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夏洛蒂·勃朗特和艾米莉·勃朗特是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杰出的女作家，这一对姐妹分别以《简·爱》和《呼啸山庄》为各自代表作。作为同胞姐妹，她们的创作在主题、艺术手法等方面都具有某些“近似性”，如都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和哥特式小说色彩。同时，她们各自具有的特色更不容忽视，主要表现在叙事方式上的差异和叙事时情感克制程度的差异。
　　关键词：《简·爱》 《呼啸山庄》 叙事 浪漫主义色彩
　　
　　1847年，夏洛蒂·勃朗特和她的妹妹艾米莉·勃朗特一起出版了各自的成名作：《简·爱》和《呼啸山庄》，但作为这对姐妹各自才情和激情的结晶，这两部作品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经历。夏洛蒂的《简·爱》“沉静如水”，在维多利亚那个保守的时代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和喜爱，使作者一夜成名，甚至著名的小说家萨克雷也为之吸引和感动，曾写信给出版商说：“《简·爱》使我非常感动，非常喜爱，请代我向作者道谢，这是我唯一能一连几天读而不厌的第一部英国小说。”[1]同《简·爱》相比，《呼啸山庄》的问世不但不为当时的读者接受与理解，反而受到读者的冷漠对待与评论界激烈的谴责和贬抑，甚至有人这样贬斥：“是哪一个人写出这样一部作品来，他怎么写了十来章，没有自杀？”[2]（P4）艾米莉没有像她姐姐那样成名并受到关注与欢迎，作品遭受冷遇使她本来就内向孤僻的性格变得更为禁闭封锁，最后郁郁而终。然而时代是发展的，受不同时代背景的影响，对作品的评价和分析也会有所变化和发展，正如法国哲学家泰纳所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作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的概况。”[3]于是进入二十世纪初，有人开始提出：“艾米莉的天才比夏洛蒂更高，艾米莉·勃朗特是三姐妹中最伟大的天才。”[4]（P10）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两部作品的异同点来探讨其中的原因。
　　
　　一
　　
　　（一）都具有浪漫主义色彩
　　一部小说的内容、主题以及它所反映的思想，是与时代背景有着密切关系的，要表现时代，反映时代，透过小说看时代，这是一种大众趋势。像《简·爱》“从总体上看就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5]（P246）。它一方面塑造了简·爱和罗彻斯特这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小说中的许多环境描写也是既真实又典型的，如简·爱在孤儿院里的遭遇以及她在舅妈家的生活，都是对英国社会生活的如实描写，又如《呼啸山庄》在描写那种超越时空、撕心裂肺的爱情的同时，也深刻揭露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冷酷的金钱关系和门第观念对善良人性的扼杀与摧残，表现了渴求爱情与友谊的人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孤独与最终的道德毁灭。
　　这说明《简·爱》和《呼啸山庄》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是十九世纪上半期比较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作品。但很多读者和研究者都已经发现，这两部作品还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极力推崇《呼啸山庄》，把它列为世界十大小说之一，并认为它“是一本放荡不羁的浪漫小说，它不同于现实小说致力于对社会的细致观察，它喜欢让想象力如脱缰的野马在奔驰，时而兴高采烈，时而阴郁低沉地肆意描绘恐怖、神秘、情欲和暴行”[6]。二十世纪的评论者，如吉·凯·切斯特顿认为：“夏洛蒂·勃朗特的巨大贡献在于通过最低的现实主义（写中下层人的生活），达到最高的浪漫主义。”