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著名作家欧阳子女士曾经对白先勇有过这样的评论：“白先勇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中国作家……他写的总是中国人，说的是中国故事。”台湾著名剧作家姚以苇先生对白先勇的评价是：“承袭了传统的情感，他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
　　的确，正如这些名家所言，读白先勇的小说，总能让人感受到一份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浓浓的中国情结和挥之不去的传统意味。笔者认为，这也是其小说最突出的审美特征。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
　　一、传统的人物
　　白先勇小说的人物多具有传统意识。
　　《梁父吟》中的朴公身着黑缎面起暗团花的长袍，足登一双绒布皂鞋，头上戴了一顶紫貂方帽，几绺白发从帽沿下露了出来，披覆在他的耳背上，他的两颐却蓄着一挂丰盛的银髯。老者身材硕大，走动起来，胸前银髯临风飘然，可是他脸上的神色却是十分的庄凝，俨然一个传统的中国老人的形象。他不仅衣着打扮传统，室内装饰也昭显着中国气派和中国精神。“书房内的陈设十分古雅，一壁上挂着一幅中堂，是明人山水，文征明画的寒林渔隐图。两旁的对子却是郑板桥的真迹，写的十分苍劲雄浑：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另一壁也悬了一幅对联，却是汉魏的碑体，乃是展堂先生的遗墨。上联题着‘朴员同志共勉’，下联书明了日期：民国十五年北伐誓师前夕。联语录的是国父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靠窗左边是一张乌木大书桌，桌上的文房四宝一律齐全。一个汉王鲤鱼笔架，一块天籁阁珍藏的古砚，一只透雕的竹笔筒了插着各式的毛笔，桌上单放着一部翻得起了毛的线状《资治通鉴》，靠窗的右边，有一个几案，案头搁着一部《大藏金刚经》，经旁有一只饕餮纹三脚鼎的古铜香炉，炉内积满了香灰，中间还插着一把烧剩下的香棍。”朴公的衣着、家居都有着浓浓的中国传统的味道，这些看得见的传统不仅是一种装饰，更是一种心里折射，反映了以朴公为代表的那一代人对传统的深深眷恋。因为这种眷恋，他看不惯王孟养的儿子对待自己父亲丧事的态度；因为这种眷恋，他把孙子起名效先，让他背唐诗，教他中国传统的礼俗。这些行为都表现出朴公是个不折不扣的传统人物。
　　《游园惊梦》中的窦公馆厅堂的摆设也颇显得古香古色：中间一张长方矮几摆了一两只高青天细瓷胆瓶，瓶里冒着一大蓬金骨红肉的龙须菊。右半边八张紫檀椅子团团围着一张嵌纹石桌面的八仙桌，桌上布满了各式的糖果茶具。厅堂也摆着六张一式的红木靠椅，椅子三三分开，椅子上搁满了饶钹琴弦，椅子前端有两个木架，一个架着一只小鼓，另一个却齐齐地插了一排笙箫管笛。细瓷胆瓶、紫檀椅子、饶钹琴弦、笙箫管笛，都是传统的东西，给人一股扑面而来的古典气息。
　　“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笼统地讲也就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但是在讨论传统文化对现代生活的影响时，它则较多地是指中国人在历史上特有的宇宙观、道德观、价值观体现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知识方式与风俗习惯等。”一个人总是会受到他所成长于其中的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比如，在生活衣着方面，白先勇小说中的人物，男的多穿长衫，女的多穿旗袍。
　　尹雪艳穿一袭月白短袖的织锦旗袍，窦夫人穿了一身银灰洒朱砂的薄纱旗袍，钱夫人着墨绿杭绸旗袍，蒋碧月穿了一身缎子旗袍，华夫人穿一袭宝蓝底起黑水纹的印度真丝旗袍，《谪仙记》中的四个女主角出国那天，不约而同地都穿上一袭红旗袍……旗袍是中国的传统服饰，它束腰的独特设计能充分显示出女性身材的曲线，但又不是西方式的裸露，而是完全彻底地展示东方女性的典雅之美。正像李彤一身的绫罗绸缎使美国人惊羡不已一样，旗袍在国际时装舞台上至今仍魅力不减，始终以一种含蓄的中国特有的文化意蕴感染着人们。
