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作为元代知识分子的代表，马致远的人生历程颇有研究价值。“万花丛中马神仙”的雅号，除了潇洒风流之外，更有无奈和沧桑。文章从文人和文士的差别分析入手，试图揭示马致远人生悲剧的必然性，以求从人生观角度给今天的人们以启迪。
　　关键词：马致远　文人　文士　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人有文人与文士之分，文人，是一般性文化人；文士，是特殊性文化人。文化人是文人和文士的共同点；不同点是，文士不但具有着一般文化人的共性，还具有着一般文化人所没有的特殊性。文士，不但是文坛上的文化人；还是文坛上的“战士”。而“战士”是要上“战场”的，是要和人“搏斗”的。元杂剧的代表人物之一马致远是一个中国传统典型的文人，他的人生是一个悲剧，这从他著名的小令“夜来西风里，九天鵰鹗飞，困煞中原一布衣。悲，故人知未知?登楼意，恨无上天梯”中可见一二。
　　值得深思的是，中国古代失意之人何其多也，为什么有人可以在失意中放达自适成为传奇，有人却就此沉沦堕落成为悲剧?
　　综观马致远的人生历程，我们可以隐约触摸到答案。早年的马致远曾有志于功名，也曾“且念鲰生自年幼，写诗曾献上龙楼”(《东篱乐府》)。但身逢元蒙统治的黑暗时代，在种族歧视与挤压下，他屈身为小吏，地位卑下，壮志难酬，在散曲《金字经》中他凄凉唱道：“空岩外，老了栋梁才”、“困煞中原一布衣”、“登楼意，恨无上天梯”。经历了二十年的“带月行，披星走”与“枕上愁，马上忧”的漂泊生活，他苦苦追寻，最终只落得“都不迭半纸来大功名一旦休”。希望破灭，退隐山林，寄情山水，放浪形骸，却依然不能完全忘怀现实。就如他的神仙道化剧中的神仙一样，又哭又笑，悲观绝望。
　　在《双调·蟾宫曲·叹世》中他感叹道：
　　“咸阳百二山河。两字功名，几阵干戈。项废东吴，刘兴西蜀，梦说南柯。韩信功兀的般证果，蒯通言那里是风魔。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醉了由他。”
　　而在《双调·夜行船·秋思》中，他看似洒脱地说：
　　“【拨不断】利名竭，是非绝。红尘莫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更那堪竹篱茅舍。
　　【离亭宴煞】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争名利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急攘攘蝇争血。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嘱咐你个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
　　就马致远的个案而言，这固然和元代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然而正如王安石所说，“人生失意无南北”，个人的悲剧有时的确与时代密切相关，但是我们并不能据此断定，时代应该为个人悲剧负全部责任。与马致远同为元代文人翘楚的关汉卿就走出了一条迥异于马神仙的道路来。他的《南吕·一枝花》，何其潇洒恣肆，酣畅淋漓。“我是蒸不烂、煮不熟、槌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这是何等风骨凛然；“我翫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又是何等潇洒恣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更是何等执著坚忍。这才是文士。只有这样自信、狂放、豪迈，才担得起“士”的称谓。关汉卿真正是鲁迅笔下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可惜这样的豪情，在马致远笔下是看不到的。马致远身上，弥散的是浓郁的文人气息。文人气息是孱弱、忧伤、苦闷、孤傲的，而文士却是潇洒、成熟、淡定、睿智、有男子气魄的。文士没有文人的颓唐酸腐和顽固清高，他们超越个人的悲苦进而俯察众生的悲欢。但凡让后人高山仰止的作家，往往是文士。而文人，仅仅让人同情和感慨。文士比文人更可贵的地方就在于文士可以把人从悲剧中拯救出来，让陷入苦海的人重新站立，在另一个高度上成为不朽的典范。
