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活着》是先锋作家余华创作转型之后的一部成熟之作，也是一部切实关注人生苦难及处于苦难中的生命个体生存状态的写实之作。它在生存意识方面表现为强烈的困境意识，对处于困境中的生命个体怎样以人间亲情作支撑直面人生的苦与悲，超越苦难的生存困境给予了深刻的展示。它给同样处在困境和不幸中的人们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
　　关键词：受难 生存意义 救赎 借鉴
　　
　　先锋作家余华从创作《在细雨中呼喊》起，开始改变先前“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平息自己的“愤怒与冷漠”。他不再以“敌对态度看待现实”，而是与现实握手言和，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创作观：“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1]
　　这种转型到创作《活着》时达到成熟，从此，他的作品摆脱了早期先锋小说那种图解西方现代哲学的暴力、荒谬主题，转而向民间世界寻求认同。在小说《活着》中，这时的余华放下了自己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态，俯首关注世俗的现实民间，关注普通民众的琐碎生活，关注他们在命运碾压下的生存意识、生存状态。作为余华转型之后的成熟之作，《活着》在生存意识方面表现为强烈的困境意识。它对于处于极端生存困境中的生命个体为什么能够活着，怎样凭借亲情的支撑直面人生的苦与悲，从而超越苦难的生存困境，给予了深刻的展示。
　　一、受难地“活着”
　　《活着》的困境意识或者说“受难”主题主要体现在主人公福贵一生崎岖坎坷的命运上。福贵年轻时作为一个纨绔子弟，败了家业，从此厄运不断，坎坷一生：父亲被活活气死、母亲久病不医而死、儿子夭亡、女儿女婿接连死去、还有妻子和外孙也先后离自己而去。失去所有的亲人后他买了一头老牛，并起名叫“福贵”，两个“老不死的”就这样共度余生。
　　有人评论说余华的《活着》讲述了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阐释了关于生命的减法哲学，其中充斥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宿命感：人在残酷的命运面前是何其的渺小，何其的卑微，面对命运的来袭我们赤手空拳，毫无还手之力，甚至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正如主人公福贵在一次次的劫难中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亲人一个接一个地从自己身边离去。命运似乎无情地夺走了他的一切，到最后只剩下赤裸裸地“活着”。有人曾质疑，现实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生活并不像余华描写的那样冷酷无情。余华则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生活就是如此残酷，它从来没有承诺给我们什么，“否极”不一定就会“泰来”，苦难的来临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只要开始就会有连锁反应。所有试图的反抗都是枉然，甚至让你连准备都来不及，厄运就已经悄然而至了。用余华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的残忍和生命的残忍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了。”这也是余华内心理解的真实，而他又是一位倡导“永远只为内心写作”的作家，所以《活着》中呈现给读者的才是这样一个苦难的世界、一个关于受难的故事。
　　如果读者细心观察会发现，作者为了强调这种宿命感，有意将小说的背景设置在了极端的生存环境之中：尔虞我诈，挖了坑让你往里跳的赌场；枪林弹雨，随时都会丧命的战场；荒谬至极的大跃进炼钢时代；饿殍遍野的三年饥荒时期；黑白颠倒、人性泯灭的十年“文革”。就是在这样极端的境况之下，主人公福贵默默地承担了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二、“活着”的意义
　　福贵在极端的生存环境中经历着如此惨烈的苦难，依然倔强地活着。而“《活着》向我们讲述了人是如何忍受地活着，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就中国的一句成语：千钧一发。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压，它没有断。我相信《活着》还讲述了眼泪的广阔和丰富”[2]；毫不讳言，福贵就是在命运的摆弄下被动地为了“活着”而“活着”，因此就有研究者质疑，福贵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夏中义就曾评论说：“当抽去福贵人的社会属性，而将其还原为赤裸裸的自身自然时，不小心将人的价值性也过滤了，而只剩下人的生物性。”[3]仿佛在他看来，福贵的活着几乎等同于生物学水平的苟延残喘，笔者对此“高论”绝不敢苟同。“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无论是身为作家还是评论者都不该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态来苛求笔下的人物。试想，在那样一个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已经是人人难以自保，福贵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除了“活着”外，一无所有。况且“在那个年代，他只能以苦难的方式活着，他不这样‘活着’，又能怎样呢？”[4]
　　至此，我们还要追问福贵这一生的生存意义何在？答案就在余华的那句话中，“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在余华看来，生命最本真的状态就是剥除附丽在生命身上的所有外在的一切如名利、权势、荣誉、地位之后的“活着”本身，因为这些附加物与生命无关。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福贵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就在“活着”本身。他倔强地“活着”来对抗命运，以“活着”确证自身的存在和价值。这里的“活着”意味着“忍受”，意味着去担当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毫无疑问，福贵做到了，他担起了命运交给他的重任。
　　三、亲情的救赎
　　我们在读懂福贵“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后，还要继续追问福贵是凭借什么支撑一次次抵抗住了命运的残酷来袭，实现苦难中的自我救赎的？
　　毫无疑问，促成福贵坚持下去的因素有很多，而在笔者看来主要是亲人间相濡以沫的温情。它是福贵一次次面对苦难打击时仍坚持存活下来的希望，是其生命的寄托，即是说家人的亲情给了他生命中必不可少的归宿感，让他的生命能够来到这里安然下榻。具体分析如下：
