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电子媒介主导艺术的特殊年代，有关文学的理论应当怎样书写?有关文学的概论课程应当怎样讲?不少人都有自己的独特选择。笔者新著的《文学理论》(修订版)主要任务是阐述文学理论的初步的导引知识，但这些导引知识实际上又同时会把人指引到文学理论的一些至今难有定见的深层次问题上去，因为文学理论领域原本就是很难截然区分初浅知识与深度知识的。这样，阐述过程势必要对当前中国文学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做出必要的回应。下面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当前中国文学理论应该在何种基础上以及往哪个方向去建构的问题，作出初步的说明。
　　极简化地看，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已经尝试过两种不同路径了。第一种是“西化”路径，即所有的文学理论概念、范畴、方法、思维方式等都取自西方文学理论构架。这一路径诚然可以一定程度上满足中国学人借助现代世界知识框架而把握中国文学问题的特定需要，但同时又让我们感到因此而丧失了本民族固有的文论传统，于是有回归古典之类呼声。第二种是回归中国古典路径，即面对“西化”路径的偏颇，呼吁尽力回归于中国古典文论传统，回头从中国古代寻求合适的文学理论概念、范畴、方法、思维方式等。这一路径虽然有可能满足我们的中国化或传统化情结，但毕竟由于我们是生活在现代性体制中，少有具体实践的机会，于是它更多地只能是一种理想主张或理论上的方案而已。它面临的难题在于，当古代文论知识从它们所从中生长的古代文化土壤中挪移开来，纳入当前新的文化土壤中，还能照样存活并充满活力吗?
　　依今天的眼光看，上面的西化与回归中国古典路径各有其长短，需要在总结它们的成败得失基础上，探索一种新的路径。这条或多或少有着新意的路径可以简括如下：现代文论需要新传统。寻求现代文论的新传统，在当前中国现代文论建设中具有一种必然性。常听人说，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应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提法很有道理，但做起来难。再难，也要做。不妨从容易的做起，先易后难，先就暂且提新传统现代文论吧，也就是这种中国现代文论要有那么点中国风范、意味或气息，让人一看就知是“中国”的而非他国的，这可以为将来那地道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现代文论，做必要的铺路石。
　　现代文论探寻新传统，实际上已经很久了，久到百余年了。自从梁启超倡导“三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以来，以及自从王国维运用西方美学观念写成中国首篇现代文论论文《<红楼梦>评论》以来，一代代现代文论家走上了鲁迅所谓“别求新声于异邦”的“西化”道路。不过，与此同时，他们也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内心珍藏的濒临衰败的中国文论传统提取出来，同西方文论展开艰难而又坚韧的对话与比较，要在“西化”中实现“以中化西”。可以说，现代文论的“西化”之路有多长，其“中国化”之路也就有多长，它们两者其实就交织在一起。如今回望中国现代文论的百余年征程，那条“西化”与“中国化”交织的小路曾荆棘满布，险滩错杂，危机暗伏，而前辈的坚持与坚韧也可歌可泣。其间，“中国化”呼声诚然不绝于耳，但“西化”范畴与方法毕竟更具诱惑力，以它们为主干编织起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基本构架。平心而论，这一以“西化”为标记的中国现代文论基本构架曾为急于寻求文学的社会动员效果的现代文学界，提供了有力而有效的方法论指导，历史功绩不容抹煞，当然其间也曾回荡过新传统的或强或弱的旋律。但是，在全球多元文化与文论并存而急需凸显中国个性的当前，对新传统的呼唤就不能不变得更加迫切了。我们如今如何建设当今时代需要的新传统呢?