[7]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上半叶达到繁荣，它强调个人情感的自由抒发，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抒情性。《简·爱》具有强烈的自传性色彩，作品中的某些人物形象和情节都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作品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和主观色彩。浪漫主义文学作家重视对爱情的描写，他们把爱情作为竭力表现的对象，《呼啸山庄》中描写的凯瑟琳与希腊克里夫之间的爱，让人为之感动和震惊。
　　为什么这两部现实主义的作品都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我们不妨通过了解勃朗特姐妹自身的家庭和身世背景来探索她们的创作道路和艺术风格。
　　首先，勃朗特姐妹生活的约克郡荒原，这是她们想象的源泉，创作的动力。
　　勃朗特姐妹生活在约克郡荒原上，这片荒原凄凉可怕，周围没有可耕种的土地，几乎与世隔绝。处在这种环境中的勃朗特姐妹很少与外界交往，她们在友情、亲情和社会生活方面的经验都很欠缺，像夏洛蒂她一生只有艾伦·纳西、玛丽·泰勒等少之又少的朋友，而艾米莉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于是她们把更多的热情和想象力投注在这片荒原上。这片荒原养育了勃朗特姐妹，赋予了她们更多的想象空间，以至于影响了后来《简·爱》和《呼啸山庄》的问世。
　　勃朗特姐妹的父亲帕特里克是一个博学的牧师，他对文学的极大热爱对两姐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父亲的指导下，她们从小就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牧师住宅充满了浓厚的创作氛围。她们读名著，如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和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她们还读杂志，其中对她们影响较大的是《布莱克沃德杂志》，从中她们了解了诗人拜伦，并把其视为心目中的英雄。夏洛蒂称拜伦为第一流的诗人，因此《简·爱》中男主人公罗彻斯特很像拜伦诗歌中描写的英雄人物，他与世隔绝、不落俗套、骄傲自信、勇敢真诚，为了救疯妻伯思，他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毅然冲进正在燃烧的阁楼。这种行为正是夏洛蒂所崇拜的诗人拜伦笔下的英雄人物所拥有的。艾米莉不像夏洛蒂那样追随拜伦的作品，而是更多地涉及拜伦自身的生活经历，如《呼啸山庄》中讲述凯瑟琳拒绝接受希腊克里夫求婚的这一情节，特别类似于拜伦的亲身经历。拜伦爱着的一位女士曾对女佣人说：“你以为我会对那个跛脚的少年感兴趣吗？”[8]此时拜伦正好在附近，听见了这位女士的话，他十分痛苦地跑出房间，消失在夜幕中。希腊克里夫在被凯瑟琳拒绝以后也是跑出房间并离家出走。这两处相似的情形说明艾米莉潜意识里已不自觉地把拜伦的故事编排到自己的小说里面。大量的书籍杂志为她们打开了想象的大门，把她们引进了一个色彩斑斓的崭新世界，丰富了她们的想象力。夏洛蒂和艾米莉本是讲故事的高手，通过阅读她们讲故事的兴趣更大了，能力提升了，想象力也与之俱增。于是她们开始了自己的创作，进入想象的王国。夏洛蒂把自己幻想中的玻璃世界称作“安格里亚王国”，艾米莉称自己的王国为“冈达尔王国”，在各自的想象王国里，她们安排人物的命运，赋予他们不同的性格与经历。其中的一些人物后来都在其各自的作品中有所体现：《简·爱》中罗彻斯特就很像“王国”中的一位英雄；简·爱这个形象也能在其中找到原形。艾米莉“王国”里的男女主人公往往是青梅竹马，他们相互了解，相互倾慕，彼此之间产生了深深的爱情，“这些爱情故事十年之后发展成了艾米莉《呼啸山庄》中希腊克里夫与凯瑟琳之间炽热而永恒的爱。”[9]（P81）
　　姐妹们相似的经历，激发了她们的想象力，让她们富有浪漫主义思想，她们插上自由飞翔的翅膀，创造了“安格里亚王国”和“冈达尔王国”，接着便创作了《简·爱》和《呼啸山庄》，这两部作品从某种程度上都带有一种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和不可缺少的浪漫主义色彩。
