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当代文坛颇具影响力的重要作家之一，阎连科总能以其无边的奇诡想象、独特的叙述方式和深刻的文化批判给我们带来一次次全新的文学体验。从事文学创作三十余年的阎连科一方面植根于土地，用激愤的笔调书写中国最底层农民的困苦生活和他们骨子里的逆来顺受与愚昧无知；另一面又忍不住用饱含深情的文字来讴歌他们的坚韧不屈以及面对命运作弄时爆发出的生命本能的抗争。对权力的无尽渴望、权力肆虐下人民的困苦生活、面对死亡时对生的渴求下扭曲的人性、与天灾的抗衡、对人祸无能为力的悲哀……在阎连科无边的想象中汇聚成一曲曲人性的悲歌。用苦难的接踵而至来衬托生命抗争的闪光之处，并以此开启中原大地苦难的序幕，开辟乡土小说的新路，正是阎连科创作的成功所在。
　　尽管阎连科一再强调“‘乡土写作’应该走出鲁迅、沈从文之外的第三条路来”[1]，他本人也一直试图在“鲁迅和沈从文之间找到另外一个文学楔子”[2]，但我们在阎连科的作品中仍然很容易就看到其对鲁迅的继承。以获得第三界“老舍文学奖”的《受活》为例，尽管其在出版之初就给评论界出了一道难题，“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狂想现实主义”……这些传统的文学论调似乎很难全面地概括出这部作品的全部，但对现实的书写是毋庸置疑的。当阎连科站在一个全知者的角度，将故事徐徐道出的时候，我们似乎很容易就跟随他进入了这个村庄，没有一点犹豫与迟疑。时间与地域的模糊反而使得小说更具现实感，我们不必费力地猜想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似乎随时随地它都会发生或已经发生了。正如阎连科自己所说“个人的作品，投入的不应是集体的情感、他人的情感”，而是“以你自己的心灵去关照时代，以你的真实情感去抒写时代”。在阎连科的笔下，我们看到了对权力的崇尚，城市的向往，乡土的逃离，饥饿的恐慌……《日光流年》里的司马蓝说“村长是啥？村长是全村人的爷哩，叫谁干啥谁就得去干啥”，何尝不是阎连科自己的想法。阎连科自己也承认，写作是为了“把那些无法和人说出来的话说出来”。因而，如何将自己看到、体验到的现实最大限度地展示出来，成了每个作家都要思考的一大难题。
　　“每个作家眼里都有不同的现实”[3]。当鲁迅让华小栓吃掉沾着革命者鲜血的馒头、让祥林嫂一遍遍讲述她的故事时，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国民的愚昧与麻木，是旧社会对人性的摧残与戕害。苦难在鲁迅的笔下是其对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痛心。我们透过书本看到的是封建社会对国民的剥削与压迫、对人性的荼毒与控制。当余华让宋凡平头破血流地挣扎着走向检票口时，让他的鲜血呼呼地从身体喷涌而出以致孤独地死去时，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充满血腥与死亡气息的。苦难在余华的笔下成了加诸人类肉体上的疼痛，让人支离破碎，头破血流。我们可以窥视到那个时代背后精神的癫狂、个性的压抑以及命运的惨烈。
　　不同于余华的阴冷、鲁迅的冷峻，阎连科笔下的现实似乎更生活化、也更荒诞。当余华意图让家珍、凤霞、二喜、有庆的相继死亡给福贵带来绝望时，阎连科却用一次次的绝望，将受活人、三姓村民逼向死亡。死亡，在阎连科的笔下无限地延伸，又无限地接近生命的本体。在《受活》中近乎封闭的村庄里，聋子可以听见羽毛落地的声音，断腿的可以比圆全人跑得还快，瘫子可以在树叶上刺绣……无论是瞎子、瘸子还是瘫子、聋子等残疾人都过着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权力在这个静谧的村庄里意味着奉献、服务。茅枝婆千辛万苦领着受活人入了社，也为受活人开了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路。但外界事物的涌入没有如茅枝婆预想的那样美好，反而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大炼钢”带来的“铁灾”，让我们自然而然联想到了“大跃进”；“粮荒”带来的饥饿是对三年自然灾害的记录。但当阎连科一遍遍地拷问“天下哪有残人比圆全人过得好的道理呢”[4]，又似乎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受活人可以与天灾抗衡，却逃不开圆全人带来的人祸。柳县长异想天开地想通过建立列宁纪念堂，来为自己的政治之路加码。为了购列款，这个“土皇帝”让全村的男女老少给华侨死去的娘披麻戴孝，让受活人组成绝术团，出卖他们的残疾。最终却在丢官后，通过自残落户受活庄。至此，这场滑稽的悲剧才算落下帷幕。但在物欲与金钱的引诱下，失去了原有淳朴与善良的受活人却再也回不到原来静谧、安然的生活中了。当最后一点温暖与真诚在受活村消失时，人类、社会、历史也就只剩下冷酷与尖锐了。阎连科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处处都透露着荒诞的故事，将现代文明对自然秩序的摧毁、人性的扭曲真实地展现出来。
