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诗歌中,言志和缘情是两个重要的表达内容,但这并不是独具诗美特性的作品的评价标准,“理趣”诗即在言志和缘情之外另有别具一格的审美意蕴。中国古代的“理趣”诗,就是诗人追求文理兼得的结晶,它将哲理融于形象情感之中,使思考充满鲜活的情趣,力求在悟道识趣上高人一筹、深入一境。“理趣”是“理”与“趣”臻于完善结合的浑融境界。“理”是说作者要表达一定的哲思见解,“趣”是说作者以有趣味的方式表达这种哲思与见解。议论滔滔而无趣,则太坚硬,拒人千里;情趣怡人而无脑,则太软懦,败人胃口。只有软硬兼施,方得理趣盈盈之妙。
“理趣”一词初见于唐代释典,初与文艺无涉,由禅学术语转化为诗学术语,当始自宋人。包恢在《答曾子华论诗》中云:“古人于诗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诗之出,必极天下之至精,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1]包恢认为凡“状理”好的诗,必能做到“理趣浑然”。“理趣”,顾名思义是要说理而有趣。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和宋诗的特点有密切关系的。宋诗由于受理学泛滥和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与唐诗以抒情为主的特点截然不同,它比较侧重于说理。过分强调说理,有可能使诗歌变得枯燥、乏味,产生概念化的缺点,甚至于损害和忽略了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以写一般理论文章的抽象思维方法去写诗,其结果就会像宋代道学家以及受他们影响的某些诗歌一样,成为理学“语录讲义之押韵者”。
我国古代文论家都认为诗歌贵有“理趣”,而不能坠入“理障”或“理臼”。所谓“理障”和“理臼”,是针对说理诗中那些违背了艺术特殊规律、丧失了审美特性的作品而言的。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说:“程邵好谈理,而为理缚,理障也。”[2]这是说程颢、程颐、邵雍这些道学家的诗歌只有干巴巴的理学说教而缺乏美的形象。这一点清人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曾引用杜诗和邵雍诗作过对比分析,杜诗:“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俱入理趣。邵子则云:“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以理语成诗矣[3]。杜甫写的是其从具体的生活感受中所领悟出来的一些道理。他在《后游》诗中从山水胜景、花柳倩姿中体会到大自然是毫无私心的;在《秋野》诗中从水深鱼乐、林茂鸟归体会到必须有清明政治,百姓方能安居乐业;在《江亭》诗中从“水流”、“云在”认识到自然界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在运行的,懂得这一点,那么人们非分竞争的心思、飞驰的意念也就自然消失了。这些道理不是以抽象的概念、推理来表达的。可是邵雍的诗则纯粹是讲理学教条,说明阳气初动、万物未生,必待阴阳二气之和合方能产生万物,这样的诗毫无美的形象,显然是坠入“理障”而无“理趣”之作,故沈德潜在其《清诗别裁·凡例》中曾云:“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下理语。”
使诗歌虽以说理为主,而又不违背艺术本身的特殊规律就是要使诗歌中的理和趣相统一,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所谓“趣”,是针对诗歌的艺术特征而说的,它要求诗歌能够感发读者的审美趣味。因此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诗有别趣,非关理也。”[4]其实并非否定“理”,而是强调仅仅有“理”不能算诗,诗还必须有“趣”。严羽的主张并不否定诗歌中理性内容的存在,只是反对直接以书、理、学问为诗。其《诗评》曰“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5]宋人“病于理”导致了诗歌创作的概念化倾向,破坏了诗歌之美。“理”作为诗歌之内容因素,应同“意兴”水乳交融,像盛唐诗人那样,“尚意兴而理在其中”。在此严羽反对诗歌中的抽象理语,强调要有“理趣”,而“理趣”又寓于“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审美境界之中,使读者感受其理而又无说教之嫌,这样境界的诗歌才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
“宋之理学家,未尝不略悟斯旨。”[6]故宋代不少道学家写的诗,也很注意诗歌中的“理”应当有“趣”。比如北宋的程颢曾赞扬石曼卿的两句诗:“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是“形容得浩然之气”的。[7]
宋诗中脍炙人口、理趣盎然的作品,非常善于通过具体、形象的描写来揭示某种生活真理。如苏轼的《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诗中前四句以雪泥鸿爪为喻,形象生动,寄意深沉,说明了一个发人深思的人生哲理:由于世途坎坷,沧海桑田,变幻多故,早年的经历、理想、抱负,有如雪泥鸿爪,回忆起来令人感慨万千。初读这样的诗不觉得是说理,但仔细体会就会感到其中所含的自然规律,寓有很深刻的道理。
在宋诗中,有一些完全是写景诗或抒情诗,但其中往往也含有说理的成分,并且由于其寓理深刻又具有理趣,所以成为全诗的“警策”之语。比如陆游的《游山西村》一诗写道: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从全诗来看,这是一首游记般的描写农村风光的诗歌。可是其中“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两句,既是实景描绘,却又给人以启发,包含着深刻的道理,道出了世间事物消长变化的哲理,超出了自然景色描写的范围,具有很强的艺术生命力。
