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芥川龙之介和鲁迅都有精辟的见解。鲁迅在介绍芥川的作品时说：“他又多用旧材料”，“是日本的旧传说。”[1]“他的复述古事并不专是好奇，还有他的更深的依据：他想从含在这些材料里的古人的生活当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贴切的触著的事物，因此那些古代的故事经他改作之后，都能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了。”[2]芥川说：“材料即使有了，我如不能进到这材料里去，——便是材料与我的心情倘若不能贴切的合而为一，小说便写不成。”[3]鲁迅说他的《故事新编》是“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4]，是一部“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5]的总集。在写作时，他大都“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6]；“叙事有时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7]，等等。
　　可见芥川和鲁迅都不赞成创作历史题材小说一定要“博考文献，言必有据”[8]，将作品写成“很难组织”的“教授小说”[9]，而是强调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应拥有审美创造的广阔空间。他们不因循守旧，另辟新路，从而创造出新的表现样式，积累了新的艺术经验。
　　本文选择芥川的《老年的素盏鸣尊》与鲁迅的《奔月》为研究对象，试图用微观的比较分析，来探讨它们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特点与异同，从而说明它们正代表了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两种新范式。
　　
　　一
　　
　　强调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首先表现在对作品题材的熔裁与主题思想的孕育上，芥川和鲁迅都有自己鲜明的审美理解与审美判断。
　　《老年的素盏鸣尊》取材于日本古籍《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芥川主要保留了素盏鸣尊与苇原丑男矛盾冲突的故事框架，在内容上作了大胆的剪裁与加工：其一，他对古籍中原本记述素盏鸣尊与父神姐神的冲突，以及在出云国斩杀八头八尾大蛇的英雄业绩，都只作了简单交代；其二，古籍中原来记述苇原丑男是素盏鸣尊的第十代子孙，他和素盏鸣尊之女须世理姬的恋爱完全是神话式的。苇原丑男又是一位多妻神，他与须世理姬结婚后，行为仍旧放荡不羁。在小说中，芥川排除了这些内容，而将苇原丑男写成一个单纯质朴、对爱情坚贞不移的正面形象；其三，芥川刻意凸现素盏鸣尊与苇原丑男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根情节主线，揭示这场迫害与反迫害斗争的实质，是人本主义的社会理想战胜了野蛮保守的传统势力。
　　《奔月》只取我国古代神话中有关羿与嫦娥的“一点因由”，它所描写的主人公形象与故事情境，与《淮南子》等古籍上的一些记载是根本不同的。小说中的羿已经是个中年人，年轻时的荣耀早已成为历史，如今的温饱成了困扰生活的大问题。逢蒙半路剪径，嫦娥最终弃他而去，使他痛感英雄末路的无尽哀愁和无爱人间的辛酸悲凉。作品的这些内容，完全是作者凭借丰富奇特的审美想象而虚构的。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鲁迅在写作《奔月》时的生活景况：他任教高校的“空气恶劣”，日常生活的“实不舒服”，昔日的弟子如今又从背后投来“毒药和暗箭”等等。因此小说中末路英雄羿的哀愁与愤怒，确乎相当真切地反映了鲁迅当时的际遇与心态。
　　由此看来，在创作历史题材小说时，芥川和鲁迅都利用旧材料，但不受固有内容的束缚，凭借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审美体验，在熔裁题材与孕育主题上都有大胆的创新。
　　
　　二
　　
　　情节内容的深刻生动和处理方法的灵巧多样，是两篇小说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又一表现。
