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自孔子提出“诗可以怨”以来，“怨”不仅成为诗歌的功能，也逐渐成为诗歌审美的标准。钟嵘在《诗品》中评价诗歌时，“怨”亦成为重要的因素。本文旨在分析钟嵘“怨”的文学观的形成一方面是继承了文学传统，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当时文学风气的影响。
　　关键词：钟嵘　诗品　怨
　　
　　在《诗品》中，“怨”是最能够体现钟嵘诗歌批评标准的概念之一《诗品序》有：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在钟嵘所举的事例中，离别、思念、放逐、死亡、绝大多数是能使人感发“怨”之情的，在具体的评论诗人时更是体现了“怨”的重要地位。诗品中收录诗人凡百二十，上品十二人，钟嵘明确提出含有“怨”这一特征的有五人，分别是：
　　虽多哀怨，颇为总杂(《古诗》)
　　文多凄怨者之流(汉都尉李陵)
　　词旨清捷，怨深文绮(汉婕妤班姬)
　　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魏陈思王植)
　　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晋记室左思)
　　另外，上品之中的王粲和阮籍，虽没有被钟嵘明确地指出具有“怨”的特征，但实际上评论之词中已有暗示，(例如评王粲“发愀怆之词”，评阮籍“颇多感慨之词”。)而阮籍的作品则是公认的忧怨之作。《文选》李善注：“颜延年曰：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实际上含有“怨”的特征的诗人已超过了上品诗人的一半。中品诗人中，含有“怨”特征的也不乏其人，如：汉上计秦嘉，晋太尉刘琨，晋处士郭泰机，梁左光禄沈约等。并且钟嵘在追溯作家源流的时候，几乎都能将他们集中在《诗经》的风、雅和《离骚》上，而这些又都是以怨刺闻名的。那么，“怨”的文学观念何以得到钟嵘的如此青睐呢?笔者不揣固陋，试作简单分析，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文学传统的继承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古代的诗歌理论就形成一个传统的观念：诗言志。这个说法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还有诸多说法如：《庄子·天下》中说：“诗以道志”，《荀子·儒效》说：“诗言是其志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后来《诗大序》进一步阐释和丰富了这一观念，指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唐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则将志分为“悦豫之志”与“忧愁之志”：“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孔子在强调“诗教”时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指出了诗歌干预现实社会的功能。何休认为：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西汉淮南王刘安在《离骚传》中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明确指出《诗经》“怨”的特征。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尽管司马迁的这段话并不完全符合史实，但他却总结出一条正确的创作规律——发愤著书，指出了古代进步作家创作动机的一个主要特征，“愤怒出诗人”，“哀怨起骚人”。特别是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对屈原作品的“怨愤”给予高度的评价：“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东汉王逸对屈原的高度评价亦集中在屈原作品的怨愤特征上，他说：“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
　　很明显，在先秦两汉，“怨”成为了文学创作的重要动机和主要内容，由此产生了伟大的文学作品。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苦难和不幸是伴随着前进的每一步的，祖先们用鲜血和热泪浇灌了人类前进的脚印。汉末魏晋以来，诗人们继承了“诗可以怨”的传统，面对社会的动荡不安，政权的更迭割据，人民的流离失所，背井离乡，感觉到了生命在频繁的战争和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变得轻如鸿毛，社会也失去了可以维持其发展的基本秩序，于是唱出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的时代哀音，用诗歌写出了血淋淋的历史。尽管这一时期的诗人之怨，已不再仅仅是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的愁闷，也不再仅仅是对现实政治的尖锐批评，然而本质却都是诗人满腔社会责任感的心灵遭受残酷现实蹂躏的痛楚。无论是先秦两汉，还是魏晋以来的诗人们，之所以能唱出哀怨之绝响，是因为他们共同经历了苦难的人生，目睹了残酷的现实。正如一位作家所说：“悲怨来自苦难的人生，它和快乐与生俱来，原皆不可避免，而只有体验并认识到人生悲哀的人，才算是站到人生的制高点，从而创作也进入了比较高深的境界。”
　　作为一代批评大家，钟嵘自然不会割裂历史，更不会割裂诗人之心与评诗者之心。因此“怨”传统很自然地在钟嵘这里得到了继承。
　　
　　二　政治倾向、人生态度的使然
　　
　　钟嵘生活在六朝的齐梁时代，历史上留下的有关记载不多，生年已不可考，根据《梁书》、《南史》的有关资料，卒年可推定在梁武帝天监十七年(518)。钟嵘一生积极用世，齐明帝萧鸾建武(494-498)初，为南康王侍郎，齐东昏侯萧宝卷永元(499-501)末，除司徒行参军，梁武帝萧衍天监(502-509)初，迁中军临川王行参军，天监三年(504)，为衡阳王萧元简宁朔记室，后又迁西中郎晋安王记室。虽没有做过大官，但始终关心政治，敢于对弊政提出批评。《南史·钟嵘传》中记载了钟嵘的两次上书，一次是劝谏齐明帝“揆才颁政，量能授职”，“恭己南面”，一次是对永元以来的政治混乱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永元肇乱，坐弄天爵，勋非即戎，官以贿就，挥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骑都塞市，郎将填街。服既缨组，尚为臧获之事，职虽黄散，犹躬胥徒之役。名实淆紊，兹焉莫甚。”并且提出了改革的意见。
　　从正史中我们可以看出钟嵘的政治倾向和基本的人生态度。我们再来考察一下他的出身，据曹旭先生考证，钟嵘出身于士族，但到他这一代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已不再属于“高门”。齐明帝看到钟嵘的上书时不知钟嵘是何许人也，顾暠在回答明帝时说钟嵘“位末名卑”，足以说明钟嵘当时的现实情况。而钟嵘所处的社会地位，更容易使他较清醒地认识到统治阶级上层门阀士族的腐朽本质，产生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这些都无疑会对钟嵘的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到写作《诗品》的直接动机是不满于王公缙绅之士的评诗风气，而诗风总是和人的生活态度有着一定的联系，因此说，钟嵘“怨”文学观的产生和他的政治思想、人生态度也是密不可分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钟嵘的“怨”文学观仍然是建立在儒家诗教的基础之上的。钟嵘在做国子生时，他的老师王俭就是儒家的重要人物，再加上梁代是一个“崇儒重道”的时代，因此，钟嵘深受儒家文学思想的影响。表现在对“怨”的态度上便是“怨而不怒”，“温柔敦厚”，诗品中对鲍照、嵇康的评价最能说明这一点。鲍照被列为中品的原因是“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而嵇康“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同样被列为中品。鲍照与嵇康的诗歌含有“怨”的特征是明显的，但由于情绪太过激烈，甚至在立场上与统治阶级对立了起来，不符合“雅”的要求，而在诗歌的思想内容及感情上钟嵘要求“情兼雅怨”，并且在功能上要能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鲍照与嵇康显然并不完全符合钟嵘的审美标准。这又说明了钟嵘“怨”文学观的历史局限性。
　　
　　参考文献：
　　1.《论语译注》杨伯峻
　　中华书局2006年版。
　　2.《诗集传》朱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3.《诗品集注》钟嵘
　　曹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4.《文心雕龙义证》刘勰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5.《梁书》姚思廉
　　中华书局
　　1973年版。
　　6.《南史》李延寿
　　中华书局1975年版。

• 唐智慧： 钟嵘“怨”文学观的成因浅析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