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纳撒尼亚·霍桑是美国19世纪最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之一，其作品主要用象征的手法来描写人性的阴暗面，剖析人的内心。他的短篇小说更是融合了各种创作观念与文学元素，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通过对他短篇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将更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理解霍桑的“原罪思想”。
　　关键词：霍桑 短篇小说 女性形象 原罪
　　
　　一、绪论
　　
　　纳撒尼亚·霍桑是美国19世纪最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之一，一生著作颇丰。严谨的写作态度、家族的影响及他本人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的作品充满了对人性阴暗面的描写。
　　霍桑出生于清教世家，从小接受的宗教信仰和由此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对他日后创作造成了很深的影响，使他的每一篇小说几乎都涉及到“罪”、“恶”、“救赎”等主题。描写人性的阴暗面、剖析人的内心是霍桑作品的突出特点，这一点深受加尔文教关于人的“原罪”和“内在堕落”理论的影响。
　　加尔文教的“原罪”思想，是基于基督教原罪的观点并在西方近代宗教改革运动下被推向了极端，认为任何人生来即是恶的，有罪的，只有笃信上帝，才可能获得灵魂的拯救。在霍桑著名的长篇小说《红字》中，他用象征手法和心理分析“详细冷静剖析了罪行对于三位‘罪人’的影响。由于个人的罪恶，他们注定要遭受无穷的折磨。女主人公不但要遭受公众的惩罚，连自己的女儿也在提醒她的罪责，因为女儿是罪恶的化身，由上帝派遣而来。牧师丁梅斯代尔因良心的谴责，只有灵魂的痛苦才‘成为真实的存在’。齐灵沃斯对别人折磨越厉害，他自我毁灭的程度就越深。”[1]
　　可见“原罪”思想对霍桑影响之深，本文就从他的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入手，对霍桑的“原罪”思想进行更深入地分析。
　　
　　二、女性形象分析
　　
　　通过阅读霍桑的短篇小说，我们可以看到，他通常的叙事方法是“在保持情节基本完整的前提下，穿插背景接受，形成出其不意的故事结尾；改变人物角色正反二元演化的传统，呈现类型化特征（性恶）；故事情节围绕罪与救赎的宗教核心命题展开，显示宗教否定现世的本质”[2]。在这些小说中，女性似乎都处于边缘化地位，成为霍桑“原罪”思想的附庸或传声筒。
　　1.传声筒式的女性
　　在《羽毛头》这篇小说里，作者借巫婆之口影射现实的空虚冷酷，揭示人性之恶。她说：“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明天再去一次。可是，算了，他太敏感多情，感情也太懦弱。在这个空虚冷酷、薄情寡义的世上，他心地太善良，不会为自己的利益钻营。”[3]巫婆的这段自言自语折射出人类社会的恶与稻草人的善，揭示了现实社会的罪到处都是。
　　同样的作用还体现在《会预言的画像》中，沃尔特与埃莉诺在新婚前找到会预言的画师并让他为他们画像，可画像是会预示命运的，最终沃尔特发了疯，杀死了埃莉诺。通过描写埃莉诺的死，作者向我们揭示了命运的不可抗拒性，以及人内心的罪恶是一步一步形成的，而且植根于人的内心深处。
　　2.实验牺牲者式的女性
　　霍桑除了将女性塑造为其表现“原罪”思想的传声筒外，还刻画了一些实验牺牲者的形象。比如《胎记》中科学家阿尔默德的妻子乔治亚娜，因为左颊中心有一块奇特的胎记，她的丈夫一心想给她除去。但当乔治亚娜喝下药水时，她的生命也随之结束。她说道：“不要带着这样高尚纯洁的感情为此后悔，你拒绝了这个时间能够给你最好的东西。”[4]从表面上看，阿尔默追求的是科学是真理；他表面上很爱妻子，却由于内心的恶，最后残酷地杀死了妻子。
　　再比如《拉帕契尼的女儿》，科学家拉帕契尼将女儿贝阿特丽采当作实验品，置女儿的幸福于不顾，甚至牺牲了女儿的性命来完成科学实验。作者通过贝阿特丽采的纯真善良来反衬拉帕契尼的丑恶与人性的泯灭。
　　3.边缘化的女性
　　《小伙子古德曼·布朗》最能体现霍桑的“原罪”思想。布朗本来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位贤惠的妻子菲丝，但他却受到了魔鬼的引诱走进黑暗的森林。在这里，他看到了许多正直、德高望重的人，于是他心里充满了疑惑，但当他看到自己纯洁的妻子也在其中时，他顿时感到崩溃。当他第二天回到村里时，人们还是像往常一样的过活。“而他的内心中却唤起了一种隐秘的罪恶，并且认识到了隐秘之罪人人皆有之的真理。”[5]菲丝是精神纯洁的象征，却也置身于罪恶之中，通过她使布朗更能认清人的“原罪”。
　　
　　三、对霍桑“原罪”思想的进一步认识
　　
　　原罪的概念是每个人心里旅程的起点。人的灵魂经常被比喻成一个巨大的洞穴，其“洞口”就是人类的原罪状态，由此往下探索，就会发现一个阴暗混乱的世界，而且越是往下，发现的堕落邪恶也越多。[6]霍桑通过塑造短篇小说中的这些女性形象向我们展示了人内心的罪恶是导致人异化的主要原因，只有洗涤净了内心的原罪才能完成自我的救赎。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霍桑的“原罪”思想是充满男权主义的，女性只是他传达这种思想的载体。虽然他这样评价美国女性：“她们看上去纤细瘦小，但她们总能证明自己有充分能力实现生活的全部意义。”[7]但是在作品中霍桑还是不自觉地流露出以男性为中心的倾向。
　　霍桑生活在美国资本主义不断上升的时期，各种矛盾冲突也不断凸显，受到“原罪”思想的影响，他把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内化为人内心的罪恶与欲望的膨胀。但是霍桑对如何能克服这些罪过并没有开出一个良方，书中的人物要么因为自己的道德沦丧进行自我摧残，自我折磨直到以死来表现他的罪过，要么就是活着的外表下掩饰着一个早已死亡的心灵，以此来表明道德上的忏悔自新。[8]
　　
　　四、结语
　　透过分析霍桑的短篇小说及其中的女性形象，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他的“原罪”思想及霍桑本人的思想特点。无论他生活是一帆风顺还是充满坎坷，他都用一种内心的恶的理论来认识这个世界，把一切都引向人内心的未知，由此他的作品充满了神秘主义也不足为奇了。
　　
　　注释：
　　[1]刘晓宁：《霍桑小说中“原罪说”的探究》，榆林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2]阳根华，朱美英：《霍桑短篇小说叙事伦理的文本解读》，大理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3][4]霍桑：《重讲一遍的故事》，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8]马庆林：《人性的罪恶—霍桑作品主题分析》，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6]刘林：《“海关”与<红字>的同构关系》，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
　　[7]高玉秋：《西方19世纪中期文学》，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
　　
　　（徐华珧 四川省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641100）

• 徐华珧： 从霍桑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探讨其“原罪”思想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