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近年来在诗学比较和创作实践上我们有很多的尴尬。这种尴尬有三方面的表现形式：一是不愿比，二是不敢比，三是不会比。尽管如此，我们在比较诗学及其创作实践上仍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从法国的影响研究到美国的平行研究，再到初步具有中国特色的跨文明研究，我们也发出了属于自己的“中国的声音”，这是中国比较文学界对当代中西文化交流作出的积极贡献。
　　关键词：中西文化 异质性 群体性 个体性 比较诗学 跨文明研究
　　
　　一
　　有人说，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不同文化类型之间以及不同文学之间的不可比较性。这种认识是欠妥的，不符合文化和文学发展的规律。[1]事实上，正是这种文化的异质性才是不同文化之间以及不同文学之间比较的前提。
　　众所周知，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借此酝酿出了中国文化的内向品格。从对人性认识的角度分析，中国人重视群体性，西方人强调个体性。重视群体性，就自然会在人际关系上倾向于选择中庸平和的人生态度；重视个体性就必然倾向于崇力尚争，积极进取。[1]这种基本的人生态度也影响到人们对诗学观和创作观建构的特色。“道可道，非常道”，中国古人重于道理的不可言说性，主张“无中生有”，虚实相生，倾向于对文艺理论的整体感知和内在领悟，是一种直觉性的思维模式，于是就自然有利于形成重情言志的诗学传统。这跟西方人重视形象、重视分析、重视对自然的单向利用是不一致的。从艺术摹仿说到宗教迷狂说，西方人将与大自然的尖锐对立以及征服自然、探索自然的强烈意愿结合，形成了西方文学的叙事传统与现实品格。表现在创作中，中西文化的异质性也极大地影响了文学不同的品质和审美风格。即以悲剧而论，西方更能突出“悲壮”，而中国更能刻画“凄苦”。传统的西方悲剧大多以皇家贵族和英雄豪杰为主角，中国古典悲剧则往往由弱小善良、无辜受害的小人物充当主角；西方悲剧着重揭示的是人与无法战胜的异己力量的抗争和冲突，而中国古典悲剧则侧重描写主人公凄惨的遭遇；西方悲剧的结局往往是英雄们的死去，并通过这种死给观众以强烈的情感震撼以促使人们精神的净化和升华，中国古典悲剧几乎都是以喜剧形式结束，所谓好人好报，苦尽甘来，让人们在世俗生活的轮回中得到心灵的慰藉。[2]我们可以很容易在这些不同特色的艺术处理中探寻到文化异质性的深刻影响。
　　虽然，这是中西文化差异的客观现实，那么中西文化的这种异质性是否会导致两者间文学的不可比较呢？不会。因为虽然文化有异质，但这种异质之间也有更深层次的同质，即“诗心”相同。曹顺庆先生曾认为，比较不是理由，只是研究手段。比较的最终目标，应当是探索相同或相异现象之中的深层意蕴，发现人类共同的“诗心”，寻找各民族对世界文坛的独特贡献，更重要的是从这种共同的“诗心”和独特的贡献中去发现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以建立一种更新、更科学、更完善的文艺理论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的异质性不可以否定人类的共同性，这种所谓共同的“诗心”应该就是人性中共通的一部分，这种共通的部分正是比较的最坚实的基础。如人的爱恨、恐惧、善良、孤独，以及对美的向往。因此，只要把握了这种异质的本源，了解中西方人们情感的不同倾向性，一些看似不可比较的现象，也可以转化为某种共同的的规律。
　　二
　　然而，我们的比较学者在这个问题上面遇到了难题。客观的事实是，文学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纯粹的个人精神的体现，它受到文化的影响，正在走入新的危机。西方文化正在消解我们的传统理念，在纯文学日益边缘化的同时，我们正在经历着一种“伪西化”的过程，即骨子里流着中国人的血，身上穿着洋人的衣裳。我们虽然拥有人类共同的“诗心”，但我们离相互理解还很远。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轻视态度以及中国部分学者的自我鄙夷，让中国的文学及文论走在了一条非常尴尬的路上。我们一方面想让西方人更好的理解我们并尊重我们，另一方面却出于根深蒂固的保守和“不予争辩”的文化性格，固步自封于中国传统文论的条条框框中，挣扎着寻找一条不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
　　简而言之，这种不足和尴尬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不愿比。天朝心态，固步自封，沉溺于辉煌的往昔而不自拔，不愿以客观、冷静、虚心的态度对待异域文化。所谓“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心态的委婉表达。在创作实践中，“寻根文学”寻来寻去而日渐式微，也正在用事实证明这种心态的价值缺失。二是不敢比。“失语症”即为最典型的症状。当然，我们也可以不把它看成一种病症，而是把它视为我们在经历了种种文化冲击与焦虑之后进行的自我反省与自我保护。事实上，这个世界没有完全属于哪个国家或者民族的话语体系，就像现在的日本民族对于中国三国时期的历史比我们还要耳熟能详，也正如韩国人将端午节和孔子视为他们己有一样，我们可以努力着为文化正名，却不能阻止这种文化融合的脚步。我们大部分人对于传统的不珍爱，和小部分人极端的复古主义思想，形成了目前失语局面的根本原因，如果从社会的、历史的层面分析，是因为我们国家国力的暂时落后，如果从文化深层分析，这是民族性格使然。当我们的下一代也觉得感恩节和基督是属于中国的传统，那么西方人是不是该啼笑皆非了呢？三是不会比。比来比去，连自己都慨叹比较文学已陷于到“危机”之中，一种强烈的焦虑感不仅仅是在形式上，而且渗透于整个学界的精神深处。
