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女是白居易在他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中塑造的一个鲜明丰满，有着特殊身世境遇和细腻内心情感的风尘女子形象。关于这个人物形象及其故事的真实性，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宋代洪迈认为白居易夜遇琵琶女之事并不可信，他说：“唐世法纲虽于此为宽，然乐天曾居禁密，且谪居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独处妇人船中，相从饮酒，至于极弹丝之乐，中夕方去。”（《容斋随笔》）而课标版必修三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指出：“在白居易被贬九江的第二年，一个深秋的夜晚，诗人到江边送客，离别在即，愁绪萦怀。忽然，从水面飘来的琵琶声，凝住了时空，吸引了主客，由此演绎出一段琵琶女的故事，更因之产生了一首脍炙古今的诗篇。”该书还认为，如果我们把琵琶女当做虚构的人物，那则是走向了极端。很显然，《教师教学用书》依据诗前小序认为琵琶女这一形象及其故事是一个历史的真实。其实，笔者以为，今天我们阅读《琵琶行》而去争论琵琶女的形象及其故事的真实与否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因为这个人物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不会影响白居易这首感伤诗主题的表达。真实也好虚构也罢，白居易都会选择琵琶女作为自己作品的描写对象。
　　首先，政治生态的突变，使作者需要一位能够理解并尊重自己的同调与知音。众所周知，在左拾遗任上时，白居易从他的正义感和政治上的进取心出发，经常写一些针砭时弊的讽喻诗，这引起了权贵们的排斥和忌恨。元和十年，“李师道一案”后他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是作者一生中经历的最沉重的打击，它彻底击垮了白居易的政治信仰，压得他“艰于呼吸视听”，给他的心灵留下很深的创伤。从此，他虽然也不失关心国计民生的赤子之心，但参预政治的热情却大大减退，到江州后的一年更使他体验到了社会的残酷和世态的炎凉。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今且安时顺命，用遣岁月。或免罢之后，得以自由，浩然江湖，从此长往。”（《与杨虞卿书》）这种消极的念头，使得他的忧愁无法排遣，其内心充满着压抑与苦闷。依不平则鸣的文学创作原理，这种压抑和苦闷，是迟早要遇隙喷发的。因此，一个与自己处境相似、能够倾听自己“心中无限事”的人理所当然地要成为白居易倾力塑造的形象。
　　其次，选择琵琶女是作者寄托天涯沦落之恨的需要。白居易的文学思想和人格有着致命的弱点。他一方面关心现实，另一方面又很爱惜自己，以至于生一根白发都终日惶惶。因而，在抒发愤懑之情时，他怕再“得罪于文章”，不敢再像过去写讽喻诗那样直言政事，而是选择一种委婉隐喻的比兴寄托手法，这也正是他所擅长的。他在《读张籍古乐府》中宣扬自己的文学主张是“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所以，白居易的《琵琶行》也就创造性地在叙事长诗中运用了寄托手法：他尽力塑造一个历尽繁华，矜节自持，羞涩腼腆，多愁善感，才艺惊人的琵琶女和一个感情丰富，体察入微，善解人意，文采飞扬的被贬谪的江州司马，将对琵琶女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和自身无辜被贬的沦落之情融合为一，以此来寄托自己的天涯沦落之恨。对于这一点，古人多有灼见：洪迈指出：“乐天之意，直欲摅写天涯沦落之恨尔。”（《容斋随笔》）清高宗说：“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唐宋诗醇》）赵翼也说：“香山借以为题，发抒其才思耳。”（《瓯北诗话》今人陈寅恪则云：“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咏之人，二者为一体。真可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专一而更专一，感慨复加感慨。”（《元白诗笺证稿》）这些评价，正说明白居易把琵琶女作为寄托自己情怀的对象是不二的选择。
　　第三，中国文学从屈原开始，便有了用“香草美人以喻君子”的传统，而符合中国文学这一写作传统的琵琶女很自然的进入了作者的视野。在屈原的作品中，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释为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前者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后者如“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可以说，屈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自拟弃妇而抒情的。因为美女的容颜易衰、宠失转换往往使人联想到男人仕途的穷通；女人的美貌才情得不到他人的赏识，往往使人联想到男人的志向抱负才华得不到施展。屈原以后无数的诗人均利用这一意象来表达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愤懑。如杜甫《咏怀古迹其三》便是这种写作传统的例证：貌美的昭君入宫被冷落，和杜甫入朝不得志一样。杜甫便借咏昭君之事，浇自己胸中块垒，抒自己怀才不遇的情怀。同样，白居易也需要一个与自己处境类似的天涯沦落的美人以抒发心志。
　　第四，在白居易以前，李白的叙事诗《长干行》、《江夏行》就已经写到商人妇。这一形象在诗歌这种古老的文学样式中出现，一方面是中唐以来城市经济繁荣发展，市民的生活与命运逐渐为作家所注意的结果，是时代与文学潮流的反映；另一方面，它又在客观上成为文学发展的一种标志，预示着文学题材、人物将要发生变化的消息。作为一个敏锐的作家，白居易自然捕捉到了这一信息。从文学的继承性角度来看，白居易改造李白笔下的商人妇形象及其故事以使之与自己的命运高度一致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当时或稍晚这类作品的相继出现可以看出，琵琶女的形象不是孤立的，它是以歌伎为主的女性形象系列中一个典型的代表。她透露出，市民阶层的生活与人物在以后的文学中将占越来越大的比重，而传统的抒情言志的诗歌也将逐渐让位于叙事性文学的勃兴。
　　第五，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一直呼吁文学创作要正视广阔的社会生活，他的诗歌也一直在关注下层百姓的命运，他把笔触伸展到歌伎商妇，是其拓展题材领域的需要。白居易对下层社会妇女体贴、同情与尊重，超出一般封建文人的怜悯，是一种超越身份地位的同命相怜，一种不同社会地位的男女之间感情的共鸣和心灵感应。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显然具有民主性和进步性。“隔江琵琶自怨思，何预江州司马事”（宋戴复古）“男儿失路虽可怜，何至红颜相尔汝”（清查慎行）从这些认为白居易有失身份的言论中，可以看出白居易思想的可贵。这种朦胧的萌芽状态中的平等意识，推进了作家与社会下层的互相接触了解，从而为文学题材、思想内容与艺术的更新提供重要的条件。将琵琶女纳入自己的作品，不仅符合白居易不断拓展创作领域的需求，也与他过去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对人应有同情和友爱的主题一脉相承。
　　总而言之，白居易着力塑造琵琶女的形象，并通过这一形象深刻地反映封建社会中被侮辱、被损害的乐伎、艺人们的悲惨命运，把处于封建社会底层的琵琶女的遭遇，同被压抑的正直的知识分子的遭遇相提并论，相互映衬，相互补充，达到了倾诉“平生不得志”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琵琶女及其故事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是作者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黄元军 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濉溪中学 235100）

• 黄元军： 白居易选择琵琶女的必然性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