　　（二）都具有哥特式小说色彩
　　Gothic原意指哥特式和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哥特式小说是18世纪后期出现的长篇小说的新变体，并且在18世纪末形成一股相当强的潮流。[10]它主要描写由于争夺财产或满足个人情欲而引起的谋杀、迫害，主要人物往往是病态的。它们多以中古时期的城堡为背景，充斥着恐怖、神秘气氛和骇人听闻的超自然事件，对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和很多小说家产生了重要影响。《简·爱》与《呼啸山庄》的另一个相同点就是它们都从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哥特式小说影响，具有鲜明的哥特式小说色彩。
　　在《简·爱》里，对“红房子事件”的描写以及对“疯女人”疯狂行动的描写都从不同程度上使用了哥特式手法。简·爱从小失去双亲，成为孤儿，寄宿在舅母里德太太家，受到里德姐妹的欺侮而被里德太太关进红房子中。这红房子是一间空闲的屋子，里德先生的棺材在这里停放过，他就是在这里断了气的，这使得这间屋子格外恐怖。简看到镜子中自己“白色的脸和胳膊，在黑暗中显露着，害怕的闪光的眼睛在静止的地方转动着，使人觉得有鬼的意味”[11]（P10）。她不自觉地把自己形象地比喻成一个半仙半怪的小鬼，最后由于紧张恐惧晕了过去。这可怕的“红房子”正如哥特式小说中所谓的城堡建筑，充满了恐怖、神秘的气氛。
　　《简·爱》中阁楼上的“疯女人”更值得一提，这一形象是整部作品最神秘、最恐怖的地方。简·爱来到桑菲尔德府不久，“就听到一声刺耳的笑。这是一声奇怪的笑：清楚、死板、没有欢乐。这低声转变成喧闹的声响，笑声用了单音的低微声音重复着，结尾变成奇怪的喃喃。”[12]（P125）这一怪声好像是一种预兆，为简·爱后来的命运埋下伏笔。后来，疯女人的行为更是让人难以置信：她放火烧着了罗彻斯特的床，走进简·爱的房间撕碎了婚纱，后来又弄得梅森浑身血淋淋的。梅森低声说：“她咬我，她象母老虎一般用牙撕我。她吸血，她说要吸干我的心。”[13]（P257）多么可怕，这哪里是人说的话，应该是魔鬼，是兽类。作品中讲到：“那是兽还是人，它似乎爬行着，象奇怪的野兽一样咆哮，头发蓬乱着，遮盖了头和脸，还爱咬人。”[14]（P252）《简·爱》讲了一个平静的爱情故事，但平静下面更是隐藏了神秘与恐怖，疯女人使作品更富有哥特式小说色彩 。
　　《呼啸山庄》的哥特式色彩也很浓厚，小说自始至终都充满着神秘色彩。洛克乌德被大雪堵在了呼啸山庄，他住进了凯瑟琳曾经居住的房间，这是一间诡异的房间。夜晚，他梦见了凯瑟琳的灵魂，一个凄惨的声音在呜咽着：“放我进来——放我进来吧！”[15]（P23）洛克乌德模模糊糊地辨认出一张孩子的脸在向窗里探望。那声音一直继续着：“放我进来吧！我已经在外面流落二十年了。”洛克乌德的梦境一开始就给作品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足够引起读者的兴趣，让人一步步急于了解故事的发展进程。希腊克里夫与凯瑟琳之间的爱情已不是简单的男女之间的性爱可以解释的，那是一种超越灵魂的爱。凯瑟琳曾说：“天堂不象是我的家，我哭碎了心，闹着要回到人世来，惹得天使们大怒，把我摔了下来，直掉在荒原中心，呼啸山庄的高顶上，我就在那快乐的哭醒了……”[16]（P70）她说希腊克里夫比她更像自己，他们是同一个料子做成的。凯瑟琳死后，希腊克里夫疯狂地进行报复，他把上一代的恩怨施加于下一代。尽管小凯瑟琳从自由自在、欢快活泼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冷酷、毫无怜悯之心的少妇，希腊克里夫却并未从报复中得到愉悦，相反，他更加痛苦。最后是凯瑟琳的灵魂拯救了他。他在最后几天几乎绝食了，脸上总洋溢着不可琢磨的神秘微笑，他几次梦游，在外面闲逛，与凯瑟琳的灵魂幽会。他说不害怕死，也没有预感，只是盼望着那一天早来到，这是凯瑟琳的灵魂在呼喊他，使他的人性得以复归。这种灵魂的爱使作品充满了哥特式小说色彩。让人感动的同时，感到恐怖、神秘。
　　
　　二
　　
　　（一）叙事上的差异
　　从表面上看，《简·爱》与《呼啸山庄》都是以第一人称口吻进行叙述。《简·爱》以第一人称讲述了简·爱为争取人格独立，追求幸福爱情而奋斗一生的故事。《呼啸山庄》也是用第一人称进行叙事，无论是外来客洛克乌德，还是女仆纳莉，他们的叙述都是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角度，但《简·爱》与《呼啸山庄》在叙事上又有质的区别。
