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5日，黄建中先生的家人、同事和学生80余人，在武汉香格里拉饭店举行了“黄建中先生70寿辰”的祝寿活动。祝寿活动之前，组委会为黄建中教授举行了一个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从不同的方面，对黄建中先生的奋斗历程和取得的学术成就进行了研讨。
　　一
　　 黄建中先生，名金勋，号建中、钜舟、金钟。1936年8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蒲圻县（现改为湖北省赤壁市）大田村的一个贫农家庭。
　　 黄先生因家庭困难，自7岁开始，只断断续续读了两年半私塾，先后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发蒙书和《诗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幼学琼林》与《春秋左氏传》等古诗文，其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家放牛、打柴、务农。新中国成立后，黄先生参加了两年的家乡农民协会工作。在这八年半的读书、务农和参加工作的过程中，黄先生懂得了生活的艰辛、做人的道理和一些民间习俗，如山歌、婚丧礼仪等等。这些，都为先生以后的做人和从事文化、文字、训诂学的研究与教学，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从此，先生就将“明德致知，奋斗不止”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
　　 1951年9月，黄先生15岁，考入湖北省蒲圻县初级中学（现改为“湖北省赤壁市一中”）学习。在蒲圻初中三年的学习期间，先生除了学习初中的课程外，还补学了一些小学的课程。先生很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非常刻苦，各科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学习期间，还在地方报刊上发表了《一个受摧残的贫农媳妇》和《蒲圻山歌一首》等诗文。1954年9月，先生18岁，考入湖北省孝感师范学校（现改为“孝感学院”）学习。在孝感师范三年的学习期间，先生学习成绩优异，还与宋祖立先生一起收集整理并出版了民间长诗《崇阳双合莲》。
　　 1957年9月，先生从孝感师范毕业后，自愿到山区湖北崇阳二中教书。他认真备课教书，受到学生的好评。课余时间，继续练习写作，并在《崇阳文教》上发表了民歌体诗《教师之歌》。
　　 1958年10月，先生22岁，从崇阳二中保送进入华中师范学院（即现“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在大学的四年期间，先生除认真学好专业外，还在老师杨潜斋教授、郑远汉先生和系主任方步瀛教授的指导下，写出了《试论语言风格学》、《试论苏轼词的艺术风格》等多篇论文。
　　 1962年9月，先生26岁，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中文系语言教研室任教，开始了先生以后数十年的大学教学生涯。从此，先生一边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从事教学，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一边刻苦钻研，笔耕不止，发表与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为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和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受到学术界的称赞和重视。先生也从一名青年助教，逐步晋升为讲师、副教授、教授；由一个贫苦的放牛娃，逐步成长为知名的训诂学家和甲骨语言学家。
　　二
　　 训诂学是中国传统语文学的基础。中国语言学伴随着经学产生，解读、研习经典，首先就要对经典的字词进行解释。因此，训诂学在传统的语言学中最早产生，并成为中国传统学问的基础，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
　　 黄先生的学术研究也是以训诂学为基础来展开的。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训诂学上。
　　 黄先生对训诂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对传统训诂学的继承和教材的建设
　　 训诂学是传统语言学中时间最长的学科，所以训诂学的内容非常丰富。要发展这样一门学科，首先必须继承它。黄建中先生在继承训诂学传统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可以把它概括成两个方面：
　　 （1）传统训诂学的系统整理和建设
　　 中国大规模的训诂产生于汉代早期，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传统训诂的内容十分庞杂，缺乏系统。也就是说，中国的训诂实践工作的时间很长，经验也很丰富，可是系统地整理训诂原理，创建系统的训诂学却很不够。用黄季刚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所以传统训诂并非“真正之训诂学”。
　　 在上个世纪80年代，训诂学开始得到了大的发展。黄先生在那个时候，也对传统的训诂学进行了系统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建设系统的、具有现代意识的训诂学。黄先生对传统训诂学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探讨，非常有意义。
　　 比如，训诂学是根据“训”“诂”这两个字来命名这个学科的，可见“训”和“诂”这两个字对于训诂学这个学科来讲是很重要的。可是什么是“训”，什么是“诂”？历来说法很多，大家的看法都不统一。