“理趣”虽是宋诗的重要特点,但它的渊源很深。如袁枚《随园诗话》卷三曾云:“或云:‘诗无理语。’予谓不然。《大雅》:‘于缉熙敬止’;‘不闻亦式,不谏亦入’:何尝非理语?何等古妙?”[8]《大雅》中这两句都是歌颂、赞美周文王的。上句见于《文王》,颂扬他奋发前进;下句见于《思齐》,说文王能虚心听取臣民意见,采纳谏言。
根据“理”的内容,“理趣”诗可分为魏晋玄学诗、唐代佛理诗、宋代道学诗。
六朝有不少诗人以老庄玄学哲理入诗。玄言诗坠入“理障”,历来是大家所否定的,但像陶渊明、谢灵运这样的大诗人,也常在诗中表现“玄旨”,却并不影响他们诗作的艺术水平。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云:“陶谢用理语各有胜境。钟嵘《诗品》称‘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此由乏理趣耳,夫岂尚理之过哉!”[9]又如谢灵运的《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末尾四句全写“玄理”:“虑淡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但这是诗人从对傍晚的山水风光中感受和体会到的,它和“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这样优美、秀丽的景色描写不可分割地紧紧联系在一起。正如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一诗时所说:“理语入诗,而不觉其腐,全在骨高。”所谓“腐”,即指坠入“理障”,而“骨高”正指有“理趣”。又如陶诗《饮酒》第十七首写道:“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此诗后半部分纯是说理,然亦不入“理障”而有“理趣”,陶渊明讲的是应当急流勇退,脱离黑暗官场,隐居田园的道理。它使前四句形象描写的寓意更加鲜明,并且使之深化了,所以王夫之在《古诗评选》中称赞这首诗是“真理真诗”,“说理诗必如此,乃不愧作者”。
唐代佛教兴盛,特别是禅宗思想的广泛流行,使不少诗人常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禅理。以禅理入诗特别讲究体现禅趣而忌堆砌禅语。沈德潜在《虞山释律然息影斋诗钞序》一文中说:“诗贵有禅理禅趣,不贵有禅语。王右丞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松风吹解苇,山月照弹琴’;韦苏州诗:‘经声在深竹,高斋空掩扉’,‘水性自云静,石中本无声,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柳仪曹诗:‘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皆能悟入上乘。”[10]他所举的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的诗例,都体现了一种禅宗的空寂之旨,但又都是寓于生动的山水田园风光之中的。既有禅宗哲理,又有诱人的美的形象,是两者的融合统一。它和有些纯以禅语写的诗,如王维的《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中写的“欲问义心义,遥知空对空。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之类,就根本不同了。唐代安史之乱以后,提倡儒学的思潮逐渐有所发展。杜甫在他的诗中就常以儒家义理入诗,到中唐随着韩愈等提倡“文以载道”,更有所发展。所有这一切,显然对宋诗中“理趣”特色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宋诗中的“理趣”正是对我国古代诗歌中“理趣”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理趣说的形成过程,是古代诗评家对言理诗的艺术地位和审美特征认识不断深化提高的过程。继刘勰、钟嵘对“理过其辞”的玄言诗的批评之后,严羽又对“以议论为诗”、“尚理而病于意兴”的宋代理学诗提出了批评,并倡“别趣非理”之说。至今人钱钟书则对“理趣”诗的作法和最高境界作了令人信服的总结性的阐释:“乃不泛说理,而状物态以明理;不空言道,而写器用之载道。拈形而下者,以明形而上者;使寥廓无象者,托物以起兴,恍惚无朕者,著述而如见。……举万殊之一殊,以见一万之无不贯,所谓理趣者,此也。”“理在于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现相无相,立说无说。”[11]即“理趣”诗是说理而有趣,能感发读者的审美趣味。不能像玄言诗那样“理过其辞,淡乎寡味”,有趣,要充满趣味与韵味,言有尽而意无穷,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注释:
[1]包恢:《敝帚稿略》(卷二),《四库全书》本。
[2]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9页。
[3]沈德潜:《说诗晬语》,《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55页。
[4][5]严羽:《沧浪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6页,第148页。
[6][11]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7—228页。
[7][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河南程氏外书第十一·时氏本拾遗》,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14页。
[8]袁枚:《随园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4页。
[9]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9页。
[10]释律然:《息影斋诗钞》,国家图书馆藏本。
(赵爱荣,焦印亭 云南民族大学 650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