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余华是众多先锋作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后期创作风格的转型成了学术界争议不休的焦点。但是无论是哪种风格，余华在写作的时候都遵循了一个原则，即发自内心地去写作，力求寻找精神的出路。这构成了余华创作的内在动力，也是他作品不同风格之间的主要联系线索。
　　关键词：余华 先锋作家 风格 内在动力 精神出路
　　
　　在众多游走于先锋与主流边缘的作家中，余华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创作风格的转型在文坛上引起了一阵相当激烈的争议。从反常态、荒诞、冷暴力的叙述手段，到接近现实与人文关怀的叙述风格，余华的转变与“回归”成了许多学者津津乐道的事情。毫无疑问，作家的创作会随着他个人思想的成熟而转变，然而，如果我们从更深的层次全面分析一下他的作品，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发现余华写作的内在动力并没有本质的改变，可以说，他的作品里有着一贯的尖锐与冷酷的温情。如果说，前期的先锋作品是重在对技巧方面的一种尝试，并通过这种尝试极力凸现自身的艺术存在，极力表现对人性的一种偏执型的理解，那么后期的创作就是对人性的一种最直接、最坦诚、最深切的关注。余华一直在努力寻求变化，寻找自己正确的道路，无论他怎么自我斗争、自我否定，在某种意义上他无疑仍是当代最优秀的作家，无疑还是那个通过真诚地写作而寻找精神出路的探索者。正如二十余年以前莫言所判断的那样，余华“成了中国当代文坛上的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1]。“说梦”，笔者理解的是余华的表达方式，而“清醒”，则揭示了余华创作的内在动力和创作理念的道德情怀。
　　那么，当我们回到余华最初的那段创作时光，我们就能感受到他身上流淌着不安的血液。在文革中度过的少年时代让他成长为一个孤僻而又忧郁的青年，对社会问题的真知灼见以及血液里自由的灵魂让他选择了弃医从文；而真正让他有了全新创作冲动的，就是卡夫卡。这种由卡夫卡引起的神秘的情感贯穿了余华前期的创作。最先把余华推向文坛前沿的，是他的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我们可以在这部作品中找到太多卡夫卡的影子，包括典型的卡夫卡式的辛酸与荒诞。主人公“我”刚满18岁，就要出大山远行，既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道有多远，只知道父亲说的那句“你已经十八了，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这种刚成年的孩子被推入社会时的困惑无知，被作者表达得淋漓尽致。在一个没有开头、没有结尾、没有目的、没有原因的篇目中，余华表达了他对人生的终极哲学思考：人要去哪儿，怎么去，为什么去。而“我”从未思考过，带着年轻人特有的兴致勃勃：“尽管走了一天，可我一点也不累。”满腔的热情在延绵的山路上化作了饥肠辘辘，这时，欺骗如期而至。一群人抢了“我”的所有东西，其中包括那个开始帮助过我的司机。“天色完全黑了，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的我。我无限悲伤地看着汽车，汽车也无限悲伤地看着我。我伸出手去抚摸了它。它浑身冰凉。那时候开始起风了，风很大，山上树叶摇动时的声音像是海涛的声音，这声音使我恐惧，使我也像汽车一样浑身冰凉。”这个冷酷的社会就像这条走不尽的山路，将人困住，总是把人推向最初的起点。表面上，余华只是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一个逆境中的青年，然而这背后的深层意味却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卡夫卡的《城堡》。卡夫卡笔下的K，同样是一个渴望获得社会认同的人，可是经过了种种努力还是无法到达那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城堡”。正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人一旦被纳入城堡精神生活的轨道，就永远失去了世俗意义上的“自由自在”，从此就要开始一种严厉的、缺乏人情味的新生活，人在这种生活里再也不会有真正的内心的平静，弦只会绷得越来越紧，暂时的平静后面往往隐藏着更大的阴谋，人所能做的只能是与阴谋搏斗。而这一切正是K在下意识里追求的！从天性上说，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愿意长期痛苦，自找痛苦，摆脱“痛”应该是人的本能。城堡的魔力就在于，它使K自觉自愿地留在它的领地里受苦。只要K一天不离开，痛苦就总是接踵而来，摆脱了旧的，还有新的、更厉害的痛苦等待着他，就仿佛先前的摆脱倒是为了迎接更大的打击似的。在这里，“城堡”是一种象征，“具有某种至高无上的超现实的力量，构成了主宰着人的命运的权威。K则是绝对孤独的个人的象征，是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的象征。在这样一个怪诞的世界面前，人的所有努力都是无谓的，失败的，在这样的人生境况中，人是无出路可言的。”[2]