　　毫无疑问，这种文化的焦虑感产生于比较之中，产生于对未知的恐惧之中，产生于期盼自身文化强大起来的责任感之中。此时，中国传统文化智慧会给我们启示。中国的先人智者，如庄子，很早就表达过这样一种思想，即人要保持一种自满自愚的生存状态，因为宇宙是无穷大的，如若要追溯万物的本源，只会是徒劳其功；不要与人争辩孰是孰非，因为没有人拥有标准答案，当评价失去了尺度，那么它也将毫无意义。作为一种人生观，这样说可能有点消极，但是在处理精神危机的时候，不妨借用一下：难道我们目前对文坛的评价尺度，不是西方的那一套么？从这点来说，任何的比较都该是有失偏颇的，因为我们已经不自觉地借用了西方的理论来评价中国的文学。所谓“中国没有哲学，没有属于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这类的论断，本身就是强加了西方的标准在中国身上，因为西方人重视体系，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一定要变成条理化的数字化的东西才可以让人理解，也才会让人信服。而中国人更会偏于“点悟”，让哲理自然渗透在充满人情味的生活智慧中。拿西方的标准简单判断中国文化和文学发展的水平和价值，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是有失偏颇的。
　　三
　　尽管我们在比较中存在种种的尴尬和不足，但客观地说，基于文化异质之上的中国比较诗学及其创作实践，其实是有大进步的。从法国的影响学派到美国的平行研究，再到目前渐成气侯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跨文明研究，我们的步伐明确而坚定。曹顺庆先生概括的五大方法论，即“阐发法”、“异同比较法”、“文化模子寻根法”、“对话研究”和“整合与建构研究”，既在方法的层面丰富了中国比较诗学的内涵，更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宣告了比较诗学中国学派的初步成形。[3]这是我们中国学者对比较文学事业的具有历史价值的贡献。尽管这还只是一个雏形，但却是一个更坚实的新的起点。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地指出：“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4]马克思的论断建立在对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关系变化分析的基础上，在生产力及经济关系变化和文学发展之间建立了一种逻辑联系。今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愈来愈具有影响的事实，也见证了马克思作为一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睿智和深刻。如果，我们由此再回溯历史，也许更会增强我们的信心。两百多年前，歌德读了一本中国小说《风月好逑传》后，他高度地评价了其中的一些特点，并真诚地断言“世界文学时代已快来临了”，他呼唤“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5]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全面进步，在与异质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的洗礼中，中国的比较文学界已发出了属于自己的“中国的声音”，呼应了歌德真诚的呼唤。有学者通过对一些具体事实和数据分析之后指出：“同其它国家相比，近年来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其规模、声势、社会文化与学术效应都大大地超过了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及欧洲，也大大超过了20世纪50-70年代的美国。”[6]这是我们的骄傲和自豪，同时，也是对我们青年学子的召唤和激励。
　　
　　参考文献：
　　[1]易中天.中国文化与中国人[A]//费孝通等著.中国文化与全球化[G].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118.
　　[2]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26-329.
　　[3]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科史[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0:16-17.
　　[4]马克思.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27-28.
　　[5]转引自张健·序[A]//张健.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与中国[G].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4.
　　[6]王向远.宏观比较文学讲演录[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
　　
　　管季，湛江师范学院基础教育学院教师，主要研究兴趣为中西比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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