　　麻将是中国古老的而又最大众化的娱乐方式，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经久不衰，在白先勇的笔下，无论是“台北人”还是“纽约客”都热衷打麻将。《永远的尹雪艳》中尹雪艳精心打造的麻将宴会让失落的台北人在昔日荣耀的重温中找到了归宿，使他们沐浴在尹公馆的温馨中。《谪仙记》中，麻将更是中国生活方式的象征。李彤她们四姐妹每次聚会必玩麻将，除却对这一娱乐方式的钟爱，恐怕还因为她们在玩麻将时似乎能找回做“中国人”的感觉。四姐妹中，唯有李彤曾一度厌倦麻将，热衷于西方的赌马，作者设置这样的情结，实则是暗喻李彤曾一度努力认同西方文化，强迫自己做美国人，可是最终她自杀了，作者用李彤的死来说明这种“强迫”的彻底失败。中国人始终无法抛弃自己的文化之根，无法抛弃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李彤的死讯传来时，慧芬她们正在孩子满月的酒宴上，可她们彷佛没有哀伤，反而比平常更疯狂地下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以乐写哀，她们试图用麻将来麻痹自己的神经，以使她们忘记接到李彤死讯的伤痛。在麻将中她们找到了某种精神依托，来努力向祖国的气息靠拢，以填补她们失去民族文化之根后的空虚心灵。
　　传统的家居、衣着、娱乐方式都是中国人的传统心理、安土重迁思乡情结的外在表现。白先勇笔下的人物大都是客居者，他们都有掩藏不住的思乡悲苦。《花桥容记》中的知识分子卢先生对故乡未婚妻的痴恋，《岁除》里渴望几根骨头能搬回老家的火头夫赖鸣升，《在安乐乡一日》中对中国传统坚守的依萍，《在摩天楼上》中的玫宝看到精致的中国宫灯照耀不出温文尔雅的姐姐，失望惊异的她选择在摩天楼上结束自己的生命，借此与自己的失落做绝望的抗争，同是因为失落，《芝加哥之死》的吴汉魂也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说依萍和玫宝都没有融入美国社会，那表面很美国化的李彤又是怎样呢？酗酒狂舞，赌博纵乐，毫不爱惜自己，可见她内心隐藏着作为一个中国人身处异邦的巨大痛苦，祖国分裂，家园被毁，父母双亡，没有了“根”，也没有了对生活的信念和自我的价值，她的毁灭是必然的。
　　依萍、吴汉魂、李彤、玫宝，他们之所以这么痛苦，就是缘于他们是一群“失根”的人。美国社会理论家汉娜·阿伦特认为，无根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不受别人的承认和保障，成为多余者，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阿伦特所言的无根，实质上说明了这个社会对个人的拒斥，或者是说明了现代社会中个人与社会的一种无法附着的关系。在白先勇的笔下，“失根”具备了双重含义，一类是大陆去台人员，他们远离故土，有家不能回，他们留恋和怀念大陆的亲人、故土和昔日的生活，这种感情使他们在窘迫的现实生活中表现出了浓烈的思乡情结。他们虽然离开大陆，身居台北，心灵深处却仍是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像《岁除》里的赖鸣升，《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里的王雄，《花桥荣记》的主人公卢先生等等，这些被称为“台北人”的大陆人，生为望乡人，死为望乡鬼。在他们身上打着乡情和传统的印记，可谓刻骨铭心。
　　还有一类是旅美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人们感受最深的是文化上的失根状态。这些异国他乡的流浪者，就像漂浮在湖面上的无根浮萍，民族的歧视、经济的困厄常常使他们对祖国的乡愁和喟叹油然而生，在美国的不如意也使他们对故土的留恋和对东方文化的认同感日益加深。当人们在一般意义上谈论到“文化”的时候，它给我们的印象总是抽象而笼统的，然而，当我们把“文化”的概念落实到个人的时候，它的内涵就具体而鲜活起来了。像吴汉魂、依萍这样的留学生在生活上和情感上都远离故土，自我放逐于异域，处在西方文化的包围圈中，他们孤立无援，失落寂寞，找不到心灵的归宿，无处安放自己的灵魂，所以他们自觉不自觉地都将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和情感依托。留学生们在新的生存环境与他们自身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的不适应感和危机感，在异国他乡的另一种文化氛围的笼罩下对自身传统文化的维护，在某种意义上含有了对自身生存价值和人格尊严的肯定，使他们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的情感倾斜和执着投入这一做法上，也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然而，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因其几千年的悠久积淀而内涵丰富、灿烂辉煌，但这种文化在工业社会相适应的西方文化对它咄咄逼人的挤迫下显示出的不合时宜性，也使他们感到深深的难堪和痛苦。