　　所以关汉卿被人们誉为“本色当行”，他杂剧中的正面人物形象都十分丰满，可敬可亲，反面角色则滑稽丑陋，让人捧腹或者切齿。而马致远的文人气，在他的杂剧中表现也得很明显。有论者说：“马致远剧作中的作家个人意识最为浓重，尤其是写文人失意或神仙道化题材的作品中，那几套曲子，充满着矛盾的愤世嫉俗的感情，与他的散曲作品有何差别!也许他的作品的魅力正在于此，何等真实的感情抒发!足以震撼人们的心灵。清人梁廷楠在《曲话》中评论马作《荐福碑》的曲子时说：‘此虽愤时疾俗之言，然言之最为痛快，读至此不泣数行下者几希矣。’”马致远的悲情色彩，在《岳阳楼》第一折吕洞宾的唱词中也有所体现：
　　“【鹊踏枝】自隋唐，数兴亡。料着这一片青旗，能有几日秋光，对四面江山浩荡，怎消得我几行儿醉墨淋浪。
　　【后庭花】这墨瘦身躯无四两，你可便消磨他有几场，万事皆如此。(带云)酒保也!(唱)则你那浮生空白忙。他一片黑心肠，在这功名之上。……敢糊涂了这纸半张。”
　　此处的吕洞宾哪里像个白云飘渺间的老神仙，分明是一介饱经风霜的儒生。在这里，马致远悄然与剧中人物进行了角色置换，借吕洞宾之口抒发他个人情感。马致远笃信道教，道教在抚慰人心往往收效甚微。与佛教相比，道教有所求的目的性太强烈。佛教要成佛是为了普度众生，要光照万物、“觉有情”。道教只想自己成仙，眼光局限于自己，自身，自心。因此，“实际的宗教境界比单纯的审美愉悦具有更实在的生命寄托意义……人生的失落感被道教的宗教追求化解了。”马致远的宗教思想也使他消极悲观，这也是他不能自拔的一个原因。他没有庄子那样的智慧，找不到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路，执迷不悟地向外寻求，求不得的时候便有满腹牢骚，在《荐福碑》里他说：
　　“【寄生草】想前贤语，总是虚。可不道“书中车马多如簇”，可不道“书中自有千钟粟”，可不道“书中有女颜如玉”；则见他白衣便得一个状元郎，那里是绿袍儿赚了书生处。
　　【幺篇】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痴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则这有银的陶令不休官，无钱的子张学干禄。”
　　在我们今天看来，愤世嫉俗毫无用处，不如正正经经踏踏实实做一些实事。也许马致远在穷愁潦倒中也曾努力过，但是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只能在挣扎中更加郁闷地沉沦，再无被救赎的希望。于是我们只能看到他给自己颁发的安慰大奖，例如《荐福碑》的最后：
　　“【雁儿落】都则为范张鸡黍期，今日得龙虎风云会。你休夸举荐心，我非得文章力。
　　【得胜令】都则为那平地一声雷，今日对文武两班齐。想当初在古庙里题诗句，谁承望老龙王劈破面皮。其实、驱逼的我无存济；谁知、可元来运通也有发迹。
　　
　　【梅花酒】呀，张仲泽你忒下 得，说小生当日，正波进流移，无处可也依栖。他倚恃着黄金浮世在，我险些儿白发故人稀。当日在，村庄里、村庄里，教学的；教学的，谢天地；谢天地，遂风雷；遂风雷，脱白衣；脱白衣，上丹墀；上丹墀，帝王知；帝王知，我身亏；我身亏，那一日；那一日，便心里；便心里，得便宜。”
　　马致远文人气表现之二，在于他的作品中往往只表现男性的理念和愿望。对于女性，他不像关汉卿那样尊重。关汉卿笔下的赵盼儿，虽然出身风尘但是称得上是女中英豪；谭记儿聪颖、勇敢、果断、冷静，也是奇女子。但是在马致远笔下是没有这样的女性形象的。以其代表作《汉宫秋》而论，在这里马致远用一种很含蓄很文雅的笔墨写出了男人的普遍愿望——“阅尽人间春色”。王昭君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一个极端弱势的角色。从被毛延寿点破美人图，到被元帝冷落，再到被元帝宠幸，她都是浮萍一样飘来飘去没有半点自主权。等到毛延寿再度陷害，她就为了民族大义离开汉宫，到了黑龙江投水而死。因此对于昭君深明大义的评价，笔者以为也是很可质疑的。因为她选择了死。
