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三仙姑”是赵树理先生的作品《小二黑结婚》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物形象。在男权主义女性价值观的影响下，赵树理先生对“三仙姑”极尽挖苦讽刺之语。然而，笔者认为“三仙姑”并没有达到如此可憎可恨的程度，相反她是值得同情的。因为赵树理先生本人受男性传统的思维模式和性道德价值观的影响很大，所以对“三仙姑”这一类女性人物的塑造存在偏差。
　　关键词：女性主义 赵树理 三仙姑
　　
　　赵树理先生是一位自觉地为农民写作的作家，他一直对农民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然而在塑造农村妇女形象的时候，却总是受潜意识里男尊女卑这一传统思想的影响，对女性存在歧视，表现出一种相当落后的女性观。这集中体现在《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的塑造上。在小说中，“三仙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特殊人物——在村里，她不仅以装神弄鬼、宣传封建迷信远近闻名，而且有异于农村一般已婚妇女，她好打扮，喜欢与年青小伙子们打情骂俏，四五十岁了，还想引小伙子们的注意。因此，小说中的她常常受到作者强烈的讽刺和奚落：
　　首先表现在从外表上对其丑化，作者写道：
　　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上了霜。[1]
　　其次，在心灵上对其进行变态扭曲的描写：
　　她和小芹虽是母女，近几年来却不对劲。三仙姑爱的是青年们，青年们爱的是小芹，小二黑这个孩子，在三仙姑看来好像鲜果，可惜多一个小芹，就没有自己的份儿，她本想早给小芹找个婆家推出门去，可是因为自己名声不正，差不多都不愿意跟她结亲。开罢斗争会以后，风言风语都说小二黑要跟小芹自由结婚，她想要真是那样的话，以后想跟小二黑说句笑话都不能了，那是多么可惜的事，因此托东家求西家给小芹找婆家。[2]
　　通过上述描写，我们以看出赵树理先生对笔下的“三仙姑”极尽挖苦讽刺之语。她被冠之以落后家长和落后妇女的称号，同时又被作者冠之以“不道德”、“风流”、“轻浮放荡”等罪名。就连我们广大读者，在长期的阅读语境中，也把她放置于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恶”性分子或者消极力量的位置上，把她归入“不正经”、“道德品质不好”等“坏女人”的行列。然而，我们却要问“偏爱当老来俏”有错吗？“三仙姑”在如此年纪，如此打扮，就是不正经，作风有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笔者认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小鞋上绣花，裤腿上镶边并没有什么不可以，这和作风正经与否也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四十五岁，在今天看来依然处于中青年行列之中，对于一位女性来说，也正是成熟美散发的鼎盛期，三仙姑装扮自己，是人之本性，也可以看做是她热爱生活的表现，不要忘记她也曾有“哭了一天一夜，头也不梳，脸也不洗，饭也不吃，躺在炕上，谁叫也不起来”的不热爱生活的时候！按照赵树理先生的逻辑，我们是否可以推理得出这样的结论：此时的“三仙姑”才是作风正派的正经女人！当然，在小说的最后，在作者自己用传统文化的标准重新包装了“三仙姑”以后，在“三仙姑把自己的打扮从顶到底换了一遍，弄得像个当长辈人的样子”以后，“三仙姑”终于在男权文化意识中成为了正经女人！而从对“三仙姑” 变态扭曲的心灵描写中，我们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一点——三仙姑之所以不愿意小芹嫁给小二黑，不是受世俗家境贫富观念的左右，而是出于嫉妒。作者几句话就把“三仙姑”变态的心理示众了，做母亲的竟为了要啃几口嫩草，吃了女儿的醋，才会活生生破坏女儿的婚姻幸福！读到此或许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人的影子，那就是张爱玲《金锁记》中的女主人公曹七巧。曹七巧视财如命，彻彻底底地钻进了钱眼里，破坏了女儿长安的婚事，读来虽令人发指，但读者也不难理解，毕竟钱是人见人爱！可是“三仙姑”阻挠女儿婚姻的这个原因就太令人不可思议了，变态的程度之深，无药可救！可是我们仔细想想世间真会有这样的母亲吗？从后文“三仙姑”自己的改变中，我们可以看出，她是有羞耻心的，她还没有厚颜无耻到如此地步！那么作者又为何这般丑化“三仙姑”呢？唯一的理由是营造艺术效果，使“三仙姑”这一人物的内心达到震撼人心的变态的程度，如此这般，才可突出正经母亲的伟大！
