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作者有意识但不够到位的大踏步撤退的作品,《檀香刑》围绕孙丙抗德的历史事件来描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明和权力价值观念等方面纠缠的声音,在叙事形式方面具有浓重的民间说唱艺术色彩,并不自觉地使用现代派小说中的复调式多声部叙事模式,揭示民间文化与庙堂文化在历史中的沉浮,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叙事视野。
关键词:《檀香刑》 民间 多声部 文化
唱腔悲凉拥有婉转凄切旋律的小戏“猫腔”生成《檀香刑》摇曳多姿的文字背后深沉的历史基调,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覆盖在骇人听闻的酷刑之上,小说以社会历史文化为叙事内容,自觉地向民间文化靠拢。
一
莫言有意疏远西方魔幻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叙述模式,力图让《檀香刑》的叙述方式积极向中国传统说唱艺术靠拢使其成为向民间和大众奉献的朗诵文化,但作者所熟悉的现代小说叙述模式并没有完全被消解掉,而是分散在戏剧化的人物解说中,形成既传统又先锋的莫言式“民间化”言说方式。
作者表明小说是一种广场化的、用耳朵的阅读,“也许,这部小说更适合在广场上由一个嗓音嘶哑的人来高声朗诵,在他的周围围绕着听众,这是一种耳朵的阅读,是一种全身心的参与”[1]。《檀香刑》这部标榜写“声音”的小说最为显著的便是各种人物之间声音的纠缠,形成多声部的合唱。文本采用乔梦符提出的“乐府”章法以凤头、猪肚、豹尾接连全文,在“凤头部”和“豹尾部”中,“眉娘浪语”“赵甲狂言”“钱丁恨声”“孙丙说戏”等前后九章中讲解、道白以及申诉等多种声音,形成眉娘、赵甲、孙丙、钱丁、赵小甲五人在同一时空内叙述视角的不断转变,并全部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积极描述个人视角之下的历史进程,力图达到同一历史阐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赵小甲作为眉娘和赵甲的声音附和者成为历史描述被边缘化的旁观者和补充者。文本的第二部分“猪肚部”则以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和稳重的言说方式塑造厚重的民间历史形态,叙述时间和角色模式的转换并没有隐藏事件的发展,相反揭露出孙丙抗德以及眉娘和钱丁的爱情故事以及赵甲行刑渐进的真相,为纷杂的历史言说提供确切的证据。
二
《檀香刑》以真实历史事件串联文本,用充满疯狂暴力的行刑大法形成莫言式的结构美学,激发出生命在历史中的冲击力和爆发力,让受众作为戏台下的看客着实揣摩出现实癫狂的凄惶以及残忍的无奈。而叙述视角民间化的建立打破了坊间以权力更迭变化为主线的历史细说,实现了历史从庙堂到广场的蜕变。
小说文本总是以人物身份的定位或变化对故事的展开定下基调,叙述者自我身份的认知形成“人”这一社会性动物暗含的精神特质以及成员之间权力交错的关系。《檀香刑》“凤头部”和“豹尾部”叙述者自述的词语变化显示出叙述者身份地位以及所代表的阶层文化。除去眉娘和赵小甲的“俺”之外,赵甲以“我”、“你爹我”、“咱家”、“俺”自述,作为大清国第一刽子手,他是大清国政治制度的虔诚信徒,也拥有皇帝赏的座椅、太后赐的檀香佛珠,是从民间走向庙堂的成功代言人,他把自己看做大清国的法律执行者,带有不可亵渎性;孙丙以“俺”叙述,作为地方小戏猫腔的改革者和传承者,敢于抵制庙堂文化,加入义和团抗击德人的挑衅和杀戮,成为民间文化的首领;钱丁则以带有知识分子意识的“余”字讲解或道白,文武皆精的知县身份使其既怀忠孝国家之愿,也抱造福黎民之心,成为国家权力和地方秩序的连接者,一脚迈进庙堂,一脚留在民间。三者以民间娇媚泼辣的女子眉娘作为连接点,形成眉娘亲爹孙丙、公爹赵甲、干爹兼情夫钱丁的严密关系网。
作者把自己对于历史中价值观念的重心放在民间,但又保留了公允的评价标准。三个男主人公名字以天干独缺“乙”的甲丙丁排序,赵甲为首,孙丙次之,钱丁最次,营造出国家权力与民间秩序的冲突以及庙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对立。叫花子队伍游行在县衙前大街上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孙丙被施以檀香刑时东北乡猫腔班子的“万猫合唱”,以狂欢的形式对赵甲、钱丁等人虔诚遵守的政权秩序进行消解,高密东北乡最后一支猫腔班子的全军覆没终于让处于尴尬位置的钱丁开始反抗,拯救了他人性的沉沦,使历史的天平向民间倾斜,国家权力轰然倒塌。同时小说在施行凌迟和檀香刑时展现出来的民间看客文化,显示出作者在侧重于民间的视点之外怀有的历史评价标准。
整体而言,在华丽绚烂的叙事效果之下是作者对于火车这一现代化初期代表事物所怀有的生命的敬重,也是叙事方式向民间俗艺的回归。
注释:
[1]莫言:《檀香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517页。
参考文献:
[1]乔梦符.今乐府法[A],辍耕录(卷八)[C].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王光东.民间与启蒙——关于九十年代民间争鸣问题的思考[J].当代作家评论,2000,(5).
[3]莫言.檀香刑[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4]郑坚.在民间戏说民间——《檀香刑》中民间叙事的解析与评判[J].当代文坛,2003,(1).
(张群 四川南充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637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