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直以来都是文人喜于探讨的话题。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进行试论：“发愤著书”说源于对黑暗政治、不幸命运的抗争；“发愤著书”说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发愤著书”的艺术手法：以小见大，以近见远，以古喻今；“发愤著书”体现了“中和之美”的审美标准。
　　关键词：司马迁 发愤说 命运的抗争 中和之美
　　
　　文人在对文学作品的创作时有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是一种“舒愤”的状态，也就是“发愤著书”。“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的核心。“发愤著书”不仅是对个人的命运态度，也是“忆往事，思来者”普遍的对生命个体的“想有所作为而不能”的人性关怀。同时，对整体的社会人生具有广泛的影响。
　　“发愤”有两个含义：①“发愤”作为一个词来讲，陈子展在《楚辞直解》中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发愤”即是下决心，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去做一件事情。②“发愤”作为一个动宾短语。屈原《九章·惜诵》：“发愤以舒情”。“发愤”的原因是“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发愤”的目的就是“舒情”。“发”的意思就是：舒展，表达，传达，“愤”就是心中的郁结。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从写作的本源上讲，是对黑暗现实和不幸命运的抗争；从内容上讲，它不是个人的叹老嗟卑，而是有着积极进步的社会内容；在文学创作的艺术方法上：以小见大，以近见远，以古喻今；审美方面体现出“中和”之美的文化标准，“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下面具体来看：
　　一.“发愤著书”说源于对黑暗政治、不幸命运的抗争
　　对汉武帝拳拳忠心的司马迁，在为李陵辩护后惨遭腐刑之辱。这是司马迁著书泄愤强大动力和直接原因，他认识到对黑暗残酷的现实，必须具有反抗的精神。屈原之所以“发愤以舒情”也是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故忧愁忧思而作《离骚》。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痛陈此事。“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身虽败陷，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推信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司马迁为证实李陵不是叛徒，却在武帝的盛怒之下被处以腐刑。其对黑暗的社会的愤恨之情久久郁积其胸。
　　正如司马迁《报任安书》所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而做《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之所作也”，即他认为周文王、孔子、屈原等都曾有和他一样的境遇；如屈原虽然“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然而“谗人间之……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终“盖自怨生”乃赋《离骚》。
　　在司马迁受宫刑之后还可以坚持《史记》的写作，还有另一个主要的原因，也是最初的一个原因。归结为一个字就是“孝”，司马迁的父亲临终时对司马迁的要求就是，把他没有完成的史书继续写下去。在司马迁答应了之后，他的父亲才安然的离开人世。为继承先父的志业，司马迁受到重重险阻，甚至是最最不堪忍受的宫刑，还要忍辱努力著书实现宏愿。可见，司马迁绝对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孝子。
　　司马迁历数名著传世之先圣，总结他们在著书之前的不幸遭遇，看到了社会的不公，政治的黑暗，内心郁结，从而用“发愤著书”的方式来抒发了自己对黑暗政治和不幸命运的抗争。
　　二.“发愤著书”说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
　　司马迁列举先圣各有郁结所在，其“愤”各不相同，“愤”源起的内容十分的广泛。
　　初遭怀王疏远之时，初见谗被疏,屈原的心情是愤懑的,同时要求辩白的心情也非常迫切,所以诗的开篇便云：“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对于屈原的“愤”，直接的原因就是遭受了“信而见疑，终而被谤”的不公正的待遇。一心想助怀王成就天下大业，联齐抗秦，以为齐、楚二国有抗秦的雄厚实力，然而，怀王却听信张仪的谗言，与齐国关系失和，从此开始亲秦。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昧。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屈原在以后的作品中也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国危亡，使楚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与此相关，屈原的作品还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楚国贵族集团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表现了他坚持“美政”理想、坚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同时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献身于祖国的决心。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说道：“诟莫大于宫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可见，在人们的观念里，一个人所受的耻辱，腐刑应该是最为严重的了。一个人遭遇宫刑之后，就会变得毫无地位和价值可言。人们对待受过宫刑之人，从古到今，都是轻视的。不仅如此，凡事如果和受过宫刑之人有关，别人还会觉得是一种耻辱。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多次谈到自己在现实中的尴尬处境：任安写信叫他“以推贤进士为务”，尽管他自己也很想为朝廷尽点力，但觉得自己没有了这种资格：“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虽才怀隋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馀荐天下豪俊哉”，“向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庭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昂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呼！嗟呼！如仆尚何言哉！”受刑之前都难以得到重用，更何况是刑余之人？自己还能说什么呢？纵使自己品德高尚、才能出众，但是“动而见尤，欲益反损”，又有什么用呢？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可以看到司马迁对自己遭受腐刑之后，有很多的自卑和失望。但是，对于自己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崇高的理想和追求，能够做到极刑而无愠色。
　　“发愤著书”有不同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不是简简单单的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是鼓舞着那些正直有为之士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而坚持不懈地奋斗。
　　三.“发愤著书”的艺术手法：以小见大，以近见远，以古喻今
　　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司马迁对《离骚》的评价是：“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微词，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对远古称道帝喾，近世称述齐桓公，中古称述商汤和周武王，用来讽刺当时的政事。阐明道德的广阔崇高，国家治乱兴亡的道理，无不完全表现出来。涉及广阔的社会现实，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让其有史可见。他的文笔简约，词意精微，他的志趣高洁，行为廉正。文章说到的虽然细小，但意义却非常重大，列举的事例虽然浅近，但含义却十分深远。
　　如《史记·吕太后本纪》写吕太后的一段文字：“孝惠帝崩。发丧，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疆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疆曰：‘帝母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乃如辟疆计。太后说。哭其乃哀。”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到吕太后的权欲熏心和凶残恶毒的真面目。
　　四.“发愤著书”体现了“中和之美”的审美标准
　　“中和之美”是处于优美和壮美两极之间，刚柔相济的综合美。《吕氏春秋》在论音乐之美时则主张，“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太巨则志荡，以荡听臣，则耳不容，不容则横塞，横塞则振；大小则志嫌，以嫌听小，则耳不充，补充则不詹，不詹则窕”，总而言之，兼容两级，适度而不走极端，便会取得中和的审美效果。
　　“中和之美”的标准具体到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上便是文与质，美与善的和谐统一。孔子称赞《诗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多数古代诗人去自觉或不自觉的遵循着“诗教”精神，以“怨而不怒，婉而多讽”的方式来批判现实。
　　“中和之美”的古代文学特征：①情感适中，孔子在《诗经·周南·关睢》中“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表达喜怒哀乐不可过分，要有节制。②多样的统一，进入中和的众多因素，不仅相互依存，而且，要经历一个互泄，转化生成的运动过程。这种多样的统一，就是通常所说的“五味调和，八音克谐”。
　　综上，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受到屈原“发愤以舒情”的影响，揭示了文学艺术中带有普遍的规律，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与理论的一个优良的传统。在理论上对后世的诗、文，甚至小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发愤著书”的思想，直到今天。
　　
　　参考文献：
　　1.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M]，2001.
　　2.黄保真、成复旺、蔡钟翔，《中国文学理论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高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 高巍：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1期
• 高巍： 试论《围城》中方鸿渐的悲剧命运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