　　《简·爱》中第一人称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它有着强烈的自传色彩，书的副标题甚至写为“我的自传”。书中无论是主人公的生活经历，还是故事情节，以及其中出现的若干地名、人物形象，或多或少与作者的生平有关系。作者的个性，即对生活的美好憧憬，对女性的独立自主、要求个性解放的愿望都在作品中得到了很好体现。正如夏洛蒂曾对妹妹说：“我要写个女主角给你们看，她和我同样的貌不惊人，身材矮小，然而却要和你们所写的任何一个女主角同样能引起读者的兴趣。”[17]这种自传色彩使作品富有真情实感，透过作品我们能够看到女主人公和作者夏洛蒂本人的内心世界。正因为真实，《简·爱》才受到人们如此的喜爱与关注，同时又使得评论家和研究者企图通过简·爱来研究夏洛蒂，再通过夏洛蒂来研究简·爱，这也正是它自传色彩的魅力所在。
　　《呼啸山庄》的叙述人不止一个，而是多个，正如郑克鲁所说：“本来小说虚构的是一个时间相对停滞，空间相对封闭的世界。由于一个外来客洛克乌德先生的闯入，这一封闭世界的神秘性才被打破。”[18]（P252）于是洛克乌德先生成了第一个叙述人，洛克乌德叙述的是1801年和1802年在山庄的所见所感。第二个叙述者是纳莉，纳莉讲述的是1771年到1801年和1801到1802年这两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洛克乌德内心的恐惧不安与好奇，最终在纳莉的细心讲解下变得清晰明朗起来。通过纳莉这个庄园女管家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庄园的变迁。两个叙述人都是故事以外或故事边缘的人，佟晓萍称这种复杂的叙述视角为“旁知视角套旁知视角”[19]，即洛克乌德的视角里又套用了纳莉的视角。除此之外，文中还有对伊莎贝拉私奔后用书信向纳莉吐露内心的苦闷的描写，或者由山庄的女仆把她在这户人家中的所见所闻，以及她的感想讲给纳莉听，再由纳莉讲给洛克乌德，这无疑又是另外的叙事人，也就构成了双重的以至多层次的叙事视角。同时，《呼啸山庄》放弃了《简·爱》那种传统的流浪汉叙事手法，采用了当时少见的“戏剧性结构”，故事的叙述从中间开始，剧情刚开始就已经接近故事的终点了。《呼啸山庄》描述了两代家族的故事，时间跨度前后31年（1771年希腊克里夫被带到山庄来，到1802年秋下一代过上平静幸福的生活），艾米莉把叙事起点安排在1801年的冬天，1801年以前是倒叙，讲述故事的过去，1801年以后讲述正在发生的，是顺叙。
　　《呼啸山庄》选择这种复杂的视角叙述故事主要有两个作用，首先是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纳莉作为两家庄园的女管家，目睹了庄园的历史变迁，由她作为叙述者会令读者深信不疑。而洛克乌德的叙述虽然不多，但它出现在故事的两个关键之处：一是高潮处，二是结束处。这样能起到“证人”的作用，从一旁进一步证实了纳莉所讲故事的真实性，使读者更加信服。其次对作者起到了很好的隐蔽作用：艾米莉采用这种复杂的视角，使她与读者之间拉上了一道帷幕，让自己深藏不露，把注意力从作者身上移开，让读者相信小说叙述的是一个与作者无关的别人的故事。
　　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艾米莉的与众不同突出表现在她创作时所采取的别出心裁的、复杂周密的叙事手法上。如方平先生所指出的：“《呼啸山庄》既不是平铺直叙，从头说起，也不是用倒叙法，而是苦心设计了双重的、三重的以至多层的叙事系统。”[20]（P3）这种复杂的的叙事系统较之《简·爱》那种平铺直叙的手法更为新颖，更富有创新性。《简·爱》这种单一的叙事手法在维多利亚时代很容易被人们接受，作品很受欢迎，但由于时间的推移，随着新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思潮的出现，这种手法已经过时，研究价值也越来越低；而《呼啸山庄》复杂的叙事系统在维多利亚时代超出人们的理解，作品遭到贬斥，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研究者的重视，这一点也证明了《呼啸山庄》的叙事成就比《简·爱》更高。