　　在福贵的人生旅程中总会有善良的亲人陪伴，而这些众多和善的亲人中对福贵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他的妻子家珍。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家珍，福贵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之路还能走多远。正如印度的一句谚语所言：“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两个人可以走得更远。”在徐家富贵时，家珍没有得到福贵的关爱；徐家一贫如洗时，家珍没有弃之而去，而是决定和福贵患难与共。这也使得福贵多年之后依然铭记在心，反思自己：“我年轻时，真是个乌龟王八蛋。这么好的女人，我对她又打又踢。”[5]福贵从战场上幸存回来后，虽然更加懂得了珍惜和疼爱家珍，可家珍跟着他也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可以说，家珍将自己的全部生命和感情都倾注到福贵和家人身上，她爱福贵超过了爱自己，并且她的爱没有丝毫的不情愿，至死不渝。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家珍还在劝慰福贵：“这辈子也快完了，你对我这么好，我也心满意足了，我为你生了一对儿女，也算报答你了，下辈子我们还要在一起。”[6]
　　福贵从家珍身上不仅得到了爱与信任，而且也学到了对苦难的忍耐。在某种程度上说，在福贵没有学会人生的独立行走之前，家珍是作为一个榜样存在的。她用爱温暖和感化福贵的同时，更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证明：因为“活着”，所以忍受命运加诸身上的一切。福贵学会独立之后，家珍是作为一个始终不离不弃的战友存在的，生死相依，荣辱与共，共同承担“活着”的重任。
　　其次，对福贵影响较大的则是他的父母。万事开头难，福贵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应该是他学着如何独立行走的时候，而在这个时候教给福贵最多的除了家珍就是他的父母。
　　父亲教给福贵的主要是对责任的担当，主要表现在父亲在福贵输掉家产时表现出惊人的冷静，他只是轻声说：“福贵啊，赌债也是债，自古以来没有不还债的道理……明天他们就会送铜钱来。我老了，挑不动担子了，你就自己挑着去还债吧。”[7]福贵领会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从此开始担起了对家庭的责任，并且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他又像父亲一样教导自己的子孙：“我常想起我爹在世时说的话。”便一遍遍地对苦根说：“这两只鸡养大了，变成鹅，鹅养大了变成羊，羊养大了又变成牛，我们啊，也就越来越有钱啦。”历史不能重演，却总是惊人地相似，因为福贵懂得父亲。
　　而母亲给予福贵的主要是信任和支持，主要表现在：父亲死后，福贵受到极大打击。此时，同样处于悲伤中的母亲却不断宽慰他：“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家珍被岳父接走后，母亲常对福贵说：“家珍是你的女人，不是别人的，谁也抢不走。”这句话着实令人感动，她是在劝慰自己的儿子不要灰心丧气，同时也是对儿媳的绝对信任。还有当福贵被抓壮丁不知去向时，母亲临死前一遍一遍地对家珍说：“福贵不会是去赌钱的。”这是对儿媳的劝慰也是对儿子的绝对信任。她像一条情感的纽带，用信任维系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可以说母亲为这个家为福贵买了一张无价的保单。
　　福贵在命运的重击下，主要靠着亲人们的温情实现着自我的救赎。家人的爱与信任使他对生存的珍贵和价值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使他明白了只有“活着”，勇敢地“活着”才是硬道理。
　　四、借鉴意义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清楚了福贵在困境中的站立姿态，明白了福贵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也读懂了他的自我救赎。但这不是最终的目的，余华写下这部“高尚”作品的时候想告诉人们的不仅仅是“生命的韧性、力量、爱情、友谊甚至本能焕发的快乐，以及幽默，一切美而朗朗欢笑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他通过福贵这个个体的生命样本给当下同样处于困境中的人们提供了参照。
　　在当下的消费社会中，大量的商品及日益发达的科技使得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偏离。文明与丑恶同行，形成滚滚大潮，裹挟着人们随波逐流，盲目前行。个体在此变得如此渺小与卑微，逐渐沦为了生活的异化物，以致于不得不放弃对自我的追求，孤独地承担着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轻与重。人与自我注定了分离，心灵找不到归宿，同时生存的压力又加重了人们的焦虑与恐惧。而当福贵处于更极端的生存困境中，失去了所有时，他不但保全了自身，而且在垂暮之年孑然一身时还能够超然知命，笑着活下去，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虽然说《活着》并没有提供给我们面对困惑时的具体方案，但是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生存样本——福贵。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活着》并不引人脱离现实，而是让人直面现实。它以死亡的形式告诉了我们如何生存在这世上，从个体入手，却在人类层面展开生命过程的描述，从生存困境的角度来理解人性与历史。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肯定地说，《活着》是一部别样的‘为人生’的小说，是作者对生命过程的一种艺术的阐释，也是为了解决人的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与尝试。”[8]所以，我们应该从这种艺术阐释中去领会“活着”的真义；因为活着，所以忍耐，去忍受命运强加给我们的一切苦难，去承担生命赋予我们的所有责任，去摆脱痛彻心扉的绝望，为了“活着”而活着，活着本身就有了巨大意义。
　　
　　注释：
　　[1]余华：《余华精品集·<活着·前言>》，北京：世界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2]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24页。
　　[3]夏中义，富华：《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论余华小说母体演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1年，第9期，第180页。
　　[4]王达敏：《超越原意阐释与意蕴不确定性——<活着>批评之批评》，人文杂志，2003年，第3期。
　　[5][6][7]余华：《活着》，北京：世界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第71页，第12页。
　　[8]夏冰：《论余华<活着>的生存哲学》，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104页。
　　（潘万里 广西大学文学院 530004）

• 潘万里： 试分析小说《活着》中的困境意识与亲情救赎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