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李定等人抓住苏轼诗歌中一些批评新法的内容，罗织罪名，说他“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将他从湖州拘捕入京，投入御史狱，酿成了著名的“乌台诗”案，诗人由此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乌台诗案，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文字狱之一。它的出现，说明封建制度为了巩固和加强皇权统治，开始实施了文化上的黑暗专政。作为案件当事人的苏轼，当然会比别人有更为深刻的体会和认识，诗案对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不能不发生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苏轼由当初的“奋厉有当世志”、“致君尧舜”，转变为“聊从造物游”的艺术人生。案前，诗人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后，他痛苦的心灵在自然的天地里找到了归宿，发现了新的人生境界。正如有人所说：“黄州时期苏轼精神寄托的对象，从名利事业而暂时转移到东坡，转移到大自然。这是对统治集团的一次疏远，这不可能无它的积极意义。”它使苏轼从此前时期具体的政治哀伤中摆脱出来，重新认识了社会，重新评价了人生的意义。在经过痛苦的心灵挣扎后，终于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找到了自己精神的归宿。苏轼的这种变化可以较清楚地从贬谪黄州时期创作的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与散文名篇《前赤壁赋》中体现出来。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春秋”，诗案对于苏轼，浑如一场恶梦。他对前期的生活道路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但这种反省，只能说是在黄州痛定思痛，对时代和社会的黑暗有了深刻的认识后，由前期“具体的政治哀伤”发展为“对整个人生、史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李泽厚《美的历程》）这是诗案后，苏轼思想中所发生的最重要、最根本的飞跃。这一时期，苏轼对人生、社会的思考，可以用“人生如梦”四字概括。
　　“人生如梦”是苏轼在黄州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的主旋律。无论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那雄浑壮阔的如画江山，还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英雄事业，都无法使诗人摆脱对人生、社会、时代的深刻哀伤与内心的灰暗心理。江山的雄伟与古代的英雄，恰恰使词人感受到自己“奋厉有当世志”的雄心抱负的破灭。所以，“人生如梦”成为这首雄放千古之词的必然归结：“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我们可以说，批判现实，为补天之欲坠，固然是东坡精神；深深叹惋天之不可补，从而发出“人生如梦”的那种对时代、对人生的深深哀叹，则是诗案后苏轼词风的本质特征。此时苏轼人生观中的“人生如梦”的哲学思想，从绝对意义来看，当然是消极的，但是，从其相对意义来说，却又具有积极的因素。他汲取了儒、道、释三家思想中对封建制度破坏作用的因素，把老庄“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的哲理运用到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上：既然一切凸的事物在经过厉风荡涤之后，势必冲决而散，那么封建社会的盛世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反面了。苏轼作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封建文人，他感受到了时代发展的这种趋势，但又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于是才产生了“人生如梦”的感叹。所以，我们大可不必遗憾“大江东去”这首雄放千古的词作有“人生如梦”这个灰暗的尾巴。因为，它不仅是苏轼“野性”的真实表现，而且也在客观上宣告了封建制度强盛的黄金时代业已过去。所以，与其说这是苏轼的历史局限，毋宁说是苏轼真实地反映了历史。
　　写于贬谪黄州的《前赤壁赋》，也是苏轼在经历一场生与死的磨难以后对人生、生命、功业的顿悟，是苏轼的人生境界升华的产物。他将这种顿悟的深邃哲理与诗意的境界、无限绵亘的时间长河及浩渺茫然的空间四维融为一体，从而在艺术上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在《前赤壁赋》这篇名作中，人物个体在其中是何等的渺小：“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然而，人类在浩渺宇宙中却又是主宰万物的主体，“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都是为“我”所“取”、为“我”所“用”，是“吾与子之所适”。
　　《前赤壁赋》中的景物、人等一切物象，几乎都是含有象征意味的意象，从而构成了一幅具体而又抽象的图画。赋中“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是何等美丽的情境，主客诵诗歌章又是何等的欢愉。“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似乎这世界、人生都是无忧无虑。然而，这只是人类世界的表面现象，很快，这种欢愉就被客人的洞箫与客人的发论引入了悲哀深层的内心世界，作者借客之口阐发了士人的悲哀。客实际上是苏轼人生观的另一个侧面，主与客既是二，又是一。“客”的阐发不仅是他个人的思考，而且是苏轼内心深处的忧虑与思考，其思考的主要内容即是对功名、文名与生命短暂的迷惘。苏轼经历了对生命理想幻灭的切身体验，故尤为深切，而于文赋中写出了诗境、理境。如果说客人的悲哀，代表了苏轼诗案前后的灰暗心理，是从前之我；而苏子正面阐发人生妙理，则代表了他对生命、功业认识的升华，是今日之我，是面对此时长江万顷、清风明月而胸中一片顿悟的“自我”。这种顿悟的核心，就是要享受生命，是生命与整个自然、整个宇宙结为一体，从而得到无尽。
　　从这一词一赋中我们不难发现，苏轼在黄州时期形成的是与“仕宦”对立而又与“隐居”有别的人生观念，具有反污浊尘世束缚、雍容旷达、与大自然打成一片的情怀，注重自我心灵的释放，是主观精神上的自我与大自然的统一，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解决了“进取与归隐”的矛盾。正如李泽厚所说：“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表达出来的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
　　（王建军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两水中学74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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