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元代文人生活在少数民族统治之下，他们无法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从而实现济国安邦的政治理想。元杂剧成为许多文人寻求精神寄托的载体，一些历史上文人的人生遭际也启发了他们对于现实人生的各种思考。本文试以文人题材的元杂剧作为考察对象，以探求元代文人的心态。
　　关键词：文人戏 元代 文人 心态
　　
　　元代文人生活在少数民族统治之下，元代统治者取消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因此，元代文人无法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从而无法实现济国安邦的政治理想。许多有才华的文人流落市井、放浪形骸，他们通过艺术创作表达自己无法释放的失落情怀，元杂剧的创作及表演舞台成为许多文人寻求精神寄托的载体。元杂剧作家的艺术功力使元杂剧成为了“一代之文学”。元杂剧作家的创作题材广泛，涉及上至帝王、下至烟花巷所等社会各个阶层的生存状态。当然，历史上的文人的生活也启发了他们对于现实人生的各种思考。
　　《全元戏曲》中收录了不少文人题材的杂剧，从收录情况看，元代文人比较热衷于以苏轼、李白、杜牧、柳永、司马相如、陶渊明等为创作对象。他们有的是依照史料中记载的文人生活为素材,有的只是借这些文人之名而杜撰各种故事。从这些作品表现的主题来看，有的表现主人公放浪形骸、追云逐月；有的表现坚贞的爱情；有的表现文人对仕途的追求；有的描写文人仕途的坎坷，反映世态炎凉。本文试以创作题材为文人的元杂剧作为考察对象，以探求元代文人的心态。
　　一、“文人戏”的三个主题
　　从题材选择的角度来看，《全元戏曲》中收录的文人戏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考察。
　　其一，以文人遭贬为题材，展示了元代文人沉抑下僚、志不得申的未遇心境。在这些“文人戏”中，《花间四友东坡梦》、《苏子瞻风雪贬黄州》、《苏子瞻醉写赤壁赋》、《李太白贬夜郎》均表现了才华横溢的文人在现实中因为种种原因而遭贬谪，有的着重于表现被贬的心态，有的着重于表现被贬后的悲惨遭遇。《花间四友东坡梦》中，苏东坡因与王安石有隙，被贬黄州团练，苏东坡心中不平，准备以歌妓白牡丹引诱僧人谢端卿（佛印）还俗，从而使之与自己一起登仕途、与王安石抗衡。佛印不愿还俗，便设计以花间四友引入东坡梦中，启发东坡看透凡俗的追求毫无意义。后来，佛印不但没有娶牡丹，反而启发了牡丹削发为尼，而且使东坡“从今忏悔，情愿拜为佛家弟子”。本剧极具讽刺意义，同时宣扬色空观念,“从今后识破了人相我相众生相，生况死况别离况，永谢繁华，甘守凄凉。畅道是即色即空，无遮无障”[1]。《苏子瞻风雪贬黄州》中，王安石因为与苏轼不合，便借故弹劾他。苏轼回想自己如何从一介贫穷书生，通过努力得到皇帝重用，“我立一身纪纲，守箪瓢陋巷；显一生气象，步金马玉堂”，得志时，“夜对内殿，宠赐金莲，际遇非浅也”，“而今日上一封谏章，入天罗地网。锦绣肠，江湖量，都分付税国江乡”（[哪吒令]），最终却因为被人弹劾而被贬黄州。人生境遇的改变是何等突然。在黄州期间，黄州杨太守百般刁难、不予帮助，苏轼生活困顿，幸而得到了马正卿的周济，一家老小才得以度日。后来，皇帝重新启用苏轼，原因是“如今在朝官员，没一个如他的学问”。最后，马正卿因为周济苏轼而得以升官，杨太守因窘辱苏轼而被削官为民，苏轼官复原职为翰林学士。宦场风波、世态炎凉，苏轼最终发出了[得胜令]“愿做白发老参军”，过着“绕流水孤村，听罢渔樵论。闭草户柴门，做一个清闲自在人”[2]的生活的感慨。文人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才学，赢得统治者的认可，然而在仕途中，却充满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剧终苏轼被官复原职，却对仕进产生了淡然的心态。这可以说是元代文人在现实中真实心态的写照，既然志不得伸，不如寄情于在山水竹林，追求内在的超脱。《李太白贬夜郎》中，李白曾因自己的超凡才华，受到皇帝的礼遇，然而后来，皇帝专宠杨贵妃，不理朝政、政治腐败，最终导致战争，从现存曲词来看，通篇充满李白对皇帝荒淫误国的不满之情。因仅存曲词，不作细致讨论。
　　其二，假借文人之名，谱写爱情故事，表现对美好爱情的无限向往。元代剧作家或把历史上的爱情故事重新讲述，或借文人的名字重新组合故事情节来表现爱情。《李太白匹配金钱记》一剧写韩飞卿与王府尹家女儿柳眉儿在九龙池上相遇，一见钟情，柳眉遗下金钱（此钱乃皇帝赐与王府尹的开元通宝金钱五十文），韩飞卿尾随至王府上。王府尹很生气，但碍于贺知章情面，同时王府尹自己又很惜才，就把韩飞卿留在其府上以便与之讨论学问，但后来得知韩是为其女儿而来，大怒。而在贺知章举荐之下，韩飞卿中了状元，后由李太白从中推动、皇帝做媒，成就韩飞卿和柳眉儿二人姻缘。从故事内容来看，李太白只不过是个串场的次要人物，其中人物韩飞卿、王府尹的形象都很丰满，柳眉儿大胆追求爱情的部分写得也很细致。韩飞卿对不受门第、金钱束缚的爱情的执着追求，颇能打动人心。《江州司马青衫泪》写白居易与艺妓裴兴奴相爱，后因白居易被贬，裴母设计把女儿嫁给了茶商，裴兴奴与白居易在江州船上偶遇，最终在皇帝的帮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该剧同样是借文人之名来写爱情故事。在原来的故事中，白居易与琵琶女之间的感情是因为“同时天涯沦落人”；而在该剧中，二人原本就认识、相爱，但因现实的阴差阳错，导致二人相隔万里、日思夜想，剧中对裴兴奴执着追求爱情、思念白居易的描写非常感人。《司马相如题桥记》剧中所写司马相如遇卓文君的故事流传广泛，卓文君不仅姿色绝美，而且与司马相如琴瑟相和，她嫁给了贫寒的司马相如后，毫不计较丈夫的贫穷，当垆卖酒，表现出了元代文人对这种美好爱情的无限向往。
