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探讨《醉翁亭记》一文的主旨时，往往根据文中大量关于“乐”的描写，如“山水之乐”、“宴酣之乐”、“游人之乐”、“禽鸟之乐”和“太守之乐”等而归结到“与民同乐”这四个字上，忽视了对文本后所潜隐的作者心路的剖析，从而忽视了一个直面磨难、刚强乐观、昂扬不屈的主体形象。
　　欧阳修至此已有两次贬官的经历。第一次是1033年，29岁的馆阁校勘的欧阳修因为痛恨左司谏高若讷对范仲淹的毁谤，愤然写下了著名的《与高司谏书》，怒斥其为“君子之贼”，讽刺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信末还挑战地的提出：“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不想高若讷真的将这封信上奏朝廷，欧阳修被加上“显露朋党之迹”的罪名，贬为峡州夷陵令（今湖北宜昌）。
　　1045年，范仲淹等人受到以夏竦为首的保守派的诬陷，被迫自请外任，被罢免相位，新法也随之被废止。这时，欧阳修又站出来了，他因“慨言上书”，为范仲淹、为新法讨说法而触怒了当局者，被借故下狱，接着贬为滁州知州。次年，也就是1046年，年仅40岁的欧阳修写下了天下闻名的《醉翁亭记》。这里的“故”牵涉到另一桩公案。
　　据司马光《涑水纪闻》记载：欧阳修之妹嫁给张龟正，不久守寡，两人无子，只有张龟正前妻所生一女。欧阳修怜悯她们，便把妹妹和外甥女接到自家。外甥女成人后，嫁给了欧阳修的远房侄子欧阳晟。可这个外甥女竟与家仆私通，被发现后送到了官府。当时开封府尹钱明逸和欧阳修有矛盾，令人吃惊的事发生了，外甥女突然揭发欧阳修和她有不伦之情，并欺占她家财务。钱明逸还用张氏的家财买了田地，写上了欧阳修的名号，制造伪证，罗织罪名，诋毁欧阳修。欧阳修辩解说：“她在我家还是个小孩子，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大内诗人、中书舍人钱勰说：“你不是写过一首好词吗？‘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闲抱琵琶，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这就是证据。”
　　欧阳修上表为自己辩白。仁宗皇帝亲自给欧阳修写了手诏安抚，维护了欧阳修的名声。但中书舍人钱穆及其父亲钱勰仍不依不饶，坚决弹劾欧阳修。宋仁宗无奈，在庆历五年（1045年）八月，一纸诏书，罢免了欧阳修的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的职位，将他贬到滁州当知州（今安徽滁县），时年39岁。
　　为君王所弃导致理想受挫，为小人所谗又致名声受损，这双重的打击怎能不让人郁闷悲苦呢？
　　根据心理学中的“应激”理论，当一个个体受到物理、心理或社会文化方面的刺激（强制）后，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反应，如焦虑、抑郁、不满、厌烦、愤怒、压抑、心理疲劳等反应。自然，刚刚贬官的欧阳修心情也会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有上述消极的反应，这可以从他的一些诗歌中得到应证。如《赠沈博士歌》中的“空岩悲风夜吹林，山溜白玉悬青岑”，“泉淙石乱到不平，指下呜咽悲人心”，“死生聚散日零落，耳冷心衰翁索莫。国恩未报惭禄厚，世事多虞嗟力薄。颜摧鬓改其一翁，心以忧醉安知乐”；《赠沈遵》中的“尔来忧患十年间，鬓发未老嗟先白”；《题滁州醉翁亭》中的“山花徒能笑，不解与我言”。
　　但是，带有这些孤寂郁闷悲苦情感的诗在作者的诗词篇中数量有限，乃至在《醉翁亭记》中几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是作者的闲适悠然、坦荡乐观的情怀。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欧阳修经过了怎样的心灵之路而达到了这样至高的境界？
　　也许是滁州秀美的山川抖落了作者内心的惊悸，抚慰了他受伤的心灵，因为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她不仅给人以生命，更给人以栖息的家园。中国哲学思想中最核心的观念大概就是“天人合一”，《易经》有云：“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所谓“天”就是宇宙，就是大自然，人与自然息息相通，天地因人而有了灵气，人因天地而有了居地。所以，当士大夫们处于恶浊的政治环境中时，往往会退居到大自然的港湾，让大自然来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如陶渊明的“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李白的“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等。特别是在政争失败、贬官外放时，士大夫们也会在大自然中抖落内心的惊悸，像柳宗元那样“机心久已忘，何事惊麋鹿”？