　　然而，我们想问，“三仙姑”真的如此可憎可恨，不值得同情吗？其实笔者觉得“三仙姑”是非常值得同情的，有幸的是，有人和笔者持同样的观点。乐黛云教授就曾说过：“在美国我们开过一个讨论会，几乎所有的美国女学生都认为‘三仙姑’是一个正面人物，而那个村干部才是批判的对象。”[3]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谈村干部是否是被批判的对象，我们单看“三仙姑”这个形象，笔者认为她也是一位不幸的女性，也是包办婚姻的牺牲品，从文中描述可知一二：“那时三仙姑才十五岁，刚刚嫁给于福，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可惜的是，尽管她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也依然低微的连姓名都没有，依然和其他农村妇女一样，没有选择爱情的权利，也没有享受爱情的权利！再反过来想，“三仙姑”年轻时就是美人坯子，年老时能丑到哪去？可是由于“于福是个老实后生，不多说一句话，只会在地里受死”，而且经常是“家里只留下新媳妇一个人”常使三仙姑感到孤独，寂寞难耐，于是她便采取“下神”的方式来慰藉自己。有研究指出：“下神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一种附属品，也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副产物，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文化现象。”[4]这其实也是一种反抗，是对旧婚姻的嘲笑，也是对封建迷信的揶揄，不合理中包含着合理。因为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看，作为一个正常的青年女子，她应该有选择爱情的自由权利，女性的本体要求如情和欲，爱和恨应该得到尊重。但是读者不难发现，作者对三仙姑婚姻状况的轻描淡写，掩饰了它的不合理性。究其原因，正如陈思和教授所言：“任何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背后一定有一个完整的世界。小说的背后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有一个完整的理想的模型，但是作家没有能力把这个模型全部写出来。”[5]对“三仙姑”过失行为的渲染和强烈的导向型情感介入，使读者看到的只是一个定性的形象：三仙姑生就风流放荡。而对她为什么这样，文中却没有提供一个充分的理由和背景。
　　其实，纵观整个小说，我们可以看出，赵树理先生在《小二黑结婚》中表现出的态度是鼓励自由恋爱的，他对小二黑和小芹的自由恋爱和结婚是持歌颂态度的，但他忽视了饱受封建婚姻摧残的“三仙姑”，过分渲染其变态，肆意丑化其形象。我们不禁发问为什么赵树理先生就不能给三仙姑这样的女子多一些宽容，少一份嘲讽？为什么要她承受如此刻薄的批判呢？ 从“三仙姑”看似有趣的故事里，从她的所作所为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女人追求幸福的执著和艰难，看到的是人生的辛酸苦辣，看到的是男权社会对女性追求幸福权利的压迫和蔑视。按照男权文化的情爱观，“夫受命于朝，妻受命于家”，女人结婚之后，“必须夫唱妇随，她在某种程度必须与她的过去决裂，依附她丈夫的世界。她必须把她的人身，她的处女贞操以及所需要的绝对忠诚奉献给他”[6]。同样在男权社会里，妇女们深受封建礼教的压迫，绝大多数女性的生理和心理遭到摧残，“三仙姑”也是其中受伤的成员之一。然而，在作者笔下，“三仙姑”没有得到丝毫同情，这正反映出了作者思想上的落后，认识上的偏差。作者对三仙姑这一类女性人物的塑造还局限于父权文化中男性传统的思维模式和性道德价值观中，还没有找到这类女性合适的道路。
　　
　　
　　注释：
　　[1][2]李锐选编：《赵树理小说》，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23页，第28页。
　　[3]乐黛云等：《女权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学自由谈，1989年，第6期。
　　[4]刘洁：《论赵树理笔下人物形象的文化底蕴》，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5]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波伏娃：《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92页。
　　
　　（曾阳阳 江苏省南通大学文学院 226019）

• 曾阳阳： 为被赵树理先生丑化的“三仙姑”喊冤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