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池莉的早期创作，在题材、主题及人物、文本等方面都洋溢着理想主义精神，即凸显美好人性、建构爱情神话、营造诗意生活。但其作品缺乏个性，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再现。
　　关键词：凸显美好人性 建构爱情神话 营造诗意生活
　　
　　在池莉1987年以前的创作中，不论是题材的选择、主题的开拓，还是人物的个性、文本的表现都洋溢着一种掩藏不住的理想主义精神，对美好人性的凸显、对爱情神话的建构、对诗意生活的营造、对时代精神的高扬等构成了一幅诗意盎然的创作图景。
　　这时的池莉，也许是刚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的缘故，对理想人生、美好人性和甜蜜的爱情怀有巨大的渴望和无限的憧憬。虽然当时的文坛可谓百花齐放，生机勃勃，“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种种文学思潮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形成众语喧哗并迅猛扩展的势头。但这一切对池莉并没有造成多大影响，她依然徘徊在自己的认识圈子里，局限在自己的创作领域中。当然，也许是由于池莉年纪尚轻，生活阅历尚浅的缘故，上述文学思潮中所含蕴的深厚凝重的社会人生问题和强烈的历史文化感是她无法理解和驾驭的，所以她无法涉及；对现代派文学中所涉猎的非理性世界，她也无力把握，另外由于她所受的教育和主流话语的影响，如她所述：“时代是新的，人物是新的，我脑子却是旧的，脑细胞好像被前人的著作及思想浸润了一般，不知不觉用了他们的观念和他们的方法”“我以为我的起点并不高，时代给予我的文学创作方面的启蒙教育仅仅是八个样板戏，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绞尽脑汁用‘三突出’的创作手法寻找高大的英雄，美好的情操，浩荡的正气。”[1]所以面对生活中的苦涩与严峻，池莉宁愿用美好的眼光瞄视周围的一切，用诗一般的心灵和语言歌唱在矛盾纠葛中的人们对于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唱出了一首首诗的梦幻曲。其中的“爱情篇”和“人性篇”是颇为动人的两个乐章。
　　一、爱情篇
　　爱情奉行审美原则，它追求一种近乎完美的精神境界，这注定了爱情在现实面前的脆弱和易逝，但沉醉于爱情的人如希腊的酒神狄奥尼索斯，陷入一种别人无法理解的迷狂状态，从而达到精神上的超越与升华。于是爱情便成为人类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之一。但爱情到底是什么？池莉是怎样诠释的？接下来笔者以这一时期的小说《细腰》和《未眠夜》为例作一论述。
　　《细腰》虚构了两位老人柏拉图式的爱情神话。那位“颜面似雪，慈祥而又高贵”的老太太用情专一、真挚得令人叹为观止。身为高干的老头儿有权势、有地位、有老伴、有儿女……但却将一次次空诺抛给了老太太，甚至在无官一身轻的时刻，也不能给老太太一个完整的许诺。在岁月的煎熬、无尽的思念中，老太太青春尽逝、皓发如雪，只有纤腰一握“仿佛诉说着一个女人昔日的娇媚”。虽然她此时身居陋室、孤灯只影、一无所有……但却“淡泊宁静空远柔和”。作者没有详细叙述二位老人的爱情，但在看似不经意的场景对话和心灵独白中，渲染了他们爱情的真纯、诚挚、浓烈、永恒。这种精神爱恋，不过是善良作家心底的一抹祝福、一丝渴望罢了。
　　《未眠夜》里，池莉以同样具有诗意的笔触为我们营造了另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龙琳琳不为贫穷所吓，为了追求真挚爱情，不惜背叛家庭，下嫁给一个建筑工人，尤其令人钦佩的是她带着方便面独自在医院生下了孩子。对女人来说，生孩子何等重要，产妇在生理上、心理上遭受怎样的考验，丈夫在此时的作用是何等不可替代……但是龙琳琳却坚强地挺了过来：侧切时“空气里立刻响起活生生的肉给剪开的咝咝声；血，顺着剪刀口无声地涌流。直到这时，产妇竟然哼都没哼一声”。在爱情面前，肉体的痛苦、心灵的孤独、满腹的委屈全都像轻烟一样消失了，充溢在产妇心里的是无比的甜蜜、自豪、思念：“‘这种时候……真想他，看到我们的小宝贝，他会高兴成什么样呢？’一个笑靥在龙琳琳腮边深下去”。这就是爱情的魔力，它可以超越世俗、社会、家庭；可以超越物质、金钱；可以超越痛苦、委屈、孤独；可以笑骂由人，我行我素！
　　通过以上作品不难看出，此时的池莉还徘徊在理想的云端之上，坚信圣洁、美好、真挚的爱情是存在的，超脱于世俗之外，魅力无穷地吸引着形形色色的人。这和她后来的解构爱情形成鲜明的反差。
　　二、人性篇
