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三仙姑是农民中落后的封建家长的代表，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但却又百般阻挠小芹和小二黑自由自主的婚姻。她这种变态心理和行为是旧中国封建意识形态及婚姻制度影响和毒害的结果，罪在当时的社会政权，过在封建的婚姻制度，读者应该从“文本学”的角度，对三仙姑的心理及行为再解读，以宽容的心态对其予以理解、宽恕及同情。
　　关键词：文本学 解读 公正 评价 三仙姑
　　
　　1943年赵树理写出《小二黑结婚》时，正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文坛新秀赵树理的创作实践所验证，这真是电光石火划长空，精彩美丽到了极致。从此赵树理的好评如潮，绵延至今。周扬曾说，赵树理是“一位具有新颖独特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他的小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的一个胜利”[1]，其“描情状物，绘影传神，都形象逼真，生动活泼”[2]。“40年代，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左翼文学界，获得很高声誉。”[3]赵树理也因此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立身著名。《小二黑结婚》以通俗、生动、幽默的大众化语言，热情地歌颂了民主政权的力量，歌颂了农村社会的进步，歌颂了新一代农民的成长，同时也嘲弄和批评了农民中的落后人物。文本中塑造了多个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尤其是迷信落后、装神弄鬼，染上好逸恶劳、与人打情骂俏、轻浮放浪等恶习的“老来俏”——封建家长三仙姑，更让读者过目不忘。这些都是《小二黑结婚》的成功之处和值得肯定的地方。但笔者认为把三仙姑作为一个完全被否定、嘲弄、批评和鞭挞的对象则是有失公允的。如果能从“文本学”的角度去阅读、分析与研究，就不难发现对三仙姑的心理及行为还有很大的解读空间，可以做别样的解读，所以笔者在此替三仙姑说几句公道话，复原其立体形象。
　　阅读文本，要听其言，观其行。《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既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又是想借用封建婚姻制度阻挠和扼杀年轻一代自由自主婚姻的屠手。或者说三仙姑先是在封建婚姻制度迫害而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成了封建婚姻的受害者，后又成了封建婚姻制度的维护者和执行者，以及借用封建婚姻制度来祸害年轻一代的害人者。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包办婚姻，干涉了青年人的选择自由，遏制了青年人的自主性。这种没有生活质量，更谈不上幸福指数的婚姻，在“五四”时期就受到了新青年们的激烈批判、攻击和讨伐。但是封建婚姻制度如同一座“围城”，将青年男女牢牢地圈在其中，自古以来，多少皇亲国戚的掌上明珠和大家闺秀都毫不例外地被这座“围城”吞噬，更何况民间的弱女子三仙姑呢？如蓓蕾初绽的十五岁的三仙姑嫁给了老实倔巴的于福，让前后庄上有了“第一个俊俏媳妇”。鲜花插在牛粪上，这桩婚姻本来就不是般配的，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强势和霸权把他们撮合在了一起。木已成舟，三仙姑的人生棋局已定，摆在她面前的出路无非是：要么遵从“命运”的安排，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家庭妇女；要么用消极的反抗形式去争得女人的权利和幸福；要么用自己的越轨行为激怒于福，一纸休书“休”了她。从三仙姑的性格来看，她不可能听凭“命运”的安排和摆布，当一个传统的逆来顺受、安分守己的家庭妇女。从于福的性格来看，打他三棒子都不会哼一声的人，绝对不会被激怒而“休”了三仙姑。那么，生活留给三仙姑的就是只有用不为传统观念所认可的抗争形式，来满足一个年轻妇女的心理和生理欲望。当然，在封建道德的土壤中生养长大的三仙姑，也不可能赤裸裸地蓄男养汉来满足自己的心理和生理欲望，因此她就以摆设香案，求神问鬼，将自己扮成“圣像”的手段，聚合了村里一大群青年小伙子每天围着她打转转儿，借此得到心理上和生理上的补偿。尽管生命之树常绿，但青春之花毕竟易于枯萎凋谢。人生几十年，弹指一挥间。随着时间的流逝，三仙姑的青春年华也就在一种无可奈何之中流走了。她脸上已经有了皱纹，头发开始脱落，在年轻小伙子心目中的“圣像”地位也动摇了。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在当时没有美容等现代化手段留住青春的娇容丽姿的情况下，她就只好擦脂抹粉，戴银首饰，穿镶边裤，着绣花鞋，使自己变得年轻美貌些，以求留住徐娘余韵。一个人在生活中遇到无法摆脱的苦楚，不但无法倾诉，却还要在公共场合竭力掩饰，强作笑颜，那是多么尴尬而又痛苦的啊！读者应该考虑到陷入这种境况的三仙姑有其难言之语，难为之行。
