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迟子建的新作《白雪乌鸦》在百年前哈尔滨大鼠疫的史实基础上，讲述了灾难中傅家甸区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本文以作品在灾难情境中所表达的人性为主题，尝试对文本进行解读，并指出文学对灾难的担当作用。
　　关键词：《白雪乌鸦》　灾难人性
　　
　　一　人性对历史的延续
　　
　　“霜降在节气中，无疑是唱悲角的。它一出场，傅家甸的街市，有如一条活蹦乱跳的鱼离了水，有点放挺儿的意思，不那么活色生香了……这是一九一。年的晚秋，王春申赶着马车回到傅家甸时，这里已是一片漆黑……”《白雪乌鸦》从霜降这个“无疑是唱悲角”的节气开始，随着王春申的马车驶回傅家甸，小说由此开始了讲述。
　　一九一零至一九一一年秋冬之季，距历史上辛亥革命的爆发仅几月之遥，当时的清王朝已如暗夜中的一盏残灯，而东北恰是满清的发源地；于鼠疫中力挽狂澜的华侨医生伍连德、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摄政王载沣的参与亦为史料所记载一历史上诸多的巧合，给迟子建创造了一个可以借此书写宏大历史题材或者塑造一个英雄式人物的机遇，但是她放弃了。在这部长篇中，作者想展现的，是鼠疫突袭时，那些普通百姓的生活和灾难之中人性的幽微。
　　“普通人形象是民族精神最形象的体现，最根本的载体……在普通人身上，我们所挖掘的关于人性、人的本质、人的存在价值等方面内容的深度，甚至超过了英雄人物所承载的深度”。《白雪乌鸦》的诸多出场人物中，并没有谁是绝对的中心人物，作者是在着力写鼠疫爆发后傅家甸人的群像。作品中经历灾难的芸芸众生，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寻找生活下去的理由和力量，我们会发现他们保持生命力的方式并不是寄托于来自外界的拯救，而是在灾难到来时仍旧坚持着的生活的惯性和精神的达观。比如因出了丧事而不再有客光顾的三铺炕客栈，仓房仍旧被王春申奇丑无比的妾收拾得井井有条：“萝卜干、蘑菇、干辣椒一串串地吊在柱子上，红的红，白的白，黄的黄，煞是好看；板壁上还挂着闲置的锯、镐头、镰刀以及一把把花籽”；比如瘟疫的突袭曾让傅家甸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死寂，但不久又有了还阳的气息：“人们似乎看透了，既然鼠疫防不胜防，随时可能赴死，索性如常过日子，轻松一点”；比如赶制防疫口罩的女人们：“她们累得腰酸背疼、头晕眼花的时候，喜欢开个玩笑，提提神”……
　　那段原本宏大的历史，那场惊心动魄的鼠疫，就这样被迟子建不动声色地消解于傅家甸百姓在死亡笼罩下仍旧不失的生机活力中，归隐于他们历经动荡还散发着的平和之气里；让读者看到朝代更迭、历史前行却始终不会消逝的永恒所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谈到：“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每个时代历史发生了变化的人性。”一个地区的习俗、一个民族的气质，随着时代的发展会发生形式的变化，但人的本性却将得以承继和沿袭。
　　因救过清太祖而被尊为报喜神和守护神的乌鸦，作为冬日严寒中挺立雪野的留鸟，见证到的不是清王朝的复兴而是一场突然而至的灾难。而在灾难面前，生命的平等会给以最大程度的体现，人性的复杂也将得到更为直观的检验。
　　
　　二　灾难对人性的考量
　　
　　文学是人学。艺术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但是这些运动的形式、韵律、节奏是不能与任何单一情感状态同日而语的。我们在艺术中所感受到的不是哪种单纯的或单一的情感性质，而是生命本身的动态过程，是在相反的两极一欢乐与悲伤、希望与恐惧、狂喜与绝望一之间的持续摆动过程。鼠疫这一特殊的“灾难情境”将人置于了一种极端的生命状态，从而打破了社会为人塑造的世俗外壳，进入到人的灵魂深处，灾难犹如一块五色的试金石，使各色人性在它面前得以显影曝光。