《冬夜》里的旅美教授吴柱国，虽然是国际史学界有名的唐宋史专家，功成名就，但他无法忍受一些外国学生发表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奇谈怪论，这些奇谈怪论刺痛了他的心，但他碍于身份，不愿起而辩驳，只能退场了事，而他“无祖国”的谐音，显然流露出了一位无根的老学者的故国之思。从这类人身上，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对传统都有一种先天的敏感，他们清晰地认识到许多美好的、优良的传统正在西方社会渐渐消逝。为此，他们挣扎于现实和理想的边缘，在内心深处都保留着对传统的坚守，正因为这种坚持，才使得这类人物不肯也不愿与现实妥协，所以他们失意、颓丧和落魄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白先勇和他笔下的留学生们正是处在这样的感情状态：难以融入西方文化，传统文化又危机四伏不足依靠，而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哀婉和深深依恋使他们对其深感忧虑。因此，就像余光中先生所说：“白先勇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在台北或是在纽约，都与根之所托、梦之所及的旧大陆不能分割，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中国作家。”
　　白先勇生在桂林，童年在重庆生活，后随父母迁居南京、香港、台湾，后又赴美国深造，旅居美国。白先勇在读小学和中学时深受中国古典小说、诗词的浸染。白先勇由于家庭的影响和他游子的身份，已使东方文化与生活方式深深地根植于他内心的意识当中，故乡和传统是他永远要找寻的“根”。大陆到台北的迁移使他感受到了由传统与人情的农业社会到被西化的、被不断发展的工业文明侵噬的残酷现实。赴美之后的流血经历更加深了他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思考。白先勇正是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从自我的感受出发，在抒发内心的苦闷、孤独、彷徨不安的同时，对传统文化在咄咄逼人的异质文化的侵吞下进行了本能的维护，对传统文化最终命运的追踪与探究，成为了他创作的自觉的追求。《台北人》里所回忆的大陆那段三四十年的历史应该是白先勇心中最辉煌的记忆：“过去”是气派的、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白先勇身上永远背负着民族的传统文化，这是他不愿也不能抛弃的“根”。海湾华文作家是带有特定的“价值观念”的，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种族、社会、性别、政治、经济和个人因素的所形成的立场上从事写作，由于文化“身份”的个别，作品也无不打上深深的烙印。
　　二、对中国古典小说叙述策略的继承
　　白先勇独特的身世和经历成就了他对传统的凄美哀婉的吟唱，他们对传统遗失的态度正是内心悲苦的游子们的代言。小时候接受的传统的家庭教育，对古诗词、小说的迷恋和推崇，潜移默化地接受的传统文学和文化观念的熏染，使他的小说无论是在文学技巧上，还是在氛围营造上，都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颇有传统意味。
　　纵观白先勇的作品，几乎都采用了一种不动声色的叙述策略。作者悄然隐到了小说的背后，不直接参与小说的进程，而是通过诸多的“事实”娓娓道来，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白先勇这种含蓄的叙述态度，也导致了他在技术层面上对中国传统小说中的几种基本人物刻画方式的继承。中国古典小说在塑造人物时，很少直接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是通过人物的外在肖像、动作、语言来表现人物内心的情感波澜，白先勇的很多小说也是如此。他认为用对比手法比外部描述更直截了当，更具有震撼力，在很多地方，白先勇都会避免过分的直露的表白。《玉卿嫂》中，外柔内刚的玉卿嫂从开始的素净贤淑到最后的惊世骇俗的同归于尽，《一把青》的中朱青两次失去爱人的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花桥荣记》中的卢先生对感情的坚守到被骗后与为人不耻的洗衣婆姘居等等，作者都没有就心理活动展开详细的描述，而是通过外部的诸多细节描写来表现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虽然含蓄地把人物的感情波澜隐去了，但却通过外部的刻画给人以强烈的感官冲击，使得此时无声胜有声。