　　其三，描写文人的人生追求。元代作家通过戏剧来表现现实的人生追求。《醉思乡王粲登楼》写王粲家贫学富，恃才傲物，不肯屈居人下。王粲父亲在世时，曾与当朝丞相蔡邕指腹为婚。王粲进京拜见岳父大人时，蔡邕为要挫挫他“矜骄傲慢”的锐气，故意轻慢了他，王粲进京后，蔡邕不急于接待他，所以王粲只能住在小旅馆，盘缠没了，遭店小二欺负，最后又把宝剑抵押出去。蔡邕终于召见他了，可是王粲空有满腹文才，不经世故不懂规矩，竟然不给大名鼎鼎、能七步成诗的曹子建行礼，于是蔡邕便借喝酒专门取笑羞辱王粲，王粲无法忍受，对蔡邕说：“叔父，我王粲异日为官，必不在你之下”，并吟诗“男儿自有冲天志，不信书生一世贫”，就这样与蔡邕不辞而别。蔡邕使曹植暗中资助，让王粲投奔荆州刘表，但因王粲傲慢，刘表认为他“德胜才高不可当，才过德小必疏狂。纵然胸次罗星斗，岂是人间真栋梁”[3]，决定弃之不用，王粲取官失败。自此，王粲流落荆州，郁郁寡欢。登楼吟咏，醉而思乡，后仍得蔡邕引荐，皇帝封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经曹植说出蔡邕暗助他的始末后，岳婿二人抛弃前嫌，王粲与其女喜结良缘。该剧中，王粲虽然恃才傲物，但是，其人生追求仍然是希望求得一官半职、光耀门楣。与王粲同样才华横溢、年少孤贫的司马相如，也有和王粲一样的人生追求。《司马相如题桥记》的动人之处不仅在于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也在于司马相如在朋友的资助下谋求功名，以自己的才华得到皇帝的赏识，被封为中郎，且即刻就被派往四川平唐蒙，实现了自己“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4]的人生理想。《陶渊明东篱赏菊》塑造了一个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形象，最终还是打动了皇帝，不仅自己加官封爵，而且荫及子孙。这些“文人戏”最终的结局都是赢得了皇帝的青睐，得到官职。从这些剧作，我们可以感受到异族统治之下，人生理想受到压抑的元代文人还是无法排遣志不得伸的痛苦。而在另外几部剧作中，元代文人又表现出了与此不同的人生态度。《苏子瞻风雪贬黄州》中苏轼在人生遭遇挫折以后，产生了出世的念头；《陶渊明东篱赏菊》中陶渊明向往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杜牧之诗酒扬州梦》中杜牧放浪形骸，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元代文人的现实人生追求充满了矛盾。
　　二、“文人戏”的改编策略
　　首先，本文所考察的“文人戏”，均表现出了理想化的爱情追求。《李太白匹配金钱记》、《江州司马青衫泪》、《司马相如题桥记》、《杜牧之诗酒扬州梦》等最终成就美好姻缘的都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剧中的男主人公走上仕途或者重新被启用；第二，皇帝在成就姻缘中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这里先讨论第一条。这些剧作除了《司马相如题桥记》中，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姻缘是在司马相如走上仕途之前，其他的几部作品中爱情姻缘的圆满都是以文人们获得了仕进机会作为基础的。从这些剧作可以看出，在元代文人们的心目中，如果没有仕途顺利作为基础的话，也很难获得现实中的爱情。而在元代，现实却恰恰是文人们仕进之门被关闭了，所以，从这些矛盾最终被消解的剧作中，我们仍然可以窥见作家们对现实中追求爱情的无奈之情。下面，探讨一下《司马相如题桥记》中的爱情故事。《司马相如题桥记》中所描写的相如故事与司马迁笔下的故事内容有所不同，主要有两点：第一，司马迁笔下的相如和卓文君的结合是两情相悦而私奔，并且遭到了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的反对；《司马相如题桥记》中，卓王孙自己也看上了司马相如的美貌和才华，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结合是堂堂正正、明媒正娶，而且琴瑟相和，夫妻恩爱。第二，《史记》中，司马相如因为贫穷，和卓文君卖酒为生，后来，卓王孙在舆论压力之下资助二人生活，而后司马相如才因为才华出众而得到引荐，被皇帝赏识而得到官职；《司马相如题桥记》中，司马相如贫困不已，在王令尹的资助之下，才有机会上朝取应，而得到官职，该剧还特别安排了司马相如上朝之前，升仙桥题诗，向卓文君表明“不乘驷马车，不复过此桥”[5]的志向。相较之下，《司马相如题桥记》中对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爱情的描写更符合社会道德规范，而司马相如的人生追求也更加独立、更具有积极的励志倾向。作家的这种改编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元代文人在政治追求上的理想化以及爱情追求上的单纯和保守。
