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史记》中许多历史人物的结局都是走向了生命的毁灭，无论是自杀还是被杀，他们大都死得轰轰烈烈。死亡是司马迁《史记》人物传记刻画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史记》中铺陈的死亡情结则是源于司马迁强烈的悲剧意识，他浓墨重彩于历史人物的死亡叙述，展现这些人物不平凡的生存体验，将悲剧精神渗透于人物塑造当中，使这群悲剧英雄的历史存在得到哲学意义上的升华，更体现出一种动人心魄的审美体验。
　　关键词：《史记》 司马迁 死亡叙事 悲剧精神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将自黄帝至西汉三千多年的历史通过笔下四千多个人物的悲欢离合得以展现。他通过为历史人物立传将他们所存在的历史空间铺陈展开，立体地呈现出世事的沧桑。
　　《史记》中时刻笼罩着一股无可名状的悲凉之气，屈子披发徜徉最终抱石沉江；豫让为报知己之恩屡刺赵襄子终而伏剑自杀；项羽乌江自刎；周亚夫绝食而亡；李广不愿受辱于刀笔吏而横刀自刎……这些在历史上留下闪耀印记的人物最终却是以这般壮烈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史记》中许多历史人物的结局都是走向了生命的毁灭，无论是自杀还是被杀，大都死得轰轰烈烈，惊人心魄。悲壮如项羽自刎，悲凉如伍子胥被杀，凄婉如屈原沉江，死亡是司马迁《史记》中人物传记刻画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史记》中铺陈的死亡情结则是源于司马迁强烈的悲剧意识，他浓墨重彩于历史人物的死亡叙述，展现这些人物不平凡的生存体验，将悲剧精神渗透于人物塑造当中，使这群悲剧英雄的历史存在得以哲学意义上的升华，更体现出一种动人心魄的审美体验。
　　
　　一、《史记》中悲剧英雄的死亡模式
　　
　　“悲剧的效果是通过恐惧和怜悯之情的激发而达到一种情感的净化”[1]（P87）。对悲剧的崇高之美的展现正是落足于英雄之死上，“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2](P203)会使读者产生怜悯之情，使感情得以升华以达到审美的价值追求。《史记》中呈现出来的悲凉气氛正是司马迁悲剧精神的体现。而司马迁又非单纯地描述历史人物的悲剧性结局，他将人物放于大历史的背景之下，通过他们对自我价值的努力追求以及这种理想信念的毁灭来展现人物的悲剧性命运。
　　恩格斯说：“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相互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3]（P243）这种“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间的悲剧性冲突”[4]所体现的“历史的二律背反”在《史记》人物面临生死抉择的两难境地时表现得尤其突出，个体对自我价值观和信念的执着，使得他们呈现出一种“向死而生”的情结。
　　与西方悲剧所强调的个体英雄主义相比，《史记》中的人物选择死亡的原因却是自我价值的无法实现或者达到自我实现必须以个体生命的毁灭为代价，而深受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影响的《史记》人物，将自我的实现放于社会群体的价值需求之中，力图在社会群体中达到个体价值的自我实现。正是这种集体的主体性意识，使得他们心中对理想的追求超越了死亡本身，可以在生死抉择之际慷慨赴死，自愿以自我肉体的毁灭来达到理想价值的实现。就整部《史记》而言，这是一种理想人格的存在方式，是将个人的价值信仰体系融于民族的道德伦常心理之下，是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外在呈现——个体的自觉意识和行为的自我道德化的自觉化，以实现自我价值的目的承担起历史责任和义务，具有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和拯救世界的道德理想，而最终使这些价值观归为主体的世界观。这也是秦汉之际形成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道德气节的折射，因此，悲剧英雄弃生求死的自杀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存在的尊严而做出的主体勇气的释放。于是，不同背景、阶层的人物为了各自的价值信仰在生死之际采取不同的模式来达到个体价值的实现。
　　（一） 向死而生
　　孔子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春秋时的鲁大夫穆叔也把立德、立功、立言称为人生的“三不朽”之事(《左传·襄公十四年》)，儒家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个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同时强调社会责任以及个体人格的完善。孔子将“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定义为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个体要以儒家的君子人格作为最高模式，背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匡扶天下为己任，为之奋斗。而当这种价值追求与现实相悖离时，个体不惜牺牲自己也要保持住对理想信念的坚守。以肉体上的“死”来维系着信仰价值“生”的流传。屈原正是这种“向死而生”的价值精神的代表。