　　 三国魏张揖《杂字》（《经典释文》引）谓：“诂者，古今之异言也；训者，谓字有意义也。”
　　 段玉裁《说文注》云：“毛诗云故训传者，故训犹故言也，谓取故言为传也。取故言为传，是亦诂也。贾谊为《左氏传训故》，训故者，顺释其故言也。”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有《诂训传名义考》，认为：“盖诂训本为故言，由今通古皆曰诂训，亦曰训诂。而单词则为诂，重语则为训。诂第就其字之义旨而证明之；训则兼其言比兴而训导之。此诂与训之辨也。”
　　 我们列举了几位训诂大师对“训”和“诂”的解释，说明对“训”和“诂”的理解和解释自古以来歧义纷纭，莫衷一是。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黄先生对“训”和“诂”的解释（《“训诂”义说》，载《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3期）：“诂、训、传，若笼统地讲，均可以是注释之别名，是一并列结构；若分开来说，诂是指释一般的单音节实词和虚词；训是指释双声、叠韵连语和重辞，即现在所说的双音节连绵字和迭音词；传则是讲句意、章旨和写作方法等。”
　　 我们把黄先生的话再简化一下，就更清楚了：“诂”是讲单音节词，“训”是讲连绵词和迭音词，“传”是讲句子和篇章。聚讼千年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黄先生对传统训诂学的整理和建设，集中体现在《训诂学教程》这本专著中（荆楚书社，1988年1月）。这本书一共有8章，分别讨论了如下问题：
　　 A.训诂和训诂学
　　 B.训诂的内容
　　 C.训诂的体制
　　 D.训释字词的形式
　　 E.训释字词的方法
　　 F.训诂的原则
　　 G.训诂学的术语
　　 H.训诂学的回顾与展望。
　　 它系统地阐述了训诂的涵义、内容、体制、方式、方法、原则及训诂和训诂学的兴起、发展与展望等问题。著作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好评。著名训诂学家殷孟伦先生评价此书“其评论前人，不失中允；系统严栗，理论精微；既周且详，多所发明”，并谓“似此，始可与言训诂也”。这个评价是很高的，也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2）对黄侃学说的发挥
　　 在训诂学方面，黄建中先生投入了很多精力在黄侃学术的整理和挖掘上。
　　 黄侃是“章黄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其学术成就主要在训诂学方面。黄建中先生对黄侃非常推崇，对他的研究和宣传也很重视。1993年5月，黄建中先生在华中师范大学主持召开了“海峡两岸黄侃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规模比较大，开得很成功。会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中国海峡两岸黄侃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这本论文集不仅收集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文章，还刊登了此前由程千帆先生在南京主持召开的同样会议的文章。
　　 黄侃早年在大学讲授《说文》时，留下一部手稿，共分2个部分：一是《说文小笺》，是对《说文》的注释；另一部分是解析“六书”的。这部手稿，能见到它的人很少。黄先生对这两份手稿进行了整理，并以《说文讲笺》的书名出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
　　 (二)训诂学的推广和应用
　　 训诂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实用的学科。杨潜斋先生曾告诉我们：文字、声韵、训诂要打通关；文字、声韵要落实到训诂上，训诂要落实到具体的经典上。这也就是说，我们的传统训诂学研究，最后还是要解决具体的文献问题。
　　 黄先生就运用训诂学理论和方法解决了不少的具体文献问题。他于80年代所写的《“重黎”考辨》一文，证明传说中的“重”、“黎”应该是两个神话人物，纠正了前人的错误。
　　 又比如，中国天文学上的28宿，是传统天文学最重要的内容。可是对于28宿的起源有不同的看法。根据文献记载，其形成的年代只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其起源期可能上溯至殷商时代，而明确地画有28宿星图的曾侯乙墓漆箱盖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竺可桢先生曾经对28宿与天球赤道的最佳会合年代做过计算，结果当公元前4500年至前2400年间相合的最多，达12宿（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录》118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如果把观测的范围扩大到赤道带，计入南北赤纬100带形区域内的星宿，在前6600年即可能达到15宿，在前4300年至前2300年间可达18——20宿（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天学》178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1月版）。因为缺少文献证据，竺可桢先生这个推算被否定了。李约瑟说：“要承认这一点，是有很大困难的，因为所有考古学和文字学方面的证据，都说明年代不可能那样早”（《中国科学技术史·天学》178页）。因此，他倾向于认为28宿起源于巴比伦。竺可桢先后有四篇论文论述28宿的起源，令人遗憾和奇怪的是，他竟一次又一次地推迟28宿的始创年代。在《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一文中，他认定中国的28宿体系早已开始于公元前二三千年，即他推算的28宿建立的理想年代的下限期，但在后来的文章中，他数次将这个年代推迟，以为不会比公元前四世纪更早，并倾向于接受巴比伦起源说。这个问题直到1980年代末仰韶文化河南濮阳西水坡蚌塑遗迹的发掘出土，才重新获得了一个检讨的机会。
