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世纪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的历史小说《天平之甍》通过日本留学僧在大唐的见闻感受，呈现出他对中国与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与看法。论文试图运用形象学理论，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考察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并结合作者创作的现实与历史语境，进一步探讨这一中国形象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井上靖　《天平之甍》　中国形象
　　
　　《天平之甍》是20世纪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第一部以中国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也是其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出版后得到了读者和评论家的高度关注，并于1957年获得日本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被视为“中日文化交流的颂歌”。王慧才认为“《平天之甍》描写了中日两国进行文化交流所经过的艰苦卓绝的历程，歌颂了中日人民源远流长的文化关系与历史悠久的传统友谊”。曹汾从当时日中交流的社会现实出发，认为“小说再现鉴真和尚为两国人民苦心结缘的动人事迹，正是为了借古喻今，表达日本人民决心冲破重重障碍，与中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强烈愿望”。此外如陈嘉冠以《友好交往源远流长——读日本小说<天平之甍>》为题、林学锦以文化交流有耿光——读井上靖先生的<天平之甍)》为题来分析这部历史小说。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往往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读《天平之甍》的思想内涵，还未涉及到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分析。本文试图运用形象学理论，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考察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并结合作者创作的现实与历史语境，进一步探讨这一中国形象形成的原因。
　　在《天平之甍》的第一部分叙述日本派遣第九次遣唐使时，作者这样写道：
　　只有在派遣遣唐使中最有重要意义的留学生和留学僧的名单，年内尚未决定，拖延到第二年。本来，政府化费巨额经费，甘冒许多人生命的危除，派遣遣唐使，其目的主要在宗教和文化的传入，即使有政治的意图，也是微不足道的。大陆和朝解半岛每次的兴亡盛衰，虽以各种形式影响这小小的岛国，但这时期的日本给自己规定的最大的使命是迅速建立近代国家。从圣德太子跨出了律令国家的第一步以来，还只有九十年，从佛教传人以来一百八十年。在政治文化方面，虽受到大陆很大影响，但一切还只是混沌一气，没有固定下来，仅不过是初具规模，有很多东西还必须向先进的唐国吸收。
　　不难看出，尚未出场的中国是一个先进的国家，他以优秀的文化迅速地对日本产生影响。尽管中国与日本之间横亘着大海，但是仰慕大陆文化的日本朝廷还是愿意花费巨资，甚至不惜牺牲许多人的生命，派出遣唐使，所以他们对有着学习大唐先进文化使命的留学生、留学僧的挑选极为严格。作为朝廷是这样的态度，那被选到唐朝学习的留学生和留学僧，他们在海上饱受风浪的折磨，甚至随时有丢失性命的危险，他们又是怎么想的呢?
　　玄朗非常热情地说：“不，没有关系，再忍一会儿就好了。只要船不复没，总可以到唐土的。可以看见闻名已久的长安城，洛阳城，在那里走走看看，便会有许多感想，会亲眼看见大慈恩寺、安国寺、西明寺。我会到哪个寺院去学习，有多少应该知道的事情，有多少该读的东西。一切都可以亲眼见到，亲耳听到，在广大的唐土中，我会吸取全部应该吸收的东西，只要再熬一会儿，再熬一会儿辛苦就行了。”
　　留学僧中晕船最厉害的荣睿突然发言：“我想这样的事，以前已有许多日本人经验过来了，有几百几千的人葬身在海底里，能够平安踏上陆地的人恐怕很少。一个国家的宗教、学问，在任何时代，都是达样培养起来的，都靠很多的牺牲培养起来的。幸得不死，就得好好用功。”
　　从玄朗、荣睿两名留学僧的表白中，可以看出，支撑他们克服困难的正是那优秀的大唐文化。他们对大唐文化的憧憬与渴望学到先进文化的那种求知欲，使他们克服了海浪的颠簸，战胜了死亡的危险。通过这种侧面描写，一个文化高度发展的先进的唐国形象已经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井上靖不仅通过侧面烘托来描写他心目中的中国，也通过这些留学僧在大唐的见闻与感受来展开描写。这些留学僧首先来到洛阳。作者是这样描写洛阳的：“洛阳的街衢，不愧为大唐两都之一，使日本留学僧感到眼花缭乱。规模和奈良城不同，其繁盛气象也不可此拟。这是周朝的王城，也是东汉、北魏、隋朝的京师，其历史之悠久，也不是日本可望项背。……大福先寺的生活开始后，从春到夏，普照、荣睿、玄朗三人，把课余的时间都化在京师名胜佛迹的游览上，目之所接，一切都值得惊叹。三个青年僧人从此威到日本这个国家和奈良这个都城又小又简陋。”