　　《老年的素盏鸣尊》是“性格型”的情节结构，芥川将主人公性格的发展历程以及他和其他人物的特定关系作为作品内容的核心，来设计和处理情节。因此小说情节的逐步展开与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是同步进行的。《老年的素盏鸣尊》的情节序列大抵如下：（1）素盏鸣尊因违抗父神姐神的旨意而被逐出高天原；他在出云地方斩杀八头八尾大蛇，建立了新家庭；妻子去世后，他带着女儿须世理姬到根坚洲国生活。（2）素盏鸣尊不满苇原丑男的到来，接连设下蜂蜇、蛇咬、水淹、火烧等计谋陷害他，由于须世理姬暗中相助，苇原丑男成功地逃过劫难。（3）素盏鸣尊做了一个怪梦，梦中他面对神镜自责，觉得自己不该再复制一个生活悲剧。（4）素盏鸣尊在海边扔下弓箭，朝着远去的小舟大声叫唤，他祝愿两个年轻人自由幸福。随着情节由开端、发展到高潮和结局，素盏鸣尊也从一个粗野、保守、嫉妒心很重的神祇蜕变成为一位跟上时代潮流而懂得尊重人性人权的老年英雄。
　　《老年的素盏鸣尊》的情节富于动作性。作品始终突出素盏鸣尊和苇原丑男之间你死我活的矛盾斗争这条情节主线。素盏鸣尊一次次设下陷阱，目的都是要置苇原丑男于死地，苇原丑男却在须世理姬暗中帮助下一次次战胜劫难赢得胜利。陷害与反陷害斗争连续不断，形成情节大起大落的生动态势，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与之相适应，作品的场景设计与描写也丰富多彩，有近景式的展示，如对苇原丑男在蜂房被蜇咬和去蛇屋被缠绞这两个场面的描写；有远景式的勾画，如对素盏鸣尊和苇原丑男的海上较量和素盏鸣尊目送小舟远去这两个场面的描写；有特写式的镜头，如对须世理姬与苇原丑男在海边私会和素盏鸣尊那个怪梦梦境的描写。这些场景的设计与描写，都饱含着作者奇特的审美想象，渗透了作者丰富的审美情感，成为建构作品情节和刻画人物性格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奔月》的情节比《老年的素盏鸣尊》的简单，但它也是“性格型”的结构。作品有一个小巧的情节序列：（1）傍晚，羿狩猎回来，收获甚少。晚餐因食物严重匮乏而遭嫦娥责怪，他觉得自己愧对妻子。（开端）（2）第二天，羿又外出狩猎，先与老婆子发生射杀母鸡的纠纷，后又遭遇逢蒙半路剪径。（发展）（3）傍晚回家，羿发现嫦娥已偷服仙丹奔月。他挽弓射月，然而失败了。他准备“明天再去找那道士要一服仙药，吃了追上去”。（高潮与结局）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奔月》也包含了一个完整情节所应有的组成部分，在连续不断的敷衍中，一个含辛茹苦宽宏大量却又陷于末路的英雄形象十分鲜明生动地出现在读者眼前。与《老年的素盏鸣尊》相比，《奔月》情节没有大起大落的外在态势，它是内向式的，鲁迅是把羿与嫦娥的思想隔阂和羿与逢蒙的道德冲突作为情节内容的核心来处理的，在看似平常的情事演变中，暗藏着人物之间不同人生观的激烈交锋。与之相适应，《奔月》悉心经营“狩猎归来”、“猎途遭遇”、“射月失败”三个艺术断片。场面虽然不多，但个个写得细致生动。例如“狩猎归来”，写羿骑马回府，下马时有家将“接过缰绳和鞭子”，进屋后，“使女们都迎出来，给他卸下弓箭，解下网兜”。又写羿府是“大宅”，里面有“内院”，有“内房”， 有“厨房”，有“堂屋”，整体宽敞而齐全。又写堂屋里墙上挂着“彤弓，彤矢，卢弓，卢矢，弩机，长剑，短剑”，内屋里有羿的那张“铺着脱毛的旧豹皮的木塌”。又写开饭时使女“搬进夜饭来，放在中间的桌上，左边是五大碗白面；右边两大碗，一碗汤；中央是一大碗乌鸦肉做的炸酱”。又写嫦娥先在内屋里责怪羿，后在饭桌上冷淡羿。这样的场面描写，从社会背景、家庭景况、生活氛围、人物关系等诸多方面，直接和间接地刻画出了主人公的性格，充分表现了羿的高贵身份以及他昔日的荣耀和当今的没落。
　　
　　三
　　
　　作者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更表现在对主人公形象上的塑造上。素盏鸣尊和羿都是年轻时成就过一番丰功伟业的英雄，如今面对穷途末路的逆境，一个在与旧传统观念作勇敢决裂中显出了英雄本色，一个在同无爱人间作坚韧斗争中闪耀着崇高精神。他们的高尚品格与行为都体现了两位作者进步的审美理想。
　　当然，芥川和鲁迅在塑造人物所采用的方法上又是存在差异的。我们在这里只做一个整体性的比较。芥川是站在一个历时性的角度，赋予素盏鸣尊以性格发展变化的全程。素盏鸣尊年轻时性情暴躁，忤逆父亲和姐姐意志，因此被逐出高天原。后来他这种原始式的粗野性格又得到发展：（1）他在处事和行为中有冷酷残忍的一面。当栉名田姬离世时，为了慰灵，他将“一向服侍妻子的十一个女奴杀死殉葬”。素盏鸣尊的冷酷残忍更多地表现在对苇原丑男的四次陷害上，每一次都足以致对方于死地。（2）他对强者怀有嫉妒心理。当苇原丑男第一次出现在素盏鸣尊面前时，年轻人强健的体魄和英气勃勃的颜容就已触动素盏鸣尊的嫉妒心。直至苇原丑男成功地逃脱他布下的一个个死亡陷阱，证明了他的竞技状态完全不如对方时，他依然毫无悔改之意。（3）他对女儿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利己的目的。素盏鸣尊力图将女儿培养成一位不弱于男儿的巾帼英雄，却从未考虑过女儿的婚恋大事。为摆脱自己的丧偶之苦和晚年的孤单，他要求女儿一直在其身边，不准任何人来改变这种生活现状。素盏鸣尊的阴谋诡计屡屡遭到失败，年轻人的自由恋爱和对自由的追求也是他无法阻挡的，这让他感到现实情况对自己越来越不利。促成他性格发生根本变化的关键，是那个怪梦引起了他的自省自责，他开始意识到不该将当年自己的遭遇强加到如今的苇原丑男身上，于是他终将这对追求个性解放的青年放回到光明自由的天地中去。素盏鸣尊从自私狭隘的精神束缚中解放出来，克服自身的粗野和愚昧等个性弱点，其英雄性格闪烁出动人的熠熠光辉。