　　第一个因鼠疫而暴尸街头的巴音，被围观者剥了个精光：“鞋子、罩衣、坎肩、棉裤，跟进了当铺似的，眨眼间不属于他了。而那些没有得到东西的人，心有不甘，他们眼疾手快地，将手伸向已在别人手上的巴音的坎肩兜和裤兜，有人在坎肩兜里翻出了一卷钱，一哄分了；又有人在两个裤兜里掏出几把瓜子，也一哄分了。”迟子建细致的笔下，人的小自私小贪欲赤裸裸地显露出来；鼠疫爆发的消息被确定后，人们顿时陷入了恐慌之中，但这其中最为惊恐的王春申，却“不是为自己惊恐，而是为周耀祖和张小前，因为他们好心地帮他给吴芬送了葬。此外，他还为他心爱的黑马惊恐。万一自己感染了鼠疫，传染给它，那就遭殃了。”如果说这是关心他人的“小爱”，那傅百川的举动可谓“大善”的彰显：“自鼠疫起，这个商人对防疫局的支持是最大的，他雇佣人，免费做了上万只口罩。封城后防疫人员紧缺，也是傅百川动员中医，积极参与防疫。”㈣鼠疫过后，他的家业已是一片败落的气象，但是当他看到几乎沦为乞丐的翟役生，还是请这个当惯了无赖的人到傅家烧锅做事，也因了这个善举，最终导致了傅家烧锅更加的落寞；当然还有囤积居奇希望大发国难财的纪永和之类、将灾难看做契机而投机倒把的周耀庭之流、因了别人的苦难而幸灾乐祸以寻求心理平衡的翟役生之辈；而傅家甸的女人们则是小说中锦上添花的一部分：生命在灾难降临时显得如此脆弱，在那个“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时代，像于晴秀一样经历着丧夫失子之痛的大有人在，这样的苦难在这样非常的时刻，犹显得这些女人的刚毅与坚韧……
　　灾难的情境中，我们见识了许多幸而不幸的悲伤，也看到了那些向死而生的希望；我们见识了封建王朝末日中经历的一段恐慌，也看到了历经百年仍旧延续着的人性之光。
　　
　　三　文学对灾难的担当
　　
　　在文学史中有很多讲述灾难的作品，甚至不乏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薄伽丘的《十日谈》等艺术价值很高的文本，但是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灾难本身虽然作为故事的背景而展现在情节之中，却并不具备与作品中人物发生冲突、抗衡的资格：灾难往往被推到后景，而站在前台的是人物，即灾难在作品中并没有与人直接构成矛盾冲突——如若换成其他背景，故事同样可以叙述下去。而在《白雪乌鸦》的讲述中，鼠疫不仅作为背景而展现在情节里，其本身也具备了与作品中人物发生冲突、抗衡的资格，正是在这种强大的突然的暴力面前，人性的复杂内涵得以多角度的展现。
　　二零零三年“非典”爆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迟子建了解到自己生活的哈尔滨曾经历过一场几乎被历史遗忘的灾难：“因为哈尔滨不是重灾区，人们照常去商场，生活还跟平素一样如水流过，没有大的恐慌。但报纸上提及，新世纪的防控措施，跟1910年哈尔滨鼠疫期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我才知道自己生活的城市，还承载着这样一段历史。”
　　但是与当时迅速推出的一系列以“非典”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不同，迟子建不仅是将目光放在了百年前的历史当中，而且直到七年之后才推出《白雪乌鸦》一若从长篇小说的创作特点来看，这亦不失为该作品的可取之处：在对灾难记忆的快速介入和表达方面，长篇小说创作的及时性显然不及诗歌、散文、纪实文学等文体，这不仅是因为受其篇幅长度的制约，还由于长篇小说在参与历史转型、构建民族心灵史等方面的担当意义更甚于其他的文体。这些客观性的存在就要求作家在创作灾难类型的题材时首先要有一个情感沉淀、思想发酵的过程一只有与事件本身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更加冷静地去反观灾难、探究表象之下更值得考量的内容。
　　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总是会带着一种观者的心态进入小说文本——因为对《白雪乌鸦》所叙述的时代怀有距离感，加之不曾见证鼠疫的经历，因而对这部作品的阅读更是如此。但是当小说进行至对疫情直接讲述的情节后我们会发现，飞沫传染、隔离区、口罩……这些情景与我们曾亲身经历的“非典”是如此的相似，这时《白雪乌鸦》较之非典时期小说，其对世人的警示意义便更加深刻地凸显出来；而如果将挽救傅家甸于危难中的医生伍连德视为现代科学的象征，那么迟子建将他与普罗大众平等对待的态度，或许可以看做是对“科学无所不能”的有效矫正一在禽流感、猪流感肆虐无常的今天，除去现代医学的救治，更需要的是用人性之善来体恤凡人的疾痛。正如迟子建所说：“真是漫天飞雪，更要用温暖迎它。”

• 李峥： 试析迟子建的《白雪乌鸦》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5期
• 李峥： 《达洛卫夫人》中的正常与疯狂　/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