　　由此可见，在山水中寄托贬谪之情，是士大夫们最常用的方式。自然，在四面环山、宛如世外桃源的滁州城，有“林壑尤美”的西南诸峰，“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沿着山路走上六七里，有“水声潺潺，而泄出于两峰之间者”的酿泉；有“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的醉翁亭；还有那赏不尽的“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的朝暮之景和“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的四时之景，当然会使作者朝往暮归，欢乐无穷。
　　寄情山水，忘却烦恼，是贬官的相同选择。但是，是不是真的就能忘却烦恼却不一定。最典型的莫过于柳宗元，他以发现小石潭的“乐”开始，却以小石潭的“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而告终，真切地宣告了寄情山水抚慰心灵的失败。因此，对欧阳修而言，滁州秀美的山川却或多或少的给了作者以心灵的慰藉。
　　但更为重要的是，欧阳修是一个坚强刚劲、志气自若、素持大节的人，“与民同乐”后所凸显的是作者直面磨难、永不屈服的光辉的主体形象。
　　《宋史·欧阳修传》说他“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他在第一次贬为夷陵令后的《与焦殿丞书》里也说：“某再为县令，然遂得周达民事，兼知宦情，未必不为益。”
　　第二次贬官为滁州知州，欧阳修对于政治风云之险恶似乎有所觉悟，初以“醉翁”为号。但他胸怀旷放，并不怨嗟，究其原因，可在《尹师鲁墓志铭》一文中找到答案。该文虽然首先讲尹师鲁的文学、议论和才能，为天下之士所共知，但欧阳修所着重强调的是他为人之“大节”，“至其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则天下之称师鲁者，未必尽知之”。于是欧阳修也就突出地表彰他这一方面，十分赞赏尹师鲁挺身而出，“愿得俱贬”的不怕丢官、勇于仗义的行为。欧阳修所说的“大节”在《与尹师鲁书》中有明确的论述，他说：“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不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这既有对前世名人如韩愈很痛心的批评，从而也表明了自己的志气。他又说：“因此戒安道（余靖），勿作戚戚之文。”就是说，不要做韩愈那种“戚戚怨嗟”的文章。
　　欧阳修告诫安道不要写“戚戚”的文章，他自己也确实是实践了这个主张的。纵观《醉翁亭记》全文，就没有“不堪之穷愁”，只讲“山水之乐”。例如：“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又说：“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身在贬谪之中，而大讲禽鸟游人的山水之乐，这样的文章不仅与韩愈不同，与柳宗元也并不相同。
　　为什么欧阳修能够做到这样？他在《答李大临学士书》说得最明白：“修在滁三年，得博士杜君与处，甚乐。……今足下在滁，而事陈君与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达于进退穷通之理。能达于此而无累于心，然后山林泉石可以乐；必与贤者共，然后登临之际有以乐也。”这里说的“达于进退穷通之理”，也即是《尹师鲁墓志铭》中所说“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的意思。其就是说，一个人立身行事，不管处于什么地位，也不可改变为人的大节，既敢于伸张正义，就不能惧怕任何灾祸。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无论遇到什么困境，也就处之泰然了。由此看来，欧阳修贬官滁州，不作“戚戚之文”，而盛称“山水之乐”，正是他为人的大节所在，并不是或不仅是暗示他自己治滁的政绩、或隐寓古人的“乐民之乐”，更不是消极颓唐地寄情山水。
　　《醉翁亭记》全文，无论是其内容、节奏，还是神韵，无不显示出作者虽身处逆境而不“戚戚怨嗟”的刚强性格和超越个人荣辱得失的悠然洒脱的情怀。
　　也许，这正是欧阳修给今天的人们馈赠的一份精神上的厚礼！
　　参考文献：
　　[1]脱脱等撰.宋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2]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3]洪迈.容斋随笔[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4]白寿彝.中国通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庆俊生安徽省含山县第一中学238100）

• 庆俊生： 胡适《我的母亲》中的三次流泪　/　文学教育 2006年第12期
• 庆俊生： 潜隐于“与民同乐”后的心灵之路的剖析　/　现代语文(教学研究) 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