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兴”是中国古代诗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也是一个颇有分歧的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兴”有着不同的内涵与意义。本文认为“兴”的内涵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诗歌功能论的内涵2.方法论的内涵。
关键词:“兴” 诗歌功能 方法论
在中国古代诗学发展史上,“兴”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又颇有分歧的概念。钱钟书先生在其著作《管锥篇》中说道:“‘兴’之义最难定。”[1]之所以“最难定”,是因为它有丰富复杂的内涵,有多方面的功能,这也使得对它的研究十分困难。目前对“兴”的研究文章很多,著作也有多部。本文将对“兴”的基本内涵展开分析。
一、诗歌功能论的“兴”
诗学范畴的“兴”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孔子最早以“兴”论诗,就是着眼于诗之功能,所以,最早以“兴”论诗歌功能作用的理论家,当属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孔子根据诗的功能及自己入世有为的社会思想,总结出了诗的社会功能作用:修身养性与治国经邦。孔子对于“兴”的看法主要有以下两句话:一是《论语·泰伯》所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二是《论语·阳货》所云:“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孔子这两次所提到的“兴”,都是指诗歌的功能,或者说孔子是从诗歌功能论的角度来谈“兴”的。
关于“兴于诗”,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引东汉包咸注曰:“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身”,“乐所以成性”。[2]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曰:“学诗之后,即学礼,继乃学乐,盖诗即乐章,而乐随礼以行,礼立而后乐可用也”、“学礼可以立身,立身即修身也”、“乐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3]这些注释说明,孔子是把诗当作修身的教科书来看的。因此,孔子说的“兴于诗”,也就是指诗具有修身之作用,因此,“兴”也就是指诗的修身功能。关于“兴观群怨”的“兴”,历史上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何晏《论语集注》引孔安国注曰:“兴,引譬连类。”“引譬”是称引譬喻的意思,“连类”是连缀同类的意思,有着类比推论、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意味。合起来就是说由诗所描述的引申开来,联想到与此类似的事理。从这一点上看,“兴”确实是一种由此及彼的联想心理活动。但也不能像有些论者那样认为“兴”是艺术联想,或者视作是一种审美情感活动,这多少又有些现代化了。参照孔子的“兴于诗”之“兴”的内涵,有助于我们理解“诗可以兴”。前面曾引述包咸的注释:“兴,起也。言修身先当学诗。”意思是说,诗能够帮助人们修身,修身应该率先学诗。孔安国所说“引譬连类”,其所联想的与诗类似的道理,即修身的道理。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诗如何使人修身。《论语·学而》云: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来者。”
子贡从《诗经·卫风·淇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中,领悟到贫穷而不阿谀奉承,有钱而不骄傲自大,贫穷却能乐于道,有钱却谦虚好礼的道理。子贡从诗中所领悟到的道理,是从诗的语句着眼,即从诗句引譬连类,完全脱离了原诗的意义及审美色彩而懂得了修身之理。因此,孔子对此大加赞赏,称其能够“告诸往而来者”。可见“诗可以兴”的“兴”是一种由此及彼的心理活动,是学诗者触类旁通而连类到修身之道理。
第二种是朱熹《诗集传》对“兴”所作的解释,云:“感发志意”。那么,怎样才算是“感发志意”呢?《朱子语类》载:
问:“诗如何可以兴?”曰:“读诗,见其不美者,令人羞恶;见其美者,令人兴起。”
所谓“诗可以兴”者,使人兴起有所感发,有所惩创。
如正风正雅颂等诗,可以起人善心;如变风等诗,极有不好者,可以使人知戒惧不敢做。
从这些文献中不难看出,“感发志意”就是感发善心,惩戒恶意。诗具有抒情言志的特征,因为诗中包含着诗人丰富的思想感情,接受者能够从诗中感受到诗中之意志,即诗人的思想感情,从而引起自身的情感情绪,激发自身的意志,从中受到教育和启发。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在艺术欣赏的过程中,受到感情的感染、思想的启发教育,使精神得以升华,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情和思想的教育,这就是朱熹所说的“感发志意”。可见,“兴”的这种“感发志意”的作用,就是一种功能,即对读者的感情思想教育的功能。因此孔子说的“可以兴”,就是教我们如何在诗中感发善心,惩戒恶意。在《诗经》中有许多“善”与“恶”的描写,如《硕鼠》、《七月》,从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剥削者的痛恨;在《大雅·文王》、《大雅·生民》中我们又能感受到作者对先朝君王的歌颂和对先朝开国历史民族的赞美。不管是孔安国的“引譬连类”还是朱熹的“感发意志”,都能达到修身、教育、启发的作用,所以,孔子所说的“兴”是指诗的功能。
孔子之所以从诗歌功能论的角度来论“兴”,是受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的影响的,当时是用《诗》的年代,各种政治、外交场合或上层人物的言谈,都以《诗》为称引工具,并以此来表达思想观点和态度,即“赋诗言志”。再加上孔子“入世有为”的社会思想,认为诗应该在社会中发挥政治功能作用,所以,“兴”和“观、群、怨”、“事父、事君”一样,说的都是社会功能。
二、方法论的“兴”