　　屈原作为楚国贵族后裔，自小就立下为国效力的大志。这在其《橘颂》中有所体现：“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屈原以橘树寄托自己的人格，表达了自己对信奉的儒家之道的坚守。他在乱世浮生的战国时代能清醒地认识到楚国的现状：东部强齐和西部秦国逐渐强大而楚国却日显衰退之气，变革迫在眉睫。于是屈原提出“美政”思想：“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离骚》）。屈原理想高远，其追求理想的心志更加崇高，刘安评价他的人格：“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离骚传》）但其先进的改革理念却受阻于楚国的主流政治：楚国群臣无清洁之志，只执着于钱财，不知满足“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冯不厌乎求索”（《离骚》）。他们嫉贤妒能，醉心于追逐名利“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离骚》）。他们施展种种卑劣手段对屈原进行人身攻击“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切人之不媚兮，众果以我为患。”（《抽思》）屈原志不得伸，且见疑于楚王，他主张的“励耕战”、“举贤能”、“明赏罚”、“反雍蔽”、“禁朋党”、“变民俗”等改革措施同楚国的尚神传统相冲突，这都使他处于两难的矛盾境地，但屈原在这种艰难的境遇之下仍坚持自我价值的完善和追求，“欲变节以从俗兮，愧易初而屈志。”（《九章·思美人》）他对道的坚守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纠结中占据上风，使得屈原有了向死而生的勇气“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5](P2486)
　　梁启超对屈原之死有很透彻的分析：“彼以一身同时含有矛盾两极之思想：彼对于现社会极端的念爱，又极端的厌恶；彼有冰冷的头脑，能剖析哲理，又有滚热的感情，终日自煎自焚；彼绝不肯同化于恶社会，其力又不能化社会，故终其身与恶社会斗，最后力竭而自杀。彼两种矛盾性日日交战于胸中，结果所产烦闷至于为自身所不能担荷而自杀。彼之自杀实其个性最猛烈最纯洁之全部表现，非有此奇特之个性不能产生此文学，亦惟以最后一死能使其人格与文学永不死也。”[6]
　　（二） 舍生取义
　　孟子言：“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道义精神是一种文化伦理，是我国上古文明积淀下的一种理念精神。《史记》中充斥着浓烈的道义精神，悲剧人物或为义，或为信的坚守而不惜放弃自身的生命。司马迁写这些人物时，赋予了他们一种大勇、大义的文化意识，根植于他们的灵魂之中，这种感于恩义，忠于所托，并不惜为之牺牲的精神，是具有主体意识的个人，自觉主动地为自己的意志和行动所定的立法原则，这使他们的意志和行为具有道德的意义，体现了主体在道德上的自律。
　　豫让有感于智伯的知遇之恩，在智伯伐赵襄子未果被杀后，立志为智伯报仇。其言曰：“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7](P2519)于是改变姓名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7]（P2519）行刺不果被捕，赵襄子知其为智伯报仇，曰：“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7]（P2519）遂释之。后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面目全非，行乞于市，再一次意图谋刺赵襄子。被捕后，因赵襄子天下称贤，豫让由此陷入两难的境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雠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7](P2521)三击赵襄子之衣后，伏剑自杀。
　　《史记·赵世家》记载了程婴、公孙杵臼勇救赵氏孤儿的事情：
　　晋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赵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宫匿。赵朔客曰公孙杵臼，杵臼谓朔友人程婴曰：“胡不死？”程婴曰：“朔之妇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无何，而朔妇免身，生男。屠岸贾闻之，索於宫中。……已脱，程婴谓公孙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后必且复索之，柰何？”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彊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婴出，谬谓诸将军曰：“婴不肖，不能立赵孤。谁能与我千金，吾告赵氏孤处。”诸将皆喜，许之，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杵臼谬曰：“小人哉程婴！昔下宫之难不能死，与我谋匿赵氏孤儿，今又卖我。纵不能立，而忍卖之乎！”抱儿呼曰：“天乎天乎！赵氏孤儿何罪？请活之，独杀杵臼可也。”诸将不许，遂杀杵臼与孤儿。……程婴卒与俱匿山中。……及赵武冠，为成人，程婴乃辞诸大夫，谓赵武曰：“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赵武啼泣顿首固请，曰：“武愿苦筋骨以报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婴曰：“不可。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遂自杀。[8]（P1783）
　　王蠋是战国时齐国的高士，燕军入齐，闻王蠋贤，使人以将军封万户劝王蠋投降，王蠋不从，燕人又以血洗画邑威胁，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齐王不听吾谏，故退而耕于野，国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9](P2457)于是自缢而亡。
　　豫让舍生为报知遇之恩，公孙杵臼为救赵氏孤儿殒命是为忠义，程婴自杀是为信义，王蠋自缢是忠于国家。《史记》中舍生取义的英雄人物，明明有生的可能却为了成就心中的“大义”从容赴死，这种有价值的死亡使得人物本身的悲剧命运有了更高的审美意义。
　　（三）士可杀不可辱
