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劳伦斯的成名作《儿子与情人》，在主人公恋母或恋子的表象中所折射出来的是人物的一种生存状态，即生存受困与渴望突围的悖论式生存状态。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爱情婚姻乃人生之城；生存环境乃生活之困；文化信仰乃精神之围。这三种状态不只是拘囿于小说中如莫雷尔夫人以及保罗等人物的身上，它们更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形而上的写照，其普遍性和广泛性不言而喻。
　　关键词：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儿子与情人》 生存悲剧 困境 突围
　　
　　论及《儿子与情人》，文学评论家往往会把它与弗洛伊德性心理学理论中的恋母情结联系起来，因此常被认为“是对恋母情结的生动展示”[1](P801)，抑或是“俄狄浦斯情结”[2]的再现等等。实际上，综观《儿子与情人》，在主人公恋母或恋子的表象中所折射出来的是人物的一种生存状态，即生存受困与渴望突围的悖论式生存状态。这种状态不只是拘囿于小说中如莫雷尔夫人以及保罗等人物的身上，它更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形而上的写照，其普遍性和广泛性不言而喻。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爱情婚姻：人生之城
　　在《儿子与情人》中，劳伦斯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体验，通过现实主义和心理分析的写作方法描写了19世纪末英国工业社会中下层人民的生活以及特定环境下母子之间、两性之间复杂多变的感情。[3](P168-169)尤其是以莫雷尔、威廉、保罗三人各自的婚恋为中心，道出了爱情婚姻的种种困扰和不幸，并试图在爱情和婚姻的堡垒中突围，其悲剧性结局令人唏嘘。
　　首先，痛苦——莫雷尔的婚姻。小说的第一章《莫雷尔夫妇早期的婚后生活》[4](P1)，主要描写了矿工莫雷尔的恋爱及婚姻状态。葛都德·莫雷尔出身于城里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能讲一口标准的上流社会英语。瓦尔特·莫雷尔是来自另一阶层的人，他十岁就做童工下井挖煤，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说话满口俚语，只图温饱，但求儿子们继承他的矿工职业。于是，两人从一见钟情演变到相见生恨。信仰追求之差异，精神生活之贫乏，皆使得这对夫妻难以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以及生活上的默契，摩擦与拌嘴成了家常便饭。孩子们就生活在这种家庭暴力的阴影之下，久而久之，对父母的情感选择和依靠便发生了变化，或亲近，或疏离。
　　其次，折磨——威廉的爱情。莫雷尔的大儿子威廉不负母望，跻身于上流社会，结识了一个冒充贵族小姐的姑娘莉莉，他为了巴结这个情人拼命赚钱，以致病死。威廉对莉莉爱之深，似乎也恨之切，其矛盾状态令威廉备受折磨。小说中写道：“威廉把莉莉带回家的一段日子常常会莫名其妙的发火，屋子里总有一股既忧伤、又热烈的气氛。有时候，威廉看见莉莉对待自己妹妹的一些行为，心里也不由恨他。”[4](P137)本来是甜蜜的爱情，为何会滋生威廉的苦恼？我们可以从威廉对母亲的一段内心独白中看出端倪：“她（莉莉）根本不懂什么是钱，她头脑太单纯，一拿到工钱，她会突然买起那种毫无意思的冰糖栗子来，于是我只得为她买月季票，买些额外东西，甚至连她的内衣裤也得买。”[4](P139)表面上看似是经济拮据之原因，实质上是威廉有限度的爱在折磨着自己。
　　再次，残酷——保罗之苦恋。保罗和米丽安的精神之恋是一个悲剧，其根本原因是保罗对母亲的“俄狄浦斯情结”。米丽安所追求的是一种纯粹精神上的满足和爱情，但是保罗必定有性的需求，精神上的爱是不能满足他的。因此保罗的“俄狄浦斯情结”以及由此产生的他与米丽安之间的精神冲突使得他的爱情失败了。而与克莱拉的肉体之恋，又使得保罗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境。他急于在性的方面证明他的男性能力，终于他们有了第一次性爱，保罗长期被压抑的激情在那一瞬间得到了畅快的释放。但是，母亲对其精神的控制，使保罗即使得到了肉体上的满足也始终无法让他的“心灵稳定下来”[4](P368)，不能形成独立的性兴趣，他永远无法完成生理上和情感上的转移，形成完整的人格。让保罗深感痛苦的恰恰就是克莱拉始终无法像米丽安那样进入他的精神世界，无法到达他的灵魂深处与他交流。他所向往的崇高神圣的精神之恋和充满激情的感官肉欲要求远远未能统一起来。
