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一篇经典词作,很多版本的语文教材都有收录。笔者每读此词,总会被词中豪放的气概所感染,尤其是周瑜的形象,更让人倾慕。“羽扇纶巾”令无数英雄倾倒。但此句指的是周瑜还是诸葛亮,学界曾有过争论。不过目前大多数人都认为指的是周瑜,各个版本的语文教材中都是这个看法。如语文教材必修三《教师用书》指出“‘羽扇纶巾’——这四个字充分显示出周瑜的风度闲雅,是对‘小乔初嫁了’的进一步勾勒和补充”。如果指的是诸葛亮,“羽扇纶巾”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这是诸葛亮的经典形象,且这一形象到宋代已经定型,小说、戏曲中都多次出现过。但如果指的是周瑜,有人认为“羽扇”实为“麈尾”(见《语文学习》十二期上的一篇陆红华的文章《周瑜手执的是“羽扇”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苏轼为何写作“羽扇”而不是“麈尾”, “羽扇”与“麈尾”从平仄来看都属于仄声,苏轼写为“羽扇”并不是为了协调平仄。难道大才子苏轼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笔者窃以为不然。周瑜拿的就是“羽扇”。
陆文认为羽扇创始于东吴,在西晋建立后才开始流行。其实不然,羽扇是扇子中最早的一种,至今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明·文震亨的《长物志》卷七:“扇,羽扇最古。”“扇”这个字以羽为偏旁也能说明羽扇在扇子中也应该是比较早的一种。据东晋·王嘉的《拾遗记》记载,羽扇始见于周昭王时。周昭王于孟夏之时,取青凤、丹鹊之翅、尾之羽制成四把名扇。晋·崔豹的《古今注》记载:“雉尾扇起于殷世高宗。”《西京杂记》卷一:“漢制:天子……夏設羽扇,冬設繒扇。”不过,虽然羽扇起源较早,但是流行却晚。据西晋·陆机在《羽扇赋》中记载,春秋战国时,士大夫使用羽扇,会遭人讪笑,以为原始粗俗。史记有一次楚襄王章台聚会,宋玉、唐勒等“皆持白鹤之羽以为扇,诸侯掩麈而笑”。诸侯问:“舍兹器而不用,顾奚取于鸟羽?”楚襄王见了也很不高兴,当场引起一番舌战。宋玉引经据典,侃侃而辩,才使诸侯折服。于是诸侯“皆委扇于楚庭,执鸟羽而言归”。可见诸侯们认同了羽扇,为羽扇的流行提供了条件。早期的羽扇是“截鸟翼”而成,形制较为粗疏。随着历史的发展,其也与世推移,到汉末晋初已经发展定型为后世的式样。《辞源》“羽扇”条注解为“汉末盛行于江东”,不无道理。北朝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卷三十二记载:“庙中图安(即淮南王刘安)及八士像,皆坐床帐如平生,被服纤丽,咸羽扇裙帔,巾壶枕物,一如常居”,也印证了这一提法。可以说魏晋之时“羽扇纶巾”已是名士们的时髦打扮,适临战阵,也往往如此,以彰显大将风度。这以后,晋人也以此显示潇洒风流,如“荣麾以羽扇,其众溃散”(见房玄龄等《晋书·列传第三十八》)。周瑜着此装扮也说明了他是一位名士,风流倜傥。
这种大将风度被后世效仿,尤以宋朝为盛。无论诗词小说,对“羽扇纶巾”都青睐有加。如《水浒传》中的军师吴用的形象:“手中羽扇动天关,头上纶巾微岸。”吴越《括苍山恩仇记》:“赛神仙一见中军有主,帅位有人,也羽扇纶巾,摇上场来,充当一名谋士的角色。”晁端礼的《望海潮》:“看纶巾对酒,羽扇摇风。金勒少年,吴钩壮士,宁论卫霍前功。”辛弃疾的《阮郎归》“挥羽扇,整纶巾,少年鞍马尘”。苏轼的诗《犍为王氏书楼》“书生古亦有战阵,葛巾羽扇挥三军”。可以说在诗词中运用“羽扇”者比比皆是。此类诗词,大多追忆、塑造周郎的英雄气概,并引以抒发作者平胡灭虏、金瓯完璧的志向与抱负。但是“麈尾”在宋词中极少出现,多是“麈”单字出现。如:米芾的《满庭芳•咏茶》:“雅燕飞觞,清谈挥麈,使君高会群贤。”陈允平的《齐天乐•泽国楼偶赋》:“爱小却游鞭,共挥谈麈。”姜夔的《湘月》“玉麈谈玄,叹坐客、多少风流名胜”等,都是学习六朝人物清雅隐逸之举,显示人物的风雅闲逸情趣。苏轼借“羽扇”表现豪放的气概也在情理之中。
苏轼之后的词人对词中的“羽扇纶巾”并没有提出疑问,而是直接引用抒发感慨。张孝祥的《水调歌头》:“一吊周郎羽扇,尚想曹公横槊,兴废两悠悠。此意无尽藏,分付水东流。”张孝祥此词“一吊周郎羽扇”之句,系采用《念奴娇》词意。赵以夫的《汉宫春•投老归来》“应自笑周郎少日,风流羽扇纶巾”,吕胜己的《瑞鹤仙•鄂州》“待胡尘有警,纶巾羽扇,谈笑周郎事业”,对《念奴娇》中“羽扇纶巾”的理解相同。张孝祥、赵以夫、吕胜己皆南宋时人,距苏轼不远,他们对《念奴娇》中的“羽扇纶巾”的理解应该比较符合苏轼的原意。
此外,陆文引用了欧阳修的《艺文类聚》卷六十七《巾帽》中引晋·裴启《语林》中的一段话说诸葛亮“乘素舆,葛巾毛扇,指挥三军”。这一段话,在不同的版本里内容上有出入。宋人李昉等奉敕撰《太平御览》卷七百二“扇类”条引晋人裴启《语林》云:“武侯乘素舆,葛巾白羽扇,指麾三军,皆随其进止。”南朝·梁·殷芸的《殷芸小说》也有同样的记载:“(武侯)乃乘素舆,葛巾,持白羽扇挥麾,三军随其进止。”《类说》卷四九也有同样的提法。有的版本里明确地指出“持白羽扇”,可见文章里认为“毛扇”即为“麈尾”的结论有点儿武断。
另外文章中提到赤壁之战为十二月,是寒冷的冬天,不应该手拿羽扇拂暑。君其不知,这是诗词,不是历史。苏轼在这里是要突出周瑜从容不迫的儒将风度。如果诗词都按真实的情景去思考,那就失掉了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诗词允许有想象与联想,正如“千里莺啼绿映红”的理解那样。
这样看来,苏轼使用“羽扇纶巾”有其合理性。由于这首词的巨大影响,“羽扇纶巾”如今已经成为固定的成语了,《辞源》《中华大辞典》等权威辞书都收录了这条。因此,我们认为周瑜手拿的就是“羽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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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峰 河南安阳市开发区高级中学 45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