　　个人价值的体现中亦有自我尊严的维护，个人不可侵犯的尊严与价值是儒家的核心信念。而儒家的文化理念在整个汉民族文化圈中的影响绵延了几千年，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这个文化圈笼罩下的历史人物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种价值观的影响。“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最难的不是如何死，而是如何坦然地面对死亡。对《史记》中的悲剧人物而言，个人的尊严高于一切，在它遭遇亵渎的时候，宁愿用生命来维护个人价值存在的纯粹，死亡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有意义的证明方式：不能有尊严有意义的活着，那就选择有尊严的死去。
　　项羽兵败，退至乌江，亭长停船靠岸，对项羽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羽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10](P336)乃自刎而死，时年三十一岁。金戈铁马逐鹿中原，睥睨天下的一代霸主最终以自刎结束生命，戎马光耀的生前光辉，英雄末路的仓皇以及就剑自刎的从容，前后境遇的巨大差距绘成了他的一生。项羽无疑是个天生骄傲的人，这种骄傲使得他不可能回江东苟安于一隅，做阶下囚。为了尊严自杀是他选择的结局，一代英雄大喜大悲的一生带着强烈的悲剧色彩，让人读之不禁掩卷叹息。
　　李广戎马一生，以勇力著称，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令匈奴畏之，世称“汉之飞将军”的他却也是一个悲剧人物。元狩四年，他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他本为前将军，卫青却要他出东道，而东道回远，他失道被责且被逼对簿公堂，这本不是必死之罪，但他的尊严却受到极大的侮辱：“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11](P2876)他最终引刀自杀。李广一生以报效国家为己任，在他心中大汉朝的安泰胜过一切，为此他在边疆力战匈奴，勇保边疆安定。当他为国效力的信仰最终失落，他的人格尊严受到质疑时，他宁愿选择自杀也不愿对簿公堂，至少他可以让自己有尊严的死去，留给后世一个清白的形象。司马迁对他极为同情，“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於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11](P2878)可见司马迁对李广的死也是极为惋惜的。李广一生数奇，最终以自杀结束生命，其身上的悲剧色彩达到极致。
　　
　　二、悲剧意识——司马迁《史记》死亡叙事的根源
　　
　　《史记》中弥漫着的浓重的悲剧气氛，不光是因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历史的二律背反”规律，还因为作为创作主体的司马迁身上也凝结着深重的悲剧意识。
　　特殊的生活经历造就了司马迁的文化人格，生于强盛的武帝时代且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司马迁背负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期望展现自己的才华达到报效国家、实现个人价值扬名后世的目的。这种价值追求贯穿了他的一生。但是公元前98年，他因李陵之祸而遭宫刑，“且负下未易居，上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尔！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安书》）这对他而言无疑是奇耻大辱，但他最终没有选择自杀，因为他的动机在于“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报任安书》）他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记》，他的人生价值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使他在《史记》创作中表现出了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但他的这种理想被汉武帝时期的封建集权专制主义消解，个体价值的需求在与压抑、否定自我价值的社会现实间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作为汉王朝的臣民，司马迁既无法放弃自己的价值信仰，又无法躲避社会现实对他的打击，这种矛盾冲突中的失落，使司马迁身上体现出文化人格的悲剧性，在他的内心纠结着的强烈的悲愤之情只能赋予笔下的人物身上，无论向死而生的屈原、舍生取义的豫让、王蠋还是为尊严而死的李广，《史记》中的悲剧人物身上都凝结着司马迁的悲剧意识，他通过历史人物的从容赴死来展现他们个体人格的伟大，同时也借悲剧人物的死亡来消解自己强烈的死亡情结。
　　
　　注释：
　　[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87页。
　　[2]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页。
　　[3]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页。
　　[4]恩格斯：《1859年5月18日致斐·拉萨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7][8][9][10][11][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86页，第2519-2521页，第1783页，第2457页，第336页，第2876-2878页。
　　[6]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
　　
　　（张群 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273165）

• 张群： 论《史记》的死亡叙事与悲剧精神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2期
• 张群： 历史的民间化叙述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