　　最后，突围——生命之重负。在婚恋中备受煎熬的主人公们并非坐以待毙，而是以各种方式寻求突围，企图卸下生命中的负荷以获得良心的安宁。莫雷尔借酒消愁；妻子葛都德把希望和情感寄托到儿子们身上，试图以此超越婚姻的不幸；威廉在恋爱和生活的夹缝中积劳成疾而死，算是一种永远的解脱与超越，但其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至于保罗，小说的第十四章标题为“解脱”，这正预示着保罗灵魂解脱的开始。保罗眼看着母亲不可能康复，深知她的死亡将使他们母子俩都能得到解脱，于是他便增加了母亲药品中的致命成分。保罗潜意识中设法摆脱母亲的精神控制，在小说的结尾处，劳伦斯写道：“他猛地转过身来，朝着城市那片灿烂金光走去。他决不走那条路，决不步她后尘，走向黑暗，他加快步伐，朝着隐约中热气腾腾、生气勃勃的城市走去。”[4](P455)他跨越了成长中的危机，忍受着母亲死亡留给他的创伤，终于开始用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力量跨进了新世界，但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
　　二、生存环境：生活之困
　　有学者认为：“作者通过对这个畸形家庭的描写，批判了工业文明对劳动者自然天性的摧残；这个畸形家庭就是那个畸形的英国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缩影。从这个意义上讲此小说具有社会批判功能。”[5](P109)这种从社会批判角度来分析理解此小说中人物的变态心理及其悲剧结局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这也道出了人物的命运趋向与生存环境的必然关系。
　　恶劣的环境。小说第一章在追述矿工瓦尔特·莫雷尔甜蜜恋爱和婚后短暂幸福的同时，也尽情描述了贝斯伍德村人们生存环境的恶劣。“尽管房子盖得那么好，外表挺不错，洼地区的实际生活条件却非常恶劣，因为人们只能在厨房里过日子，而这一间间厨房却面对着那条有好多垃圾坑的臭巷。”[4](P2)生存环境的恶劣更多源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疯狂的矿石开采打破了平衡的自然环境结构，“小河在一片赤杨树下流过，还没受到这些小矿井的污染”逐渐被“洼地区的垃圾坑”[4](P1)所取代。正是由于瓦尔特长年累月从事着过于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黑暗潮湿的井下环境，他渐渐变得粗暴蛮横，每天下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酒店喝酒释放自己，脾气也变得极为暴躁。这是一种现代文明拒绝完美自然所带来的“文明病”，“理想化的文明与自然完美的现实相离异，造成了巨大的危险，人的痛苦挣扎，导致了心灵扭曲，生命力衰竭。”[6]
　　物质的贫困。矿工们创造了无限的财富，给自己带来的却是无尽的贫困。超负荷的劳动夺走人的权利、尊严和对生活的渴望。矿工们被重负所麻木，人不像人，家不成家，和牲畜、机器没什么不同，莫雷尔就是社会最底层的一员。生活的贫困、家务劳动的繁重以及周围矿工们教育素养的低下彻底粉碎了妻子格特鲁德少女时代的美梦。可以说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非人劳动条件和贫困的生活状况破坏了他们家庭的幸福，摧残了这对夫妇在精神上的健康发展。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把活泼的人变成黑鬼、酒鬼，把幸福的家庭变成冷漠冰霜的坟墓，把整个社会变成工厂和机器，把人生存的尊严碾在车轮下。大规模的机器化把人整体异化，使人成了机器的附庸，使社会成了有产者的天堂和无产者的地狱。
　　不和谐的人际关系。一方面，邻居关系疏离。莫雷尔太太家庭背景的优越感使她无法融入到周围的生活中去，她不愿正视自己的生活，总在有意无意地进行精神上的逃离。她的举止行为过于优雅，阻挡了她与邻居的交往。她的思想纤细脆弱，对现实充满失望，在自怜自艾中寻找着慰藉。“‘我等待’，莫雷尔太太喃喃自语，‘我等呀等，可我等的东西永远不会来。’”[4](P5)另一方面，家庭关系的疏远。莫雷尔太太对生活的失望和逃避还表现在她处理自己与莫雷尔先生的关系上，她故意冷落他，疏远他，削弱他在孩子们心中的男性标准形象，导致了父子间关系的疏远。如果说聪明颖悟的莫雷尔太太面对失败的婚姻选择的是精神上的逃避的话，简单朴实的莫雷尔先生只能做事实上的逃避，他本能地选择了远离家庭的方式——酗酒和晚归。疏离和逃避终归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只能使人陷入更深的困境中难以自拔。