方法论范畴的“兴”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4]到了汉代的《毛诗大序》论:“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5]两相对比我们发现,《毛诗大序》只是将《周礼》中的“六诗”改为“六义”,其具体顺序仍然不变,但二者并未对“兴”作出解释。最早对“兴”作出解释的是郑众,他认为:“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6]后来东汉的注经家郑玄引过郑众之语,在《周礼注疏》中又提出了“风,言贤圣治道之遗也;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而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雅,正也,言今之正音以为后世法;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7]。郑玄将“风、赋、比、兴、雅、颂”并列,视六者皆为“诗之体”。“比”与“兴”皆为委婉言事之体,“比”是委婉之“刺”,而“兴”则为委婉之“美”。从这可以看出,郑玄以“美刺”释比兴,主要是从政治教化的角度去看诗,这样势必将比兴的内涵简单化了。而郑玄说“兴”是“取善事以喻劝”,就包含着方法论的意味了。
到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对诗之“六义”作了很好的阐释,云:“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他是最先将“赋比兴”与“风雅颂”区分开来的。但“六义”的次序为什么是“风赋比兴雅颂”,而不是“三体三用”的“风雅颂赋比兴”呢?孔颖达是这样解答的:“六义次第如此者,以诗之四始,以风为先,故曰风。风之所用,以赋比兴为之辞,故于风下即次赋比兴,然后次以雅颂,雅颂亦以赋比兴为之,即见赋比兴于风下,明雅颂亦同之。”[8]孔颖达的意思是“风雅颂”这三体,每一体都有“赋比兴”三用,所以“赋比兴”就紧接在“风”之后,而“雅”和“颂”之后的“赋比兴”就省略不言了。这与朱熹的“三经三纬”说是一致的:“三经是赋、比、兴,是做诗底骨子,无诗不有,才无,则不成诗。盖不是赋,便是比;不是比,便是兴。如风、雅、颂却是里面横串底,都有赋、比、兴,故谓之三纬。”[9]元人杨载在《诗法家教》中说得更明确,云:“风雅颂者,诗之体;赋比兴者,诗之法。”[10]
既然“兴”非诗之“体”,而是诗之“法”,那么此“法”则是一种方法论的运用。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篇中论到“兴”与“比”,云:“……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总体观之,比与兴是同中有异。比、兴者都是引物连类,有其譬喻性,而用来譬喻之物与被譬喻之物,都必有相似之点,这是其共同之处;然而比是有隐有显,而兴则有隐无显。兴章率先写物,而后抒情,以物起情,情、物为二,自有先、后;比则以物附情,情寄物中,此其所异者。例如大家熟悉的《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传》评曰:“兴也。”开头两句写物,用河之洲边的水鸟雌雄情深、鸣声和谐来兴起引发诗人的情感;美丽、善良的少女,是美男子的好配偶,好像雎鸠雌雄情深、鸣声和谐一样。先写一物作为“兴”来直接引发情感,而物与情感之间又有相类似的属性。而《硕鼠》则归于“比”的作品,从开篇二句“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来看,作者早已把对剥削者的怨刺表现得十分明显,以硕鼠比作剥削重敛者,这种将情寄托在物中,确是“比”的作品。
朱熹也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兴”作了通俗的解释,他在《诗集传》卷一云:“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就是一种方法。所以,朱熹对“兴”的阐释属于方法论。方法论的“兴”,一般用于开头或中间(较少)。作为发端,“先言他物”而后过渡到诗之本义的抒写,这样能够引起读者的广泛联想,从而就会产生更好的艺术效果。如上面对《关雎》之“兴”的分析,表明“兴”的效果很好。这种“兴”最主要的是写物,明其属性,并以情为准,取其与情之属性相类似者而用之。这种“兴”一般用于开头,但也有用在三句四句下的。《诗经》160篇发“兴”的诗章中,于首章次句下的共102篇,于首章首句下的共3篇,于首章三句下的共8篇,于首章四句下的共2篇[11]。从“兴”的位置来看多在句首,是为了引起所咏之词,对读者来说,是为了引起读者的重视。但是“所咏之词”与“先言”的“他物”又有何关系呢?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中提到:“《毛传》‘兴也’的‘兴’有两个意义:一是发端,二是譬喻;这两个意义合在一块儿才是‘兴’……‘兴’是譬喻,又是‘发端’,便与‘只是’譬喻不同。前人没有注意兴的两重义,因此缠夹不已。”[12]于是我们就容易理解雎鸠与男女之情的关系了。水边沙洲上雎鸠鸟的“关关”叫声,引发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情意,而雎鸠鸟之和鸣相应,也使我们想到了夫唱妇随和乐的生活。这样,先言的“他物”与后面的“所咏之词”既有意义上的联系,又有美好形象画面的展示,既能丰富读者的观赏空间,也能引起读者更多的思考。
“兴”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最难把握的概念之一,因为它的内涵复杂丰富,会在不同的语境中出现。它的构词能力也非常强,如“比兴”、“兴会”、“兴趣”、“情兴”、“兴致”、“感兴”、“兴象”等,这些也都说明构成了“兴”范畴的复杂性与深刻性。
注释:
[1]钱钟书:《管锥篇》(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9页。
[2][4][5][6][7][8]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第610页,第11页,第12页,第610页,第271页。
[3]刘宝楠:《诸子集成》(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60-161页。
[9]黎靖德:《朱子语类》(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70页。
[10]俞平伯:《中国历代诗话选》,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045页。
[11][12]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36页,第239页。
(刘介华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徐州机电分院 22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