　　人性复杂多变，尤其在是十年浩劫刚刚结束，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尚不十分丰富的前提下，人性中的“恶”虽不昭然若揭，却也“青山遮不住，几度又重来”。但池莉却宁愿以美好的眼光去发掘、扩大人性中“美”、“善”的一面，并提炼成典型以彰显人性的美好。如《鸽子》塑造了一个心灵美好、品格高尚的感人形象——老姚。“他是个战斗英雄，在朝鲜战场上，他掉了一条腿，全身满是弹孔。如今他脑壳子里还有两块弹片，一天不注射吗啡他就痛得不行。”这个饱受肉体折磨的人还饱受着精神的煎熬，因为“他娶了个不正经的女人”。男人的耻辱莫过于此，但他却将关爱洒向别人——为那些在穷困中刚生下孩子的年轻母亲寄去一对对“毛捋得干干净净的肥肥的鸽子”及真诚的祝福：“请收下吧，吃了好有奶水喂孩子。”不仅如此，对于当初出于虚荣千方百计嫁给了他但又红杏出墙的妻子，他也以德报怨。为了不拖累妻子，他提出离婚，但虚荣的妻子因为怕别人笑话，更怕离婚之后会随之失去一切特殊的物质待遇，所以坚决不同意。为了摆脱烦恼，他钓了鱼又放掉，养鸽子又杀了鸽子。最后，为了彻底解脱，他开枪自杀了。死前还把妻子单位的领导请来叙说妻子待他如何好，为妻子开脱责任，并把部队复员得来的五千块钱留给了妻子，劝妻子再嫁。在这里，宽宏大量、正直善良、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美好人性在作家笔下从容地流泻出来，在作家“表现”的话语冲动中凸显出来。这种“好人”“好事”类型的小说在建国初30年的文学创作中曾屡屡出现，由此不难看出主流话语对池莉的影响。
　　这种对美好人性的追求与探寻同样在池莉的其他作品中也有表现。在《有土地就会有足迹》中，作者赞美了勤劳质朴、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精神。这群在城里长大的知青在农村，在纷至沓来的令他们困惑、烦恼的生活中，铅华尽洗、稚气全脱，迅速地成熟起来。其中，涉世不深、勤劳质朴的秋伟宜通过执著的追求，成为生活的勇者，在最后一次招工返城中，毅然把名额让给了赵罗娜。而活泼美丽、浪漫多情、多才多艺的赵罗娜，虽饱受心灵痛苦的折磨，但也能洁身自好，守住尊严，成为脚踏实地的强者。至于忠厚勤劳的吕炜，面冷心热的朱队长等人身上更是闪烁着人性美好的光辉。《月儿好》里讲述了一个叫月好的童养媳在被抛弃并饱受生活的磨难之后，不仅没有自暴自弃，反而自强不息，以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面对工作和生活，这些感染了曾是“小女婿”的“我”，使“我”从精疲力尽的失意颓唐中解脱出来，精神饱满地投入到生活中。以上创作鲜明地体现了池莉对诗意的人性美的歌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
　　三、歧路中的徬徨
　　以上这些作品也鲜明地体现了池莉创作的拙浅与局限。诗化可增添小说的韵味和可读性，但同时也是对“叙事”的挤压和排斥，使人物平面化，事件故事化，话语单调化，感觉统一化。且不说人物形象的单薄、苍白、虚假，仅仅是生活中的艰辛、丑恶就并非是作家所能滤掉、隐匿的。作者虽然在主流意识形态推动下处心积虑地倡扬理想精神，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这些诗一般的梦幻曲处处传达出矛盾对撞的不谐之音：《细腰》中的两位老人最终也没能“有情人终成眷属”；《未眠夜》里龙琳琳赢得了爱情，却以失去家庭和社会为代价；《鸽子》里老姚是以生命为代价才唤醒了妻子的良知；《月儿好》里的月好尽管精神上充实快乐，但物质上一贫如洗，形单影只地拉扯着一对双生遗腹子艰苦度日。这些诗意盎然的作品中已经蕴含着人生烦恼的基因了，所以这些洋溢着理想精神的梦幻曲充其量是虚浮、做作、幼稚、苍白的梦幻曲，它们远离了真实，成为没有自我的粉饰之作。池莉本人对此亦有清醒的认识：“我明知我是一个尴尬的新孩子，我有一双新眼睛，我可以写一种新生活，无奈已有的文学名著已经把对生活的认识通过各种途径输入到我们的意识之中。比如生与死、爱与恨、穷与富、好与坏、善良与邪恶、正义与非正义、高贵与低贱等等，这些人生中重大问题都有现成的规范和答案。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点也没有发觉我走在过去的别人的生活中。”[2]
　　正因为这种自醒，这种创作时的艰涩、矫情，才使得作家不得不探寻一条能流畅自如地表情达意的新途径，所以才有了池莉创作上的第二次变化，她扬起“新写实”的大旗，实现了由建构理想主义降落到解构理想主义这一“脱胎换骨”的转变。
　　
　　注释：
　　[1][2]池莉：《池莉文集》（第四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梅丽丽 吉林省吉林市教育学院 132011）

• 梅丽丽： 虚浮的梦幻曲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