　　余华对于这样一种痛苦毫不陌生，并且尽全力地去剖析它，甚至用冷酷的态度去玩弄它。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的痛苦就是K的痛苦，十八岁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从此“我”就被纳入了社会生活的轨道之中。谁都没有权利去选择，也不知该如何选择，这是社会强加给人们的“责任”与“义务”。这种失去了自由的状态，几乎体现在余华之后的每一部小说之中，形成了他创作的原动力。人被迫使着踏出第一步，从此便在毫不设防的情况下，体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欺骗。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如果让“我”的故事结尾，那么结局只有两种，一种是在被社会彻底的排斥下走向死亡，一种是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冷漠成了余华早期创作的关键词，不仅仅是因为他受了卡夫卡的影响，更是他精神深处的一种对人性的哲学性反思。人从一出生，就处在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控制之下，拥有着双重身份，一方面是社会性所赋予的那个人，一方面是完全属于自己的精神层面的人。在社会生产力急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面冷漠化的时代中，人的精神自由遭受着社会的压迫，出现了“异化”的现象。这种“现代病”不只是卡夫卡那个时代才有的，而是贯穿于现代文明的整个进程之中。余华经历过文革，体验过那个荒诞的年代，也经历过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的经济飞跃，对余华而言，“先锋作家”只是一个头衔而已，他们这一代作家所做的同一件也是唯一一件事，就是为自己的精神寻找出路。
　　在余华自己的叙述中，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我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白自己为何写作，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因此在一九八六年底写完《十八岁出门远行》后的兴奋，不是没有道理。那时候我感到这篇小说十分真实，同时我也意识到其形式的虚伪。所谓的虚伪，是针对人们被日常生活围困的经验而言。这种经验使人们沦陷在缺乏想象的环境里，使人们对事物的判断总是实事求是地进行着。当有一天某个人说他在夜间看到书桌在屋内走动时，这种说法便使人感到不可思议和难以置信。也不知从何时起，这种经验只对实际的事物负责，它越来越疏远精神的本质。于是真实的含义被曲解也就在所难免。”[3]可见，这种他追求的真实与形式上的“虚伪”是对立统一的，这就更加印证了他精神深处对人生本质的探求以及对精神自由的无限向往。当人的自由意志受到现实的桎梏时，他只有把这种解放的冲动寄托于创作之中。因为在他的理解中：“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将他的全部欲望在现实中表达出来，法律和生活常识不允许这样，因此人的无数欲望都像流星划过夜空一样，在内心里转瞬即逝。然而写作伸张了人的欲望，在现实中无法表达的欲望可以在作品中得到实现。”[4]创作，成了他与世界对话、对抗的自我解放的方式。因此，我们通过他的作品，可以强烈感受到，臣服于现实束缚的人可以在艺术王国中挣脱这种束缚，以令人“颤栗”的力度展示人类生存意义上的孤独与抗争。在余华的创作中深深打上了存在主义的烙印，人的孤立、绝望，对现实的异常冷酷及清醒的态度，构成了他的实验性风格。这种从真实到虚无的跳跃，以及对现实本身刻意的疏远，在人的脑海中构筑了一个不合常理的异形世界，而余华在这个世界里完成了生命力的蓬勃扩张，这一切都是如同作品里鲜血的意向一般触目惊心的。
　　与此同时，余华在另一篇作品《四月三日事件》里将他对精神领域里天才性的探索发挥到了极致。十八岁，又一次成为了自我与现实之间的分界线，这个青年心里的幻想、骚动、不安，集中在了他成人礼的那一天里。在主人公眼里，身边的所有人，包括父母、邻居、朋友，全部都是阴谋的策划者，他惶惶不安，认为自己被监视，得不到自由，最终选择了逃离。这种被迫害的臆想，看似毫无逻辑，却揭示了人类精神世界的焦虑与困顿。如同前面提到的，余华继承了卡夫卡一贯的创作风格，展示了人情的冷漠，以及人在被压抑的情况下的思想游移。在这部中篇作品里，余华将常规的描写转换成充满悬念的场景铺垫，创造了足够多的想象空间。这样一部“精神小说”看似与现实全然无联系，却恰恰反映了人在现实中的生存困境。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他在创作中期为什么写出了类如《活着》的一些温情而又真实的作品，这种所谓的转型其实是建立在余华对现实的一贯关注之上的。只不过这次余华把精神层面的困境转化为了生存状态上的刻画。经过长期的探索，余华已然获得了全新的生命体验，在《活着》的序言中，余华如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5]这种乐观，就是余华对内心世界不断探索与诉求的结果，是在社会的残酷压迫之下一种最顽强的反抗形式。至此，以余华为代表的那一代人找到了所谓的精神出口，对他们而言，艺术的形式开始弱化了，取而代之的是作家的一种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与作为一个人自身的归宿感。