　　(二)情感克制程度的差异
　　在情感克制程度方面，《简·爱》与《呼啸山庄》也有很大不同。《简·爱》以自传体形式宣泄作者自己的情感，歇斯底里地释放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感受；而在《呼啸山庄》中，作者很好地隐藏了自己，自始至终没有发表任何评论，用复杂的叙事结构给自己孤僻的性格寻找到了安全感。
　　《简·爱》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抒情性很浓，作者似乎从未想过要克制自己的情感，正如弗吉尼亚所说，夏洛蒂以雄辩的口才、辉煌的词令和激情宣称：“我爱，我恨，我痛苦。” [21]这是她的全部力量，由于受到浓缩而显得格外强大。作者这种情感的流露主要通过简·爱这个人物形象体现出来。简·爱在桑菲尔德庄园担任家庭教师，在那里，她从不因自己卑微的地位而去取悦罗彻斯特，相反，她要求跟罗彻斯特站在同等的地位上，要求彼此平等。她对高傲的罗彻斯特说道：“我现在不是凭借着习俗常规，甚至不是凭着肉体凡胎跟你说话，而是我的心灵在跟你的心灵说话，就像我们都已离开人世，两人平等地站在上帝跟前——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平等的！”在维多利亚时代，作为家庭教师的夏洛蒂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也不会有这样的胆量，她只能把内心的激愤，以及渴望自由平等的愿望深埋在心底。《简·爱》的自传性色彩，正使作者能够通过简·爱的口来表现自己的激愤与不满，简·爱就是作者本人的缩影，是作者意志的执行者，是作者表达内心激情与思想的代言人。透过简·爱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内心不可遏制的激情，作者把自己内心的怒火与苦闷、理想与激情都寄托在简·爱身上，她无法展现自我，就给简·爱一个展现自我的机会，让简·爱以独立的人格和强烈的自我意识来反抗现实，挑战现实。这种情感表现方式，一方面是作者真情实感的流露，它深化了简·爱独特的个性，表达了作者要求女性解放，渴求自由平等的愿望；另一方面，这又是一种情感上的宣泄，夏洛蒂把自己大量的主观感情倾注在作品中，让作品带有太多的感性色彩，在某种程度上又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与之不同，《呼啸山庄》则采用了复杂的叙事系统，几乎把作者隐藏起来，因此文中找不到艾米莉自己情感流露的语句，她把内心情感克制到极点。作者之所以要这么做，与她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我们知道艾米莉的性格是十分孤僻内向的，她几乎不同任何人说话，她的老师埃若先生说她性格中有不平常的东西，认为她应该是一个男人才对。“她那坚强的、一意孤行的意志，永远不会因遇到反对或困难而退缩，她不会退让，除非以生命相抵。”[22]她喜欢一个人在附近的荒原上独自徘徊，内心总是封闭的。于是内心的激情与浪漫幻想不得不借助文字、借助他人的口吻谨慎地传达出来。虽然，从字面上我们并未看到艾米莉情感的抒发，实质上读过故事之后，我们会感觉到似乎有激情要迸发出来，正如弗吉尼亚所说：“艾米莉有一种雄心壮志，通观全书可以看到——一种部分受到挫折却仍信心十足的努力要通过她的人物的口，说出她要说的话，那不仅仅是‘我爱’，‘我恨’，而是我们全人类和你们永恒的势力……”[23]（P86）艾米莉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最隐秘的方法来宣泄自己的感情，以无衬有，达到一种安然自适的感情境界。
　　通过比较可以得出，《简·爱》的自传色彩极为浓厚，过分宣泄自我情感，带有太多的感性色彩，像许多传统小说作家一样，夏洛蒂或多或少把自己的议论穿插进去，使作品显得烦琐，臃肿和不真实；而《呼啸山庄》的作者把自己隐藏起来，以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叙述，尽量不掺杂主观情愫，增强了作品真实性的同时，又使故事平静地发展下去。
　　两部作品的区别，正是代表了各自不同的艺术特色，透过差异我们看到了《呼啸山庄》比《简·爱》更具有艺术魅力，艺术成就相对更高。正如研究勃朗特姐妹的学者克伦泼在他的专著中这样提出：“目前占主导的（虽然不是一致的）意见，认为艾米莉比夏洛蒂是一位更伟大的女作家，《呼啸山庄》比《简·爱》是一部更伟大的小说。”[24]（P10）