　　鲁迅采取的方法与芥川有所不同，他着眼于一个共时性的空间，安排了一系列与羿有关的人物，描写他与这些人物在打交道的过程中为人处世的态度和行为，从而彰显出羿身上丰富的人性美质。如他对妻子的忠厚忍让，充分体现出英雄铮铮铁骨下的脉脉温情，使其形象更血肉饱满。又如他对老婆子的诚恳尊重，就更衬托出他人格的伟大。再如他对小人的鄙夷不屑，最终宽宏大量地放逢蒙一条生路，既揭露逢蒙在道德和人格上的堕落，又充分展现了他博大宽宏的英雄怀抱。当然作品也让我们看到羿的种种不幸——英雄的挽弓骑射只是为了寻觅几只麻雀；老婆子不信他是当年功业显赫的英雄；他怀着满腔的爱，却融化不了嫦娥的心；他的宽宏大量，只换来逢蒙的恶毒诅咒。这一切都使他的英雄性格蒙受屈辱。
　　芥川与鲁迅都是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巨擘，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也十分娴熟地运用了肖像勾勒、心理描写、景物衬托、个性化的人物语言等表现手法，作为刻画性格特征的辅助性艺术手段，这里不一一赘述了。
　　
　　四
　　
　　在历史题材小说中，作者巧妙地融入了一些现代社会生活内容，从而连接古今，寓庄于谐，发挥了特殊的审美效应，这是鲁迅在《故事新编》中的一种创新。《奔月》也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其艺术处理方法大抵有如下几种：
　　一是赋予作品主题以现代社会的观念和审美理解，如小说中所体现的“英雄也是凡人”；“经济是家庭生活的基础”；“忘恩负义和以怨报德都是道德和人格上的堕落”；“人是在与逆境的斗争中提升自我的”等等。
　　二是刻划人物性格具有某些现代人的意识或品格，如写羿对嫦娥的温柔体贴和忍让自责，对逢蒙的极端鄙视和宽宏大量，对老婆子的虚心诚恳和彬彬有礼等等。
　　三是通过细节描写来插入某些现代生活情状，如写羿府餐桌上出现的现代化饭菜。如写羿赔偿老婆子炊饼、葱和甜辣酱，还约定明天再来彻底理赔等等情形。
　　四是通过现代化的人物语言来透露现代社会生活的种种信息，如写羿回家后发现情况异样，便问家将赵富：“怎的？王升呢？”赵富答道：“王升到姚家找太太去了。”羿追问：“不是等不迭了，自己上饭馆了么？”赵富答道：“喳，三个饭馆，小的都去问过了，没有在。”当王升回来后，羿又问他嫦娥的下落，王升答道：“太太没有到姚家去，他们今天也不打牌。”在这样有点发噱的问答中，读者可以了解到嫦娥是一位置身于社交娱乐场所的阔太太以及感受到她平日生活的时尚化。再如“你打了丧钟！”“即以其人之道，反诸其人之身”，“你真是白来了一百多回”，“真不料有这样没出息的。青青年纪，倒学会了诅咒”，“若以老人自居，是思想的堕落”，“有人说老爷现在还是一个战士”，“有时看去简直好像艺术家”等等一连串看似有点滑稽可笑的人物话语，却是一束内涵非常严肃的现代信息，因为在其背后，隐藏着的便是那起高长虹公开诽谤鲁迅的事件。
　　芥川也在历史题材小说中融入一些现代社会生活的内容，不过他跟鲁迅在《故事新编》中的艺术处理有所不同：其一是这种融入的成分在作品中的比重较小，其二是在处理的方法上也比较隐蔽。这里我们仍以《老年的素盏鸣尊》为例，在作品里，芥川描写素盏鸣尊与妻子栉名田姬在炉边聊天和林中散步，又写三个从高天原来的青年酒酣饭饱之后一起唱国歌，这样的现代生活方式和情调，在古籍《古事记》里是根本找不到的。芥川是短篇小说艺术描写的高手，刻意追求表现技巧的细腻圆熟，因此粗心的读者是一时难以觉察这种古今生活相融通的审美现象的。
　　综上所述，在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过程中，芥川和鲁迅都强调发挥审美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具体反映在对题材的熔裁、主题的孕育、情节的构成、人物的塑造和融入现代生活内容等诸多方面。《老年的素盏鸣尊》和《奔月》是两个代表性例证，它们成功的创作实践和审美效果，已有力地证明在“很难组织”的“教授小说”之外，至少还存在着两种切实可行的历史题材小说的新范式。
　　
　　注释：
　　[1][2][3]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1-222页。
　　[4][6][7][8][9]鲁迅：《故事新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2页。
　　[5]鲁迅：《南腔北调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8页。
　　（钱蓉 江苏省南通大学文学院 226008）

• 钱蓉： 历史题材小说的两种新范式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