　　面对封建的婚姻制度，三仙姑非但没有进行积极的抗争，反而面对年轻一代，她又成了借用封建婚姻制度阻挠和扼杀他们自由自主婚姻的屠手，成了一个害人者。她极力阻挠小芹和小二黑自由自主的婚姻，要把小芹嫁给年龄悬殊很大的吴先生，以便能得到一大笔彩礼供自己享用，哪怕女儿重蹈自己婚姻悲剧的覆辙也在所不惜。当小芹反对这门婚事时，她竟然用“前世姻缘由天定，不顺天意活不成”的“天命”论来吓唬威胁，以迫使小芹就范。本来封建婚姻制度最讲究“男才女貌”、“门当户对”，而作为封建婚姻制度的维护者和执行者的三仙姑，却极力阻挠男才女貌的小二黑和小芹门当户对的婚姻，这是一种变态心理的表现。三仙姑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变态心理，一是她为贪图钱财而出卖女儿，是其好逸恶劳的性格使然；二是她反抗“命运”的安排和摆布行为的必然。因为三仙姑本来就耐不住寂寞，女性特有的欲望难以泯灭，老相好要么不来了，要么不能叫她满足，所以她现在要把刘家峧最漂亮的小伙子小二黑作为“鲜果”，据为己有，即使和小二黑说几句笑话，也能满足她女性特有的心理和生理需要。如果小芹嫁给小二黑，“就没了自己的份儿”，“以后想跟小二黑说句笑话都不能了，那是多么可惜的事”。四十五岁的妇女已进入或接近于更年期，感情更为脆弱，心理更为复杂，三仙姑要在性爱之河即将干枯、女性之花即将凋谢之时再做苦苦挣扎，甚至孤注一掷，企图拼命挽留住将要失去的“爱”与“被爱”。当读者看到三仙姑对小芹和小二黑的自由自主婚姻进行阻挠时，会不由自主地把三仙姑恨得咬牙切齿。但是三仙姑的这种变态性格，客观公正地说又不能完全归罪于她个人。在中国封建社会，做婆婆的压迫管辖媳妇，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以后，又用婆婆压迫管辖媳妇的手段来压迫管辖新一辈的媳妇，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奇怪现象，并集体无意识地约定俗成，慢慢习惯化、规范化了。这种习惯化、规范化了的东西在深深地影响和支配着三仙姑，使她在婚姻上先沦为受害者，后成为害人者。可见罪在当时的社会政权，过在封建的婚姻制度，读者对三仙姑还属于“人之常情”的心理所引发的性格行为应该予以理解、宽恕及同情。
　　然而作品却未能把握好三仙姑性格的本质特征，没有将其放在具体环境中通过恰当的刻画和表现来塑造这一文学形象，而是简单草率、形而上学地把三仙姑永远钉在了打情骂俏、轻浮放浪、“老不正经”的耻辱柱上，使其成为令读者一味厌恶、讥笑、讽刺的典型形象，这就削弱了三仙姑这个文学形象的社会意义。
　　尽管《小二黑结婚》问世已近70年了，解读它的读者和论文论著已经很多了，但从“文本学”的角度讲，文本意义的生成是持续不断的，从不同的视角进入文本的不同层面，就会生发出文本的不同意义。正如尧斯所言：“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独立自足的、对每个时代每一位读者都提供同样图景的客体。它并不是一座文碑独白式地展示自身的超时代本质，而更像是一本管弦乐谱，不断在它的读者中激起新的回响，并将作品本文从语词材料中解放出来，赋予它现实的存在。”[4]既然文本能够为后来的读者留下不断解读的空间，那我们何妨换一个角度来解读三仙姑这个人物形象？若能对三仙姑再解读，为其正名，替她说几句公道话，那么，在我们璀璨闪光的现代文学长廊中就会少一个被曲解的文学形象。
　　
　　注释：
　　[1]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解放日报，1946年8月26日。
　　[2]唐弢，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31页。
　　[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6页。
　　[4]尧斯：《文学史向文学理论的挑战》，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77页。
　　
　　（周全伟 陕西省安康职业技术学院 725000）

• 周全伟： 对三仙姑的心理及行为的再解读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