　　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主要采用“以形传神”的方法，即以外在形体的动作描写来表现人物的精神本质，而很少深入到人物的内心进行直接的剖析，如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都对人物的穿戴、衣着、面目、神态、说话的声音、生活习惯等等一一进行反复，白先勇的短片创作也深受“以形传神”方法的影响。在白先勇的小说中，即使是通过人物心理的外化来刻画人物，外化的行动也不会特别繁复，而尽量做到简约含蓄，往往是用中国传统特色的“白描”手法，极尽工笔刻画之能事，寥寥几笔，形神尽显。《永远的尹雪艳》中，“脚下没有扎根”，“轻盈盈的来回巡视”，“嘴角一径挂着那流吟浅笑”，“不多言，不多语，紧要的场合插上几句苏州腔的上海话，又中听，又熨帖”，三言两语就把一个交际花的风致勾勒了出来。《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金大班出场时不动声色的嬉笑怒骂，“娘个冬采！”，“一双三寸高的高跟鞋跺得通天响”，“狠狠地啐了一口”，作者用简洁的笔墨把一个泼辣爽直的风月场上的老手顷刻间就放到了读者面前，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颇似《红楼梦》中凤姐的出场。
　　三、意境和意象群落的营造
　　白先勇自小熟读古诗词，古诗词对白先勇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白先勇在中学时阅读背诵了大量的古诗词，这对于作家日后的文学运用和节奏的控制都有“润物细无声”的作用，这一点在作品中有相当明显的表现。在作品中，白先勇很少直接引典诗词，而是把诗词的意蕴化用在一篇甚至全系列作品中。
　　白先勇就曾用一首诗凝练地概括了自己整部几十万字的小说的创作基调。白先勇在《台北人》这部集子的扉页上题有晚唐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将它们置于卷首是作者对整部小说主题基调的暗示——今不胜昔之怆然感，这正是对这群逃避现实，沉迷于过去，依靠无穷的回顾以延残年的特殊的群体“王谢子弟”最好的写照。在他们眼里，“过去”代表青春、纯洁、敏锐、秩序、传统、成功、荣耀、美丽、理想和生命，是王谢堂前的燕子，“现在”则代表衰老、腐朽、麻木、混乱、物质、猥琐、绝望、现实与死亡，是堕入寻常百姓家。作者将这群人分设于不同的情境下进行对比，而在所有今昔对比中，刘禹锡的那两句诗从未出现过，唯见其中的苍凉意味贯穿于《台北人》的始终。《纽约客》的卷首摘录着初唐诗人陈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显然，《纽约客》也是另一部抒发历史沧桑感和人生无常感的作品。由此可见，白先勇对古典诗词的运用已经超越了单纯性引用，而把它提到融汇于字里行间的高度，尽显诗之韵味。
　　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从《诗经》、《楚辞》、《红楼梦》到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情感主旋律——感伤和悲慨，辛弃疾的“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正是中国文人以悲为美的艺术心理的写照。白先勇自小在中国古典文学的辽阔瀚海里畅游，总结出来这样一段话：“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是对历代兴亡，感时伤怀的追悼，从屈原的《离骚》到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世沧桑的一种苍凉感，正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三国演义》中‘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历史感，以及《红楼梦》好了歌中‘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的无常感。”独特的生活阅历、个性心理和情感特征决定了白先勇对传统文学中那种沧桑悲凉情怀的主观化继承，使“无常感”、“沧桑感”成为了他文学创作的内涵。但白先勇并没有把自己情感世界的独特体味直白地诉诸笔端，而是通过一系列诗化的意境充分地表现出来。白先勇自己就曾有过明确的表述：“我受中国诗的传统影响很大，我从小爱好唐诗宋词元曲，他们不但给我感性的影响，具体的意向表达手法也启发了我。”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在白先勇的诸多作品中，我们都能发现中国传统诗词的意境和韵味。
