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羌笛”是唐宋边塞诗词的一个重要意象,乐器本身性质及人们主观情绪的作用使它在表情达意的同时拥有了悲伤凄凉的色彩,同时民族文化的交流也使这种情况得到了进一步确定,笔者从这三个角度出发探讨“羌笛”意象悲凉情感的成因。
关键词:羌笛 意象 边塞诗 有我之境
近几年来,随着羌族文化研究日趋火热,出自羌中的古老乐器——羌笛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众多研究者从乐器的起源、艺术特质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探讨。在文学方面,“羌笛”是唐宋边塞诗一个常见的意象,许多名篇中也能看到它的身影,人们在阅读时很容易发觉这种意象略带“悲凉”的意味,然而其原因如何更有待进一步思量。
一.“悲凉羌笛”——自身特点的良好铺垫
笛是一种常见的乐器,每提及闯入人们脑海的便是横笛、竖笛,甚至箫这一类的形象,它们在演奏的方式上虽然略有差异,但其体型轻小、便于携带的特点却是有目共睹的,“羌笛”便拥有这类乐器的共同特点。可是,羌笛在此基础之上有着更为明显的外形优势——“终身全长13-19厘米,管口直径2厘米左右,笛管装有4厘米长的竹制吹嘴”,由此可见羌笛比其它同类乐器更为短小,也比它们更适合长年行军作战忙于奔走的边塞将士使用。由于袖口衣襟均可收纳,它流传起来的速度自然也是不可限量的。其二,羌族是我国最为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一直活跃于我国西北部地区,两宋时期甚至出现了雄霸一方的西夏(党项羌——西羌的一支)王朝。中原与羌族时有战乱,出自羌中的乐器羌笛也很自然地随着战争的脚步流传到汉族军营中。羌笛的传播过程是至下而上的,也就是说最先使用它的是边塞的下层士卒,逐渐递进并最终被那些文武双全的高层将领所接受。演奏形式简单、易学易用是使得羌笛拥有这一传播特点的重要原因,戍边的中下层士兵没有更高的文化修养,他们容易接受这种难度较低的音乐演奏形式,再加上它们生活的苦闷单调,吹奏羌笛也便成为了他们排遣寂寞情怀的优良载体,久而久之“羌笛”便作为诗歌意象经常性地传达着人们的思想情怀,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边塞诗人稳定的艺术加工,它才拥有了今日我们所见的特质。若说以上两点只是对于羌笛自身特点的简单描述,并不能有力地证明“悲凉”二字,那么其自身的音质特点则是更为有力的证据。施正一主编的《民族词典》中对羌笛的音质有以下描述“音域宽广,音色深沉、低厚”,可见羌笛虽然短小,但是那种浑厚、低沉的音质特点却非常迎合戍边将士的心情。吹奏者与聆听者不发一语便将这种声音传向远方,试想在茫茫草原、浩瀚戈壁中,笛音穿透云霄缭绕耳旁是一种多么震撼的场面。
千里玉关春雪,雁来人不来,羌笛一声愁绝,起徘徊。
——温庭筠《定西番》
谁家营里吹羌笛,哀怨教人不忍闻。
——佚名《杂曲歌词镇西》
面对着边塞初春,苍穹中只有北归的大雁偶然飞过,羌笛的曲调在茫茫西域辽阔的雪海之中回响,笛音凄凉悲壮,哀怨愁绝直到远方。此情此景,不管是温飞卿还是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戍边者们又怎不黯然感伤