　　二十世纪以来，《呼啸山庄》那耐人寻味的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较之《简·爱》那较为浅显的社会批判和思想内容，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使评论者着迷，以至出现了“艾米莉热”或“《呼啸山庄》学”的潮流。但这并不意味着《简·爱》已被人们冷落，相反，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简·爱》又重新受到重视，仍被认为是经典之作。
　　《简·爱》和《呼啸山庄》都是在英国文坛上享有盛誉的作品。本文通过它们在叙事方面和情感克制程度方面的比较，解答了为何两部作品在最初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经历，探究出《呼啸山庄》的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原因。它的名气与受观注程度一度超过了《简·爱》，然而《简·爱》仍然是能与之齐名的经典之作，因为它们都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和哥特式小说色彩，一种近乎美好的浪漫主义情调和一股神秘恐怖的“哥特式”氛围，矛盾而又奇异地将读者深深吸引，使无数研究者为之着迷，以至不断在这姐妹花的两部作品上投注欣赏探究的眼光。
　　
　　注释：
　　[1]范岳，吴明明：《勃朗特姊妹》，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4][24]智量：《外国文学名家论名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3]王文惠：《论简·爱性格的两面性——从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看简·爱》，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5][18]郑克鲁：《外国文学史(上)》，北京：高教出版社，1999.年版。
　　[6]威·萨·毛姆著，孔海立等译：《巨匠与杰作》，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7]邹海仑编：《20世纪外国短篇编年：英国卷(上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8][9]张耘：《荒原上短暂的石楠花：勃朗特姐妹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
　　[10]李伟昉：《黑色经典：英国哥特小说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11][12][13][14]夏洛蒂·勃朗特著，李霁野译：《简·爱》，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5][16][20]艾米莉·勃朗特著，方平译：《呼啸山庄》，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17]Harriet Martircall：《Death of currer Bell》，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19]佟晓萍：《<简·爱>和<呼啸山庄>：女权主义两朵奇葩》，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
　　[21][23]弗吉妮亚·伍尔夫：《评论文集<普通读物>》，伦敦：伦敦霍加思出版社。
　　[22]夏洛蒂·勃朗特著，杨静远译：《夏洛蒂·勃朗特书信》，北京：三联出版社，1984年版。
　　参考文献：
　　[1]徐葆耕.西方文学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张美丽 山东省日照广播电视大学文法系 276826）

• 张美丽： 《呼啸山庄》与《简.爱》的异同之微探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