　　首要的是，这样的新传统现代文论应当在何种基础上、并且以何种方式建立呢?现代美学家宗白华和哲学家张岱年曾经提出的设想值得重视。宗白华在上世纪20年代初就指出：
　　我们现在对于中国精神文化的责任，就是一方面保存中国旧文化中不可磨灭的伟大庄严的精神，发挥而重光之，一方面吸取西方新文化的菁华，渗合融化，在这东西两种文化总汇基础之上建造一种更高尚、更灿烂的新精神文化，作世界未来文化的模范，免去现在东西两方文化的缺点、偏处。这是我们中国新学者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并且也是中国学者应负的责任。
　　他从中国学者对现代世界文化建设应付的历史责任的高度，主张一方面要保存、发扬和光大“中国旧文化中不可磨灭的伟大庄严的精神”，另一方面又要“吸收西方新文化的菁华”，使这两种异质文化元素在现代“渗合融化”，并以此“总汇”为新基础而建造“更高尚、更灿烂的新精神文化”，作为“世界未来文化的模范”。宗白华的有关“东西总汇”而建造世界“新精神文化”的主张，在今天看来仍具现实指导意义。至于应当如何对待“中国旧文化”和“西方新文化”，张岱年随后不久的告诫，或许更准确并更具警示和启迪价值：“在现在中国，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与谋旧文化之复活，同样都是死路一条。如欲中国民族将来在世界文化史上仍占一地位，那只有创造新的文化，或建设所谓中国本位文化。”确实，中国现代文化和文论要想在现代世界立足，除了在“东西总汇”基础上“创造新的文化”即新中国文化，那是没有别的活路的。而在如何“创造新的文化”方面，张岱年晚年关于中国哲学的主张同样适用于中国文论：“今后的中国哲学，一方面要吸取西方近代哲学已经取得的成就，一方面又应不忘本民族的特点，珍惜中国哲学固有的优秀传统而努力加以弘扬。”既要吸收西方的成就，又要珍惜和弘扬中国固有的优秀传统。
　　由此不难对今天建设新传统现代文论的基础和方式提出一种初步设想。我们今天的文化生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变得更加复杂多样了：不仅要面对所谓“中国旧文化”和“西方新文化”，还要面对它们以外的全球其他民族文化，例如非洲文化、阿拉伯文化、亚洲的印度文化等多种文化，它们共同组合成一种中国现代文论和文化不得不在其中生存和生长的远为丰富多样的多元文化资源和文化生态环境。同时，更重要的是，百余年以来的中外文化与中外文论对话的历程表明，我们今天的现代文化和文论赖以继续发展的真正“基础”，既非“西方新文化”，也非“中国旧文化”，而是今天全球各种民族文化都必须正视并生长于其中的现代性世界文化，包括我们中国自己的已有百余年历史的现代文化和文论，而且谁也无法脱离这一新的文化基础和总体而另起炉灶。这就需要达成一种前提性共识：当前的中国现代文论建设必须和只能建立在已有的现代性知识体制及范式等基础上，而那种简单地继续“西化”或“回归古典”的取向，都是站不住的。
　　这样，我们对新传统现代文 论建设的基础和方式，可以获得如下基本认识：现中传神。现中传神，包含的是两“现”一“神”共三层意思。两“现”，一是指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适用的现代性知识体制总体，二是指中国现代性传统；一“神”，是指中国传统精神，它由中国古典性传统和现代性传统融汇构成，属于流淌于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传统血脉。现中传神，是指以现代性知识体制和中国现代文论传统为基础而重新光大中国文论传统精神。具体而言有三点：第一，新传统现代文论应当和只能在当今世界现代性知识体制这一总体环境之中生存和发展，而任何形式的“西化”或“回归古典”都是不可取的；第二，正是在这个现代性知识体制总体环境之中，新传统现代文论依托已有百余年历史的中国现代文论传统这一基础开展建设，这就是既要总结既往现代文论的成就和经验，更要反思它的失败和教训，同时注意吸纳世界各民族文论精华，根据新的需要而开展新的文论创造；第三，更加注意发掘、激活和活用中国文论传统中的某些精神，以便我们的现代文论能在这个全球化现代学术世界上重新彰显中国传统及其精神，至少是为这种重新彰显做一些必要的准备。简括起来，现中传神要求的是，在现代性知识体制环境和现代文论传统基础上彰显中国传统精神，即，坚持现代性取向并重塑中国传统。毛泽东曾指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改变的原则就是“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他还以鲁迅小说为这种范例：“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由此产生的这种“中国现代的”文化形态，不正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新传统么?可以说，在当今现代世界多元文化条件下，坚持在现代知识体制总体环境和现代中国文论基础上重新活现中国精神，形成中国自己的独特民族风格，正是新传统现代文论的精神气质之所在。
