县明代的陈循、曾鹤岭、曾彦，安福县明代的彭时。他们真可谓是千百年来庐陵读书人中的天之骄子，赢得了无数倾慕的目光和颂辞。他们有的获得高官厚禄，位高权重；有的一生平淡甚至落寞，但无一不是学富五车之士，无一不是堂堂正正的君子，没有一个是祸国殃民之徒。他们是庐陵优秀文化孕育的精华，体现了庐陵人的正派、刚直和文雅。
　　
　　二、科举制度促进了庐陵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繁荣
　　
　　科举考试是取士的制度，学校教育是养士的法则，选才有赖于育才，两者互为依靠，不可分割。在科举考试制度下，功名、地位与权力的获取，需要社会成员以获取主流知识文化为基础。科举制度极大地激发了庐陵人勤奋读书的热情，也极大地促进了庐陵教育文化的空前发展。
　　唐代庐陵的教育已初见成效，到了两宋，则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气象。明代，庐陵的教育文化更是发展至鼎盛。道光《吉安府志》中云：庐陵地区“家有诗书，人多儒雅，序塾相望，弦诵相闻”，并非溢美之辞。唐代中期，江西有一批书院兴起，据史载，具有一定规模的书院13所，而庐陵就有4所，分别为：吉水的皇寮书院、登东书院、泰和的匡山书院和庐陵县的光禄书院。
　　到了宋代，一些大族纷纷创办书院，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江西的著名书院白鹿洞书院、华林书院、鹅湖书院和吉州的白鹭洲书院，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位于庐陵城东的白鹭洲，坐落在千里赣江之中，洲上茂林修竹，景色怡人，南宋淳祐元年（1241年），新任吉州知府江万里（后任丞相）在白鹭洲筑学舍，设讲院，创建书院。宝祐四年（1256年），也就是创立书院15年后的科举考试中，吉州考中进士43名，文天祥高中状元，宋理宗皇帝亲书“白鹭洲书院”匾额以示褒奖。于是，白鹭洲书院名声大振，享誉遐迩，被称作是与白鹿洞、鹅湖齐名的江西三大书院之一。白鹭洲书院的崛起，推动了庐陵教育的蓬勃发展和重教崇文的民风蔓延，一大批人才脱颖而出。据光绪《吉安府志》载，从宋嘉熙二年（1238年）至南宋最后一届科举的咸淳十年（1274年），37年来共科考13届，有12届是白鹭洲书院创立后进行的，吉州共考取进士378名，居江西之首。以后600余年，白鹭洲书院历经沧桑，屡遭兵祸水患，毁而复修，几经周折，但这里一直是庐陵人民心中的教育圣殿，是培育和传播庐陵文化的摇篮。
　　明代，江西共有164所书院，属吉安府的有33所。著名理学家程文德于嘉靖十五年在安福县创办的复古书院，著名学者王圻于隆庆二年在万安县创建的云兴书院，还有永丰县的云邱书院，是名流聂豹讲学之所。这些书院，不仅培养了大量的科举人才，还引来四方学者，成为理学传播、研讨的重要场所。
　　重视教育，普遍设立书院、学馆是庐陵文化兴盛、人才辈出的重要因素。据不完全统计，从唐至清江西建有古书院1071所，而属庐陵区域有276所以上，占全省26%左右。从后来科举的情况来看，凡及第人数多、优秀人才多的地方，书院也办得早和办得好。乡间农村的私塾，是普通农家子弟读书习字之处，教的是一些生产生活实用知识，后来也学些与科举相关的所谓圣贤之书。任教的多是乡间儒者，其中不乏确有才学之人，是传授封建文化的启蒙者。庐陵究竟有多少这样的私塾，更是无法考证统计。
　　
　　三、科举制度催生了千古传诵的庐陵佳话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在形式上平等、公正，取士本着“一切以程文定去留”的原则，公开竞争、择优录取，制定了严密的规则与制度，给广大人民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为清贫学子开辟了登进之途。科举的开放性突破了血缘关系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只要有真才实学，便有机会通过层层考试，登上大雅之堂，实现个人抱负和理想。庐陵科举史上的传奇佳话可谓层出不穷，亦成为庐陵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北宋仁宗时，吉州出了第一个宰相刘沆，此人启贤匡弊，素有良相之誉。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原籍庐陵永丰，在朝中任过多年的参知政事，并主持过全国的科举考试，名符其实的桃李满天下，被公认为一代文坛宗师。吉安永和人南宋的周必大，居相位数十年，历四朝，稳健持重，为维护南宋半壁河山可谓呕心沥血，同时是知识渊博的大学者，深得朝野敬重。庐陵状元文天祥任丞相时国已破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让这位庐陵人名垂青史，也让庐陵文化“文章节义”之精髓体现到极致。
　　在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中，庐陵地区发生了几件足以令人自豪的盛事。明建文二年（1400年）科考，共取进士110人，状元胡广、榜眼王艮、探花李贯，头三名均为吉安府人氏。明永乐二年（1404年）科考，取进士472人，状元曾棨、榜眼周述、探花周孟简，二甲第一名杨相、第二名宋子环、第三名王训、第四名王直，都是吉安府人，前七名均被吉安人囊括，成为千古美谈。于是吉安民间便有“隔河两宰相，十里五状元”之说。吉安县万福一带的秀川村罗姓，先后有33人中进士；梅塘的小灌村刘姓，有17人中进士。这两个地方都远离州府治所，较为偏僻，培育出了众多的进士，实不多见。在古代庐陵地区，祖孙、父子、弟兄均为进士的家族，人才结聚的现象也不少。明代永乐十九年（1421年），泰和人曾鹤龄中状元，他的孙子曾追，于57年后为探花。明代崇祯十年（1637年），吉水人刘同升中状元，他的父亲刘应秋46年前就是探花。明代正统十三年（1448年）的状元彭时是安福人，他的大弟彭华，6年后为会试第一名中了进士，小弟彭礼，22年后又中了进士，都曾任朝廷重臣。“一门三进士，一门五进士”，在庐陵并不罕见。
　　据统计，明代属古庐陵区域共出了10位宰辅、22位尚书、12名状元、11名榜眼、10名探花。如此之多庐陵地区的人士在朝廷的决策机关任要职，手握权柄，家乡人感到何等荣耀！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社会，这对庐陵学子产生了多么大的吸引力！还有，庐陵地区宋明两代涌现出的众多文化思想界名人，如诗人杨万里、刘辰翁，地理学家罗洪先，思想家罗钦顺等等，他们是庐陵教育结出的硕果，都是通过科举之路走上仕途、文坛显示自己的才华和智慧的，他们像群星闪烁在家乡的上空，为庐陵文化增添了熠熠光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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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周含.论古代科举制度对文化的积极影响[J].法制与社会，2009.
　　
　　（刘晓丹 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 343009）

• 刘晓丹： 试论古代科举制度对庐陵文化的积极影响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