　　其次，“文人戏”还表现了文人们虚无的精神寄托。在这些剧作中，《花间四友东坡梦》、《苏子瞻风雪贬黄州》、《苏子瞻醉写赤壁赋》三个剧作都取材于“苏轼与王安石不和，王安石落井下石，致使苏轼被贬黄州”。这些故事显然是经过剧作者们的改动的。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他一生都对王安石等的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1079年（元丰二年），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迫使苏轼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甚至难以维持生计。而上述三部剧作都依托这段史实并进行了娱乐化的修改，把苏轼被贬黄州的原因归结为王安石的落井下石，其中《苏子瞻风雪贬黄州》还花费了不少笔墨描写苏轼被贬黄州以后受到王安石同党的冷遇。从这些作品来看，元代的这些剧作家对于经历过几起几落的苏轼饱含同情，而对得志的王安石都持有贬斥的态度，甚至不约而同地通过改变史实来表达自身的这种情感。为什么苏轼在元代文人笔下受到这样的关注？考察元代文人的生存境遇，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元朝是蒙古统治者所建立的一个王朝，由于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使得元代文人在思想上仍然沿袭了传统文人热衷于仕宦的人生追求；但在现实中，更多的文人却时运不济、沉沦下僚，因此，元代文人比前朝文人更能体会到沉沦感、危机感和虚无感。苏轼因为和几任统治者政治观点一致或是分歧，导致了人生几起几落，充满了坎坷。因而，苏轼的人生遭遇更能引发在现实中同样境遇悲惨的元代文人的同情。
　　第三，这些“文人戏”还表现出了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的倾向。从本文所考察的几部以历史上著名文人为创作题材的“文人戏”来看，多数的作品都在情节和人物的安排上体现出了一致的思考。《苏子瞻风雪贬黄州》、《苏子瞻醉写赤壁赋》、《司马相如题桥记》、《醉思乡王粲登楼》、《江州司马青衫泪》、《李太白匹配金钱记》、《陶渊明东篱赏菊》、《杜牧之诗酒扬州梦》无一例外地安排了“皇帝”这一角色，而且在情节的设置和安排上，都以“皇帝”的出场解决了戏剧中的矛盾和问题，从而使剧作拥有了“圆满”的结局。这种解决矛盾冲突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戏剧的悲剧力量。在上述剧作中，不管是主人公被贬谪、仕进无门、沉沦下僚、爱情受挫还是生活困顿，最终都由皇帝出面，直接解决了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在现实中因为异族统治者的压制而无法实现人生理想的文人们，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把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人生理想都寄托在了统治者身上。表面上看来，戏剧中的矛盾冲突得到了解决，但实际上，折射出的却是无法走出心灵困境的文人们心中无法排遣的痛苦。
　　“文人戏”是元杂剧中一类重要的题材，以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等人为代表的许多知名元杂剧作家也都有所涉猎。在那个没有科举的时代，文人们不仅把元杂剧创作当作一种谋生手段，也借以抒发内心的愤懑情绪，而此类“文人戏”也即“浇自家块垒”之作。
　　
　　注释：
　　[1][2]王季思编：《全元戏曲》（卷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8页，第211页。
　　[3]王季思编：《全元戏曲》（卷四），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86页。
　　[4][5]王季思编：《全元戏曲》（卷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页。
　　 （刘玉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210007）

• 刘玉： 从“文人戏”看元代文人的心态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12期
• 刘玉： 于无疑处生疑　/　语文建设 201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