　　在之后沉寂的大约十年时间里，余华基本都是通过写散文、随笔继续坚持着创作。在《兄弟》问世以后，余华又引起了文坛一阵轩然大波。有人认为这是一部伤风败俗的退化之作，也有人认为这是余华“回归”之后的代表作。即使是一直以来对余华创作持很高评价的理论家也认为“它的叙述情境出现了内部的分裂，因为其中的‘诙谐’和‘悲剧’在根本上是无法统一的”[6]。但如果我们撇开了道德因素去谈这部作品的创作，那《兄弟》无疑是余华的集大成之作。如同洪治纲所言：“《兄弟》是一次裂变中的裂变，它既巩固和坚定了余华自身的某些艺术信条，又折射和暗示了余华试图进行自我超越的某些意图，也显示了余华在长篇写作上的勃勃雄心与强劲的叙事潜能。”[7] “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这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8]短短一句话已经体现出了余华的创作态度：他要描述的，是两个时代的故事。与《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不同，《兄弟》不仅仅描绘了文革时期生存的苦难以及颠倒、混乱的价值观念，更血淋淋地剥开了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全面繁华的外壳，让我们看到了人性最脆弱的深处。这样一部批判性的作品，无论放在哪个时代，都有它应当承担的价值。小说中一再运用了余华惯有的叙述风格，在重复的结构中展现出了对人生荒诞性的思考。尽管有人认为余华已经江郎才尽，为了市场去迎合大众的低俗口味，但他仍然是站在更高的立场上——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给予这个世界应有的审判。他俨然成了一个时代的代言人，其作品越受到质疑与抨击，就更加凸显了这个时代的怪诞趣味。因为他所描写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尽管情节有不合逻辑的地方，但这种感觉却是真真切切的：这是一个人与人竞争的社会，也是人的自然欲望过度张扬的转折时刻，这样一种社会特征正极为可怕地摧毁着人类的基本道德。亲情、友情、爱情，都让位于金钱。人在这个世界中迷失了方向，剩下的只有浮躁与无知。我们不应要求作家都按照当时应有的道德的标准去描绘一个理想的世界，或者如自然主义作家那样给予整个世界严密客观的剖析，对于那些真正敢于去发掘人性深处的罪恶的人，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与尊重。余华就是这样一个纯粹的人。在他所有的作品里，包括《兄弟》，都不是一种“描绘”，而是一种“抒发”。而遵循内心情感的写作，正是一个作家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
　　余华的写作之路断然不会停止，但我们已经能从他作品中的冷漠与温情中同时获得启发性的意义。他对现实的抨击是赤裸裸的，内倾性的情感关注更多地暗示了人们应该从自身寻求出路。在詹姆斯·乔伊斯基金会的颁奖词中，有这样一句话形容余华：“而你，一位中国作家赋予21世纪的生活以道学的精神，由此带来一种全新的视野。”在我们看来，“先锋作家”追寻着西方的创作道路，而在西方人眼里，余华代表着一种中国自古以来的道学文化，这应该能给我们一点启发。在中国当代浮躁的文坛中，我们或许高估了创作的形式与意义而忽略了创作的基本动因，如果回过头去从生活的情感中寻找那种我们与生俱来的东西并为之激动、创作，那么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的腾飞也就不再是一句空话。
　　
　　注释：
　　[1]莫言：《清醒的说梦者——关于余华及其小说的杂感》， 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2期。
　　[2]雷体沛：《西方文学的人文印象》，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2页。
　　[3][4]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5]余华：《余华作品集》（第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6]张清华：《窄门以里和深渊以下——关于《兄弟》（上）的阅读笔记》，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7]洪治纲：《在裂变中裂变——论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8]余华：《活着》（后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631页。
　　
　　（管季 广东省湛江师范学院基础教育学院 52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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