　　 1978年，湖北随州市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一个漆箱，箱盖上按星空方位写着28宿星名，漆箱箱盖面黑漆底色上绘红彩，中间用粗笔写着一个篆文的“斗”字，绕“斗”字一圈用篆文写着28宿名称，盖面一端画着青龙，一端画着白虎，四周绘有图案。这表明28宿学说在楚国已广泛流行，这幅28宿图，是保存至今的珍贵的天文学资料。
　　 这是我国现在发现最早的28宿星图。据学者们的意见，这幅带有文字的星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画上题字的图。可是这个图上的字却似天书，很难辨认。学者们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变异很大，从时间上看，这个时期的文字比以前的殷商、西周早期文字还难以辨认。南方楚国的文字更是诡异异常。学者们对这幅珍贵的星图上的文字看法也有不同。
　　 黄先生运用训诂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的理论和知识，详细考察了这个漆箱上的图形和文字，与人合作写成了《擂鼓墩一号墓天文图象考论》和《论中国28宿的起源和意义》一文，将这幅28宿星图解读清楚了。这篇文章影响很大。它不仅是语言学的成功，对天文、历法都有重要的意义。
　　三
　　 文字学是中国传统语言学中三大学科之一。传统的语言学实际上是文献语言学，而文献语言是用文字纪录的，所以要研究文献语言学，首先必须认字，要研究汉字。黄先生在文字学方面也有很多贡献。我们把它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突破古文字藩篱，建立了合理的汉字学
　　 以前学术界比较重视古文字的研究，尤其是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对小篆以下的文字重视不够。这只能看作是古文字学研究，并不能涵盖所有的汉字，不是真正的汉字学。
　　 黄先生突破了这个限制，对整个汉字以及汉字的所有发展阶段都进行了梳理。这是整体的、宏观的研究，是动态的研究。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他与胡培俊先生合著的《汉字学通论》一书中（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这本书的内容非常丰富，全书一共有9章：
　　 1、汉字和汉字学
　　 2、汉字的起源
　　 3、汉字的演变
　　 4、汉字的结构
　　 5、汉字的形音义
　　 6、汉字整理和规范化
　　 7、汉字信息处理
　　 8、文字与训诂
　　 9、汉字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从标题来看，有理论的探讨，有微观的研究，还涉及到信息化等现代科技。这才是真正的汉字学。
　　 （二）把古文字学引入到语言学的范畴
　　 黄先生在文字学研究方面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把古文字的研究引入到语言学研究中。作语言学研究的人都知道，语言和文字虽然是不同的两个体系，但它们的关系却是非常密切的。尽管语言和文字关系密切，可是以前的文字研究，有时候却脱离语言来研究。而研究语言的学者，依据的主要是传世的文献。传世文献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些文献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发生一些改写。也就是说，传世文献，后人改动比较大。
　　 黄先生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他把古文字资料作为重要的语言学材料来使用，走出了一条很好的路子。这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1）在全国率先成立“甲骨语言研究中心”
　　 这个中心成立于1987年。“甲骨语言研究”，从这个名称就可以看出，它的研究跟别人是不同的。这个中心成立后，对甲骨语言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召开全国性的甲骨语言研究会议
　　 1990年10月，黄建中教授主持召开了全国第1届甲骨语言学研讨会，包括胡厚宣先生在内的许多知名学者参加了这次盛会。会后编辑出版了《甲骨语言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版）。这本论文集不是很厚，影响却很大。
　　 （3）身体力行，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甲骨文进行了研究
　　 《试论甲骨刻辞的词汇研究》是黄先生提交给全国第1届甲骨语言学研讨会的论文，后收入《甲骨语言研讨会论文集》。这篇文章有1万多字，意义很大。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甲骨文词汇的特点，指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研究甲骨文词汇。
　　 以上我们简要地介绍了黄先生在训诂学和文字学方面的成就。实际上黄先生治学的面是很广的，比如他在声韵学、诗词格律等方面都有建树。只是由于我们知识的浅薄，对于先生的学问尚未能登其堂，更不要说入其室了；对先生学问的精妙、深奥处，体会还很肤浅，只能简单作些介绍。
　　 人生七十古来稀。可是，纵观中国学术史，历史上研究传统小学的学者，尤其是那些道德文章都为人称道的学者，如王念孙、段玉裁，在封建时代，医疗条件很差的情况下都能享有80以上的高寿。我们相信在这个美好的时代，黄先生一定会比这些前辈们生活得更幸福，更健康！我们也祝愿黄先生健康长寿，在学术上作出更多的贡献！
　　
　　 章先东，男，黄建中先生弟子，现为武汉高校教师。

• 章先东： 不断进取的训诂学家黄建中教授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