　　三、文化信仰：精神之围
　　生命个体最大的敌人是心灵的孤独和寂寞，因此，孤寂成了文学永恒的话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最为孤独和寂寞的。但也正是孤寂成就了鲁迅文学巨匠的地位，使他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富有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劳伦斯也是孤独的，但他创作了《儿子与情人》这样的世界名著，其同样具有阔大的阐释空间。
　　首先是心灵之间的隔膜。小说中最大的心灵隔膜便来自于莫雷尔夫妻之间。由于性格不同及文化背景和教育程度的巨大差异，瓦尔特与格特鲁德之间的感情逐渐破裂。丈夫寄情于借酒消愁，妻子寄情于孩子身上。夫妻之间的心灵隔膜导致了家庭的结构变化，孩子们与父亲的隔膜也是触目惊心的。在保罗的眼里，父亲待人野蛮粗暴，一旦生病或受伤便失去男子汉的勇气而自卑自怜。父亲对孩子也缺乏了解，只指望他们将来还是继承他的职业当矿工。母亲对父亲又表示出了毫不掩饰的轻蔑和仇视，这在保罗还是个婴儿时就影响了他，他在六岁时就默默祈祷让他的父亲死于矿井事故。子女们与父亲日益疏远，后来他们联合一致同情母亲憎恨父亲。此外，威廉与情人莉莉、保罗与情人克莱拉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的隔膜。
　　其次是文化信仰上的差异。实质上，莫雷尔和妻子格特鲁德之间的矛盾是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格特鲁德崇尚英国中产阶级美德，以其价值标准衡量矿工出身的丈夫。由于不同的阶级背景和教育程度，她不可能理解矿工们的思想和生活观念。这种夫妻关系的扭曲实际是两种阶级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所致。而米丽安与保罗之间的鸿沟是宗教信仰所致。米丽安像她母亲一样笃信宗教，鄙视肉体生活，即使是最细微的“粗俗”举动也会使她痛苦不堪。保罗认为生命是个整体，肉体与灵魂统一于这个整体之中。为了灵魂而舍弃肉体，乃至舍弃生命，这是基督教文化给人类带来的一颗苦果。“那种纯精神的女人由于丧失了自发的本能而缺乏激情和肉体温存，她们在生活中遭受失败是不可避免的。”[7]文化心理和宗教信仰的差异是《儿子与情人》中人物命运悲剧的关键因素所在。
　　综上所述，爱情婚姻、生存环境、文化信仰等种种生命状态不仅是小说中的人物才会面临和具有的，如莫雷尔夫人以及保罗等，而且是任何普通个体，甚至是全人类都会经受的生存状态，因此说，《儿子与情人》这一小说文本正是借助了艺术审美传达了人类生存状态的形而上的镜像，其普遍性和广泛性不言而喻。
　　
　　注释：
　　[1]Christopher Gillie：Longman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London：Longman，1978.
　　[2]苗福光：《〈儿子与情人〉中的“俄狄浦斯情结”——精神与肉体冲突的三重诠释》，济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3]王守仁：《英国文学选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4]劳伦斯著，陈良廷，刘文澜译：《儿子与情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5]蒋承勇：《〈儿子与情人〉的现代主义倾向探略》，刘宪之等主编：《劳伦斯研究》，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1年版。
　　[6]徐崇亮：《现代人的悲剧》，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1期。
　　[7]蒋明明：《劳伦斯笔下的妇女》，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1期。
　　
　　（黄慧慧 江苏淮阴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223300；江苏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210097）
　　

• 黄慧慧： 困境与突围:论《儿子与情人》中人物的悖论式生存状态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12期
• 黄慧慧： 新世纪以来《老人与海》研究综述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