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文艺鉴赏的尺度是以“真”为前提的，鲁迅先生的小说具有高强度的真实感，有“中国民主革命的镜子”之称。小说中多种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增强了这种“真实感”。
　　关键词：鲁迅小说 真实感 表现手法
　　
　　我们说，“真”是评价文艺作品的首要标准，文艺鉴赏的一切尺度都是以“真”为前提的。王若虚说过“真伪未知，而先论高下，亦自欺而已矣。”他主张文学作品论高下必须先辨明真伪，否则，一切评价都是妄为。无“真”，作品就失去了审美的价值。当然，这里所言的“真”，指的是“艺术的真实”，而非现实的存在。鲁迅先生的小说具有“中国民主革命的镜子”之称，它生动真实地描绘了一幅幅黑暗冷酷的社会画面，把国民的灵魂赤裸裸地暴露在我们眼前，高强度的真实感始终贯穿于字里行间。这种“真实感”与鲁迅先生在作品中所采用的各种增强艺术真实性的表现手段是分不开的。
　　一.第一人称“我”的使用
　　第一人称“我”的使用在鲁迅小说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比如《呐喊》14篇中，运用第一人称“我”写作的就有8篇，《彷徨》11篇中，则有4篇，达到总篇目的1/2，可见鲁迅对第一人称“我”的运用相当重视。
　　运用第一人称“我”，能使作品产生一种“目击记”的效果，就像“我”在告诉读者一个个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故事，并将“我”的内心世界坦荡地托现给读者。“我”在作品中的活动，使小说情节及作者的思想更直接、更真切地表现出来。
　　“我”在作品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始终起着“见证人”的作用。《孔乙己》一文中的“我”，是咸亨酒店的一位小职员，作者通过“我”的所见，告诉读者孔乙己的活动及外貌变化，通过“我”的耳闻，告诉读者孔乙己痛苦的人生经历。这样，孔乙己的形象就如在电影上一样，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掩卷深思，一个没落文人的苦难、耻辱历历在目。这种强烈的真实感，无疑更加深了读者对孔乙己人生悲剧的理解，增强了对封建科举制度迫害知识分子的认识。
　　而在《一件小事》中，“我”既是事件的见证人，又是表现作品主题的“渠道”。小说以“我”的亲身经历，叙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而车夫虽身为“低等人”，却具有崇高的道德精神，以及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我”身上的“小”则是在叙述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内心活动的揭示表现出来的。这样一来，作品更显得自然、真实，有了更强的说服力。
　　二.巧设人名和地名
　　没有比采用真人名姓、真实地名的作品更能让人对其内容深信不疑了。鲁迅的作品虽然没有直接这样做，但诸如《故乡》中的“迅哥儿”，《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鲁镇”，《孔乙己》中的“咸亨酒店”之类逼真名称的使用，仍能起到上述作用。不少读者因而对作品内容信以为真，产生了“迅哥儿”就是鲁迅本人，“鲁镇”可能就是鲁迅的家乡，“鲁四老爷”没准就是作者家乡一位恶绅的想法。至于“咸亨酒店”，因绍兴现在就有，便更增强了人们对作品真实性的信心。
　　其实，大家都知道，“迅哥儿”不是鲁迅本人，但从“迅哥儿”身上，我们是可以对鲁迅少年时代的快乐生活窥见一斑的。至于“鲁镇”，那是作者创设的一个典型环境，它是封建社会的缩影，在这个地方，集中体现了封建秩序的阴森和封建意识的浓郁。“鲁镇”中的人物，也分别代表了当时社会上的各个阶层。象《祝福》中的“鲁四老爷”，就是封建礼教的维护者、执行者，是封建强权的代表；“祥林嫂”等小人物无疑是受欺压的下层劳动人民的象征；“我”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下层人物的悲苦命运充满深切同情，但又无法帮助他们摆脱周身的束缚，只能将自己的愤怒通过文字表达出来，以激起全社会的力量来推翻这座封建魔窟。“咸亨酒店”的作用也是如此，它是“我”和读者了解社会的一扇窗口，其中所闪现的各色现象正是旧时代的缩影。
　　三.“日记体”的写法
　　日记是人内心世界的展露之地，凡不宜公开的都可在日记中倾吐出来。因此，日记反映的一个人的情感、思想等，都是最真挚且最能打动人心的。鲁迅成功地运用了日记体的写法，将自己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对封建统治的愤怒，淋漓尽致地渲泻出来。《狂人日记》的写作即是成功的一例。在该文中，作者狂人的内心独白对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进行了尖锐的口诛笔伐。受所处社会环境的限制，作者不便直接发表个人观点，而借用“狂人”形象，便可无畏地向封建制度发出响箭了。小说开头的“序文”中，鲁迅指出日记为狂人病中所书，虽经“撮录”，但“记中语误，一字不易”，说明还是原来的本貌，而且书名也是狂人病愈后自己题写的。鲁迅将此写得有声有色，似有其事，一方面强调了日记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也便于抒发作者的真情实感。无论是狂人“我”向人们诉说自己的痛苦遭遇，还是表达自己对吃人社会的愤怒，都使读者深感真实、亲切，从而达到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
　　德国诗人海涅说过：“能够让主人公自己说明、表现他的情况，尤为内心的情况，较之作家自己的话来叙述更为接近史诗。”《狂人日记》的写法便显示了这种成功。
　　四.传记体的运用
　　作为记录一个人生平事迹的传记体文学，其内容必须是真实可靠的，将这种文体引用到小说创作中，便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鲁迅便采用传记体创作了小说《阿Q正传》。
　　在《阿Q正传》序中，作者向读者交代了阿Q的身世、生活状况以及围绕为阿Q写传这个问题的思考，使读者感到：阿Q是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物而登上历史舞台的。
　　阿Q之所以给人们留下了强烈的真实感，除作者使用了传记体的手法外，更主要的是真的典型性。这一点，已有许多论及，在此不再赘述。所以，我们说，传记体能增强作品的真实感，但即使不采用这一写法，只要人物形象具有“典型性”，依然不会降低真实性。
　　以上手法使鲁迅小说具有极高的“真实化”效果，但“真实感”并不仅源于这些方法的使用，而更在于他对社会生活的艺术化再现，在于他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张成，渭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 张成： 鲁迅小说增强真实感的几种技法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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