　　这个昭君形象跟历史上相比是黯淡的，甚至是对真实的昭君的亵渎。通篇延续着典型的中国式的庸人哲学，就是认为死了就一了百了。其实《汉宫秋》的王昭君什么都没有保全，在她投江的时候，已经把民族大义给抛到脑后了。也有人说这是一种抗争，但是这种抗争是女权主义者最排斥的，属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进行的抗争。而王昭君在前面的戏中也不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女子，因为前文说自从有了王昭君，汉元帝就越发荒废了政事。如果她真的深明大义，总要劝谏一番。班婕妤可以拒绝与皇帝同车，冯婕妤可以挺身而出为皇帝挡熊，她王昭君为什么就只能当一个空心美人呢?杂剧中借元帝之口曾将昭君与西施做比较，这个对比真是绝妙的，因为世人一般认为正是西施的红颜祸水导致了吴国的灭亡。马致远也曾在一首小令中说“不因这玉环，怎引起禄山”，可见马致远骨子里也是有大男子主义的。再看历史上的王昭君，她美丽而智慧，并且有着不亚于男人的伟大胸怀。她人生价值的实现缘于她对那个时代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翦伯赞诗说：“何如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年。”极为形象地赞美了昭君的生命价值和对历史的贡献。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马致远对与笔下的昭君，是按照儒家的思想来塑造的，他内心深处最见不得的，就是昭君的失节。
　　再看汉元帝。《汉书》说他是一个“多才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的很有才华的皇帝，但是问题是对于一个帝王来说，这些才华是无用的。身为帝王，或者要有像汉武帝、成吉思汗那样开疆扩土的霸气；或者有如唐太宗，康熙一样的治国安民的雄才大略；而知人善用，是一个成功帝王所必须也是最关键的能力。但是《汉宫秋》里的汉元帝根本就不符合明君的要求，所以他将昭君献出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只会去埋怨那些官员，却不想想当初毛延寿还是他提拔的亲信。他只抱怨车跑得不快马儿不好，却不反思是谁挑选了这么不好的马。这样一个懦夫，是没有任何资格让人们同情的。
　　那么这个汉元帝形象是如何建立的呢?郑振铎在《插图中国文学史》中说：“致远的剧本中，却到处都有个他自己在着。”刘大杰先生也说：“在他的作品里，普遍地流露出一点读书人的失意与愤慨，不用说，其间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并借此抒泄个人的情绪。”所以，我们认为“汉元帝的命运，就是作者个人的精神传记。汉元帝的悲剧恰恰映照出马致远个人身世的悲凉”。汉元帝尽管贵为一国之君，但他追求美好生活而不得的个人不幸，却与马致远的命运十分吻合。在《汉宫秋》中，王昭君象征着人生的梦想与美好，毛延寿象征着人生旅途中不可知的障碍和阻力，而以呼韩邪单于为代表的匈奴的威逼，则暗示了命运中不可抵御的不幸和灾难。汉元帝追求与王昭君的美好爱情的过程，则意味着人们对理想的渴望与追求。马致远用汉元帝追求美好爱情的悲剧，展示了自己追求美好理想而不得，却受到重重阻拦，遭到沉重打击的痛苦感受。结合马致远的生平经历，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这种感受在他的创作中留下了多么深刻的烙印。
　　综上所述，马致远的人生悲剧与元代社会有关，更多的是文人脾性的自我惩罚，而缺乏传统文士的那种刚烈性和勇气。在元代，文人阶层普遍存在这样的困惑和绝望。壮志难酬的苦闷和悲哀，命运无法把握的失落感和幻灭感，使他们的理想幻灭，人生无依。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却没有觉悟要进行重建，反而还寄望于已经坍塌的废墟。“马致远是软弱的……希求仕进本身就说明对现实生活寄有希望。希望不绝，对社会的批判否定便不会深刻、彻底。”这就是文人最大的悲哀，得给他一条路，没有路的时候，他们便像阮籍一样穷途而哭。只有真正的文士才会如鲁迅先生那样说：“其实世间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参考文献：
　　[1]钟嗣成、贾仲明：《新校录鬼簿正续编》，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版。
　　[2]《中国古代戏曲名著鉴赏辞典》，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3]李修生、赵义山主编：《中国分体文学史·戏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 李景奇： 马致远人生悲剧的必然性分析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