　　正是基于上述现中传神原则，新传统现代文论应当体现如下三要素：第一，现代知识总体。在知识总体环境层面上，新传统现代文论应以现代世界通行的现代学术知识型和知识范式等为基本构架，即包括文论思维方式、概念体系以及相应的作为支撑的宇宙观在内的东西，都是当今世界共通的或普遍可理解的。由于这一点，新传统现代文论应当具有自身的现代学术开放性。第二，中国现代传统。百余年来的中国现代文论已经和正在生成一种与中国古典文论传统不尽相同但又有血脉联系的新传统——中国文论的现代性传统，而这正是当前新传统现代文论建设必须和不得不依托的文论知识、问题和品格等基础。如果舍弃这一已有基础去从事现代文论建设，是不可能成功的。第三，中国传统精神。新传统现代文论应当在内在精神上，发扬包括中国古典性传统和中国现代性传统在内的中国传统气质、品格及个性等。这具体涉及两层面：在第一层面即概念、范畴、方法等层面，大力吸纳中国古典文论和现代文论的富于活力的概念和方法，它们作为从古到今传下来的属于中国的东西，即那些在现代知识型和知识范式框架及在中外比较中被证明是具备现代活力和价值的属于中国传统之物，有可能使得新传统现代文论形成自身的中国性或中国传统性。在第二层面即更内在而幽微的气质或神韵层面，新传统现代文论还需要在当今世界上重建一种中国气质、气韵或风范等，这才可能使得新传统现代文论形成自身的中国特色或中国个性。这三要素合起来，就是要建构现代中国文论传统。在这方面，鲁迅的以《阿Q正传》为代表的现代小说，确实可以从文学作品层面为新传统现代文论提供一种范例：首先，它从小说总体框架看是彻彻底底的现代小说，与中国古典小说不同；其次，它所塑造的典型人物阿O及其“精神胜利法”虽然是现代中国人物及其言行模式，但呈现出的却是一种只能被归属于中国传统的特定“精神”；最后，整部小说在其现代小说框架里暗溢着一种中国现代气质或气韵。
　　具体说来，新传统现代文论要在百余年来中外古今文论对话基础上，立足于汉语文学发展的当前境遇，尽力寻求一种中国现代的和传统的文论思考及评论框架。也就是说，这种新传统现代文论既非“西化”，也非“回归古典”；既非“食古不化”，也非“食洋不化”；既不信一些论者的现代文论“虚无”观，也不膨胀到现在就可以奢谈“文论输出”，而是要立足于当前中国文学与文论现实，走一条中国现代民族文论的独特道路。这就需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合理总结中国历代文学活动的丰富经验，从中抽取出那些在过去得到证明、在今天仍有价值、在未来可能仍具理论活力的中国因子或中国元素来。简言之，当前要着力建设的，既非单纯地认同于西方文论，也非简单地回归古典文论，而是建构一种新传统现代文论。这种新传统现代文论，既是中国现代的，具有面向全球各民族文学精灵开放的现代胸襟；又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具体说是传承以汉语为文学语言的现代中华多民族的独特传统，流淌着古往今来中华民族文学的固有血脉，其目的在于在全球多元文化语境中着力凝聚和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个性和风范。到那时，才有可能以此为基础，进而努力探求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论。
　　要建设这种新传统现代文论，原是要许多人一道来付出艰苦努力的。自知个人能力有限，距离真正地道的新传统还有相当的路程，但甘愿做这条道上的一枚铺路石子，让它通向新传统现代文论的建立和成熟。初步的设想是，目前暂且可以在现代知识型和知识范式框架中，重新挖掘中国文论传统的资源，从中提取出“感兴修辞”或“兴辞”这一具备中国风范的概念来，再借助外国文论的现代知识型和范式去加工改造，由此形成一条中国现代兴辞诗学路径。我不讳言，这是自己经过多年摸索后的一种理论回溯和建构性设定，它既是中国传统的，又更是建构的，是基于中国自身传统的一种现代建构。我并不固守“本质主义”或“中心主义”的那种“唯一”，但也不轻易宣告它们“终结”或扬言“去本质主义”或“去中心主义”，而只想按照我自己这些年来对文论建设的特定理解，抱着对现实文学活动的建构性关切，对我以为是汉语文学的独特特性的“基础”的“感兴”及“兴辞”概念加以重新阐发，尝试让它们在现代文论的阐释活力中游荡开来。因为，我们的现代文论目前既不能继续不加分析地全盘照搬来自西方的文学概念或回归中国古典文论，也无力实现全新的创造，既然如此，何妨从我们自己的古今传统中重新拾起过去活跃过并且未来有可能继续活跃的“感兴”传统呢?
　　就目前我国文学理论界的实际情形来说，尚不存在探访文学理论原野的唯一“大道”，而可以见到若干条交叉“小道”。既然如此，我只能选择其中一条。在我所选择的这条小道上，你能目睹如下独特的理论景致：第一，注重个体生命体验的古典“感兴”论与注重语言效果的“修辞”论联结起来，由此而推演出文学是兴辞这一新命题，而文学作为兴辞是中国人的符号实践的一种形式。第二，文学媒介成为文学理论的重要问题之一。第三，从文学的“兴辞”特性出发而建立文学文本六层面论。第四，兴辞批评及其个案分析。
　　全书的安排是这样的。第一章概要阐述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问题。第二章首先描述历史上的几种主要的文学观念，接着重点回顾“感兴”传统的古今演变轨迹。第三章阐述“兴辞”和“兴辞性”，并介绍两例个案分析。第四章讲述文学媒介概念及其演化、作用和特点等。第五章阐述文学文本的概念、要素、约定文类、媒介形态和文化类型。第六章分析文学文本层面，包括媒型层、兴辞层、兴象层、意兴层、余衍层。第七章阐述文学品质，介绍古典品质、外来品质和现代品质。第八章阐述文学创作问题，包括文学创作及其创制互渗性、文学创作的文化类型、作者角色、创作动因、创作过程等。第九章讨论文学阅读，分析文学阅读及其消受互渗性、文学阅读中的读者与感兴、文学阅读的文化类型等问题。第十章讲述文学批评及批评方法，倡导询构式批评，并阐述兴辞批评的阐述方式和特征。那就按照这个路线图开始这次新传统现代文论即兴辞诗学的探险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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