　　初次来到大陆的日本留学僧对规模宏大的洛阳城，赞叹不已。洛阳的悠久历史，它的城市规模与繁华给了留学僧们深刻的印象，同时在与他们自己的都城奈良的比较中突显出来。不仅如此，作者还描写了元宵时节洛阳街头的景象。
　　在这个国度里，无论城乡，每年正月十五节日前后数日，一到夜里，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人民通宵在街头游玩。在这期间，洛阳街头，每夜灯火通明，有些人家在檐廊下挂出许多灯笼，也有些人家特地作了巨大的灯架、灯棚，挂起了灯笼。每条街的十字路口，烧着火炬，人们在照耀如同白昼的灯火光中走着，唱着，跳着。
　　渡过运河渠，沿着永泰坊的填筑地走去，快走到南市的时候，夜的天空映出一片红光，不一会儿，三个人走进了人头汹涌的明亮的街头。普照曾找过几本书，想了解上元张灯、元宵观灯这热闹的街头行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此在拥挤的人群中，一边走，一边想起隋炀帝的诗句来：‘灯树干光耀，花焰七枝开。’这个举世无双的繁华的节日的街头，真如灯树干光耀、花焰七枝开所形容的景象。
　　作者还通过留学僧荣睿在唐的感受来突出唐朝的灿烂文化“我看这个国家，现在正发达到顶点了。这是我的最深的印象，花儿已开到最盛的时候。学问、政治、文化，恐怕从此要走下坡路。现在，我们须要尽量得到一些可以得到的东西。象群蜂采蜜一样，有多少各国的留学生，正在这个国家的两个都城中采蜜，我们也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中国文化以它的博大精深，兼收并蓄，似一朵盛开的鲜花，吸引了各国的学者与学生，使它成为当时文化的中心。唐都长安，成为释教中心，“国内外高德硕学，云集于此”。许多民族和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人物，或陆路，或水路，由不同的地区来到中国。不仅长安成为文化交流的中心，洛阳、广州、扬州等地也聚集着各国的学者或商人。当普照等日本僧来到洛阳时，与他们交往的除了中国人之外，还有婆罗门僧、林邑国僧或是新罗僧。而当时的广州，简直是一个世界性码头。一些外国人被大陆的先进文化强烈吸引，而在大陆娶妻生子，长期留居大陆。留学生阿倍仲麻吕留在大唐为官，留学僧玄朗在大陆娶妻生子，除了日本人之外，留居大陆的还有白人，波斯人和胡人。
　　一个作家对异国的理解往往会受到传统的社会整体想象的影响。社会整体想象一经形成，就具有传承性。孟华教授认为“从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在历史上对异国的认知当中，总会有一部分内容流传下来，进入到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中。这种积淀下来的因素在知识场中占据一个相应位置，并通过各种关系网，各种相互作用而对一个具体作者施加影响，使其自觉不自觉地、部分或全部地接受这种对异国的社会集体想象。”由于日本在历史上长期受惠于中国文化，中国作为一个优秀的文化载体的形象，已经积淀到日本人的心理底层。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尽管中日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这种观点依然存在于许多日本人的心目中。青木正儿、内藤湖南、吉川幸次郎等汉学家钟情于中国古典文学，对中国持友好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
　　井上靖便是一个喜爱古典文学的作家。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喜爱中国文学，阅读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特别是史传文学作品。而且他较多涉猎中日文化交流的书籍，自然会对中国文化产生一种亲近感，从而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
　　
　　参考文献：
　　[1]王慧才，中日文化交流的颂歌[J].外国文学研究1983(2):47-49.
　　[2]曹汾，中日友好的丰碑[J].西北大学学报1980(2):70-75.
　　[3](日)井上靖，天平之甍[H].楼适夷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
　　[4]孟华，形象学以及要注重总体性与综合性[J].中国比较文学2000(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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