　　在白先勇的笔下，意象群落主要有黄昏、落花、冬雨、秋冬等。白先勇特别擅长对“黄昏”的描绘，如《梁父吟》中“西天的一抹落，血红一般，冷凝在那里”，借着黄昏，白先勇表达了他对生命的独特思索。夕阳黄昏给了人们萧索荒凉的视觉效应，淡淡零落的触觉感受，增加了一层深沉的格调和压抑的气氛，极易引发人们悲凉孤苦的内心情怀。《思旧赋》最后一段，“一阵冬日的暮风掠过去，满院子里那荒芜的蒿草，都萧萧瑟瑟抖落起来。罗伯娘矗立在草丛中，仰面往那暮云沉沉的天空望去，寒风把那一头白麻般的粗发吹得通通飞张起来。”在这段文字里，罗伯娘的情绪与苍茫灰蒙的黄昏之景的契合，凝结了人物的惆怅、悲哀、孤寂、没落、愁苦、凄清、暗淡的情怀。
　　落花意象也在白先勇的关照视野之内，《梁父吟》中的兰花“只剩下三五株残苞在发着一丝冷香”，《秋思》中的“许多花苞子，已经腐烂死去”。落花作为一种荣衰特别鲜明的自然事物，在小说中不仅是青春生命陨落的象征，同时也是一个颓败世界的缩影，它将作者深刻的悲剧意识凝聚成一种诗化的意象，以审美的形态表现出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诗经》开始，就把花作为一种生命盛衰变化的意象，并且这种意象不断地被发挥拓展，形成了一种积淀着特殊的心理内容的意象。《小雅·苕之华》云：“苕之华，芸其黄矣”，屈原《离骚》言：“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将包括落花在内的“草木零落”之景与生命摇落意识明确地联系起来。李清照的词也常以花为主体意象，并以花的含苞初放到花的枯萎零落，比喻自身生命的演变。《秋思》中华夫人种的“一捧雪”，一团团，一簇簇，开得那样茂盛，使为此花了不少心血的她欣喜不已，可不经意间突然发现那繁花覆盖下面，原来许多花苞子已经“腐烂死去”，有的“枯黑”，上面发了“白霜”，吊在枝丫上，像是一只“烂馒头”。华夫人的心理陡的难受起来，周围令人恶心的环境正映照了她的不祥的预感，家族没落，颓败的局势已难以挽回。
　　短篇小说《冬夜》中的余教授在雨中撑伞“等候故人”，“冬夜”、“冷雨”、“破雨伞”等意象展现出一幅萧瑟的图景，御雨的伞已经抵挡不住萧萧的冬雨，使他在现实的冷酷中打了个“寒战”。余教授已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五四”青年，此时他的精神状态就如一年四季中的“冬”一样，萧瑟，凄凉，他也免不了落入“败落”和“完结”的命运。又如《岁除》开篇就说：除夕这一天，寒流突然袭到了台北市，才近黄昏，天色已经沉默下来，各家的灯火都提早亮了起来。突然袭来的寒流暗示着赖鸣升到刘营长夫妇家吃“团圆饭”不会得到真正的温暖，一团和气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赖鸣升的孤独，他与周围的人的隔膜。这寒冷的除夕夜，带给赖鸣升的只能是片刻光荣的回忆和长久冷酷的现实。
　　一个个灰色的意象构成一幅幅悲凉的画面，而人物的惆怅、悲哀、孤寂、没落、愁苦、凄清、暗淡的情怀是饱含愁苦的墨汁，白先勇用他的画笔描述出了具有中国古诗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苍凉的境界和古典的美感，使他的小说充满了诗一样的意境。
　　综上所述，白先勇的小说无论从其塑造的传统人物，还是对古典小说叙事策略的继承，以及对小说中意境和意象群落的营造方面，都体现了其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审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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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帅河南省驻马店农业学校463000）

• 孔帅： 浅议白先勇小说中的传统意识　/　现代语文(教学研究) 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