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是杜甫对自己真实的写照，每当想起杜甫，笔者的脑海中就闪现出这两句诗，眼前就浮现出诗人独立在茫茫宇宙中间深深地悲哀自己的孤独和无力的形象。作为中国古典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一生是极其不幸的，他饱受了人生的穷困，阅尽了人间的丧乱，颠沛流离大半生，就在他去世的那一年还曾挨过五天饿，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高扬悲天悯人、关怀现世的精神，时时忧国，刻刻忧民，他的心因国破而碎，他的泪因战乱而流，他的叹息因“穷年忧黎元”而一刻不曾停息，即使是在他自己的茅屋为秋风所破之际，依然想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种宁苦己身以利国利民的精神，何其伟大！因其难能，方显可贵。人们在为杜甫诗歌所体现的伟大的思想内容而钦敬不已的时候，也为他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而叹为观止。
　　对于“诗圣”杜甫，诸家论杜皆推崇备至，如韩愈言：“有唐文物盛复全，名书史册俱才贤。中间诗笔谁清新，屈指都无四五人。独有工部称全美，当日诗人无拟伦。笔追清风洗俗耳，心夺造化回阳春。”（《题杜子美坟》）李白赞其诗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苏轼言：“古今诗人众矣，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今人更认为老杜写绝了唐诗，其诗歌的现实主义成就既是前无古人的，也是至今无来者的，高山仰止，独步千古。
　　一、家庭熏陶及儒家思想的影响
　　杜甫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祖父杜审言，曾官膳部员外郎，武则天时期的著名诗人。父杜闲，仕至奉天县令。家庭的影响，使儒家思想在其头脑中根深蒂固。儒家提倡士人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他无论达、穷皆心系天下，忠君爱民，始终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抱负。“他对于国家、人民具有十分强烈的责任感，对现实生活有深邃洞察力，因而能够极其敏锐地觉察到当时政治、社会中各种形式的隐患，代表着当时的‘社会良知’。他具有良知的真诚和勇气，即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
　　宋祁在《新唐书·杜甫传》中曾言：“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汙。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此传中说杜甫“好论天下事”，似有贬意，但在我们看来，这恰恰是杜甫优于其他诗人之处：之所以“好论”，是因为他胸中时时以“天下事”为念，即使在他生活凄苦万状的情况下，心中仍然想的是国运的艰难，甚至为之流涕，以至长夜难眠。心中所系，流于笔端，即是沉郁雄浑之诗歌。杜甫诗中所体现的忠君思想是发展变化的，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正统儒家思想的外化。
　　清人叶燮曾说杜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原诗》）。诗歌从其沉积着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的内心深处涌出，又受特定时代环境的影响，基调上就以沉郁悲凉为主了。
　　二、时代变故和个人遭际的影响
　　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也有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的万丈豪情，表现了希望登上事业项峰的雄心壮志以及对前程万里的乐观和自信。
　　天宝五载，杜甫从东都赴长安，参加了奸相李林甫主持的招贤考试，结果是无一人被录取，李林甫还以“野无遗贤”为由上表祝贺玄宗。考试成为一场骗局。这对自许甚高的杜甫是沉重的打击，不得不困守长安，以求入仕机会。不久，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生活也变得困难起来。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艰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日子，为生计而奔走权门，为前程而干谒显贵，然而一事无成，发出了“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慨叹。十年奔走于豪门的生涯，使杜甫熟知上层社会骄奢淫逸的现状和黑暗政治的内幕；沦落下层饱经忧患，穷困潦倒的生活使他能深切地体会到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养家糊口之不易，其《醉时歌》云：“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杜甫在关心人民疾苦的同时，也对上层社会进行揭露，如在《丽人行》中就直截了当地讽刺杨国忠兄妹骄纵荒淫的丑态；在《兵车行》中则指出了穷兵黩武所引起的“千村万落生荆杞”的民不聊生的现状，且以“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的诗句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这在唐代众多诗人中是绝无仅有的。
　　天宝十四年，杜甫好不容易才谋得了个小官。在赴奉先探家的路上，经过骊山，与华清宫里寻欢作乐的玄宗贵妃仅一墙之隔。十年来困守长安的忧愤被眼前情景触发，到家后“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心潮难平的诗人于是提笔写下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发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浩叹，触目惊心地展示了贫富之间的尖锐对立，预示了一触即发的政治危机，倾泻出诗人无比深广的忧愤，这时杜甫的诗歌创作已形成自己沉郁顿挫的特色。
　　如果说困居长安十年还只是他把个人命运与国家衰败的命运相连结的开始，那么，“安史之乱”的爆发，则是他把身世之悲与家国之痛高度融合的时期。他把亲身体验的一切兵灾祸乱、政治风波都和家庭的悲欢离合融合在一起，他对自己贫病潦倒的哀叹都与国家盛衰的深刻思考结合在一起，这样饱含血泪的诗史只能出自怀有“古圣人之心”的诗人之手。
　　在“国破山河在”之际，他写下了著名的《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国恨家愁，使他的头发都变白了。在“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之时，他写下了著名的《登岳阳楼》，“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眼望着关山，天下到处兵荒马乱，诗人倚定了阑干，北望长安，不禁涕泗滂沱，声泪俱下了。
　　杜甫既体验了大唐盛世的繁华，又亲历了安史之乱的萧条。可以说国家的不幸成了诗家的大幸，而诗人个人的不幸又成为诗史的大幸。他困顿漂泊、体弱多病、知交零落，又值国家多难、烽烟不息、生灵涂炭——在这样的情境中，诗人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书写，又有太多的故国之思、伤时之念、身世飘零之感需要抒发。困居长安十载，定居蜀中五年，滞留漂泊又五载，杜甫有太多太多的时间进行诗歌的创作与创新。
　　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杜甫旅居夔州时创作了《秋兴》八首，“这八首诗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正如一个大型抒情乐曲有八个乐章一样。这个抒情曲以忧念国家兴衰的爱国思想为主题，以‘每依北斗望京华’为核心，以夔府的秋日萧瑟，诗人的暮年多病、身世飘零，特别是关切祖国安危的沉重心情作为基调。”这组诗的意境阔大深邃，悲壮苍凉，充分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前人说它是诗人“一生心神结聚之所作”，颇为有理。
　　站在盛唐诗歌巅峰之上的杜甫，为中国的人文精神树立了忧国忧民的百世楷模，为中国的诗歌艺术树立了沉雄博大的最高标准。杜甫的诗作如长河激浪，深潭照物，映现出一代河山的风云、生灵的状貌，它们如钟如鼓回响在中华历史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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