　　同样荒诞不经的还有《日光流年》里被死亡所笼罩的三姓村。为了挣脱死亡的牢笼，三姓村在四任村长的带领下同宿命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抗争。对生存与权力的渴望，将人性异化到了极致。为了当乡长，司马蓝可以欺骗自己的爱人，娶自己不爱的女人为妻；为了活过四十，三姓村里男人买皮、女人卖淫；荒年里为了活下去，他们将家里的残娃娃活活饿死。死亡让三姓村成了汪洋中的孤岛。无法通婚、不能迁徙，三姓村只能学会习惯死亡，“从小就让他们明白，死了就是死了，就和灯灭了一样，没啥了得的事情，别一辈子活在世上，对死惊惊怕怕。”阎连科用自己独有的残酷和来自内心深处的呼喊，向传统伦理发起了一次次的挑战。
　　在这个物欲横流、喧嚣浮躁的时代，阎连科对乡土的坚持显得既弥足珍贵又有点遗世独立的孤独。《我与父辈》里，阎连科用无限苍凉的语句来解读他眼中的城市与乡村。“在我看来，乡村和城市，永远是一种剥离。城市是乡村的向往，乡村是城市的鸡肋和营养。”[5]所以，受活人在柳县长的鼓动下，逃离了天堂一样的家园在物欲的驱使下学会了欺骗、盗窃。然而，城市的冷漠与疏离，最终注定了受活人被凌辱的下场。面对所有的灰暗和混乱，阎连科想要逃避，让自己的内心“静一静”。于是，绝望的受活人只能回到受活庄舔舐自己的伤口。阎连科用“兵不血刃”的文字，演绎出一个个让人疼到骨子里的故事。
　　“一成不变的作家只会快速地奔向坟墓。”[6]阎连科在创作《情感狱》、《生死晶黄》等作品后，开始着意对《受活》与《日光流年》进行文体上的创新与突破。首先，土到掉渣的方言，带来泥土般的亲切感。阎连科在这两部作品中大胆地使用大量河南方言，尤其是拟声词的运用。“嘭的一声，司马蓝要死了”，“死亡哐当一下像瓦片落到他头上”这些陌生化的语言，运用得可谓是登峰造极，使得小说的艺术空间更为开阔。其次，絮言的使用，使得现实与历史转化自如。絮言在《日光流年》中初次使用，尚显稚嫩，到了《受活》却已日臻成熟，别具一格。大段的絮言，成了文本创作不可或缺的部分。通过絮言，作者可以在现实与历史间来去自如，故事的叙述也更为流畅、生动。再次，亦真亦幻的讲述，让故事更具真实感。在叙述者的角度上，阎连科开始跳出了以往第一人称的自我讲述，与读者拉开一定距离，站在全知者的角度，将故事娓娓道来。模糊的时间与空间中真实的历史背景，漫画式人物背后真实的个性，怪诞的语言，使得小说的叙述更震撼人心。
　　尽管《日光流年》的评奖之路走得并不顺利，但却不影响评论家和读者们对这部作品的肯定。评论家甚至给出了“近年来最具震撼力的少有的好作品，在当今浩瀚如烟的长篇小说和因为失血而日显苍白的文坛，它以自己浓烈的血性，显出了卓尔不群的品格”[7]这样高的评价。正如阎连科所说：“这是读者不养作家的时代，读者只养他自己。”《受活》这样拥有沉重主题、宏大叙事的作品是在当代必然是一个孤独的存在。绕过时代的现实，阎连科用疼痛的文字、模糊的时间与空间，将一个荒诞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或许，这个现实会有偏颇、有缺失、有局限，但这些源自内心的呼喊依然会引起大部分人的共鸣。
　　
　　注释：
　　[1][2][3]张学昕：《现实，存在与现实主义》，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
　　[4]阎连科：《受活》，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页。
　　[5]阎连科：《我与父辈》，昆明：云南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6]余华：《河边的错误》，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46页。
　　[7]参见《一部世纪末的奇书力作——阎连科新著<日光流年>研讨会纪要》，东方艺术，1999年，第18-22页。
　　参考文献：
　　[1]阎连科.日光流年[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
　　[2]阎连科.受活[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
　　[3]张学昕.文学 我们内心的精神结构[M].吉林出版社，2010.
　　[4]余华.活着[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5]余华.兄弟[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王立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116029）

• 王立： 浅谈语文跨学科学习的特性　/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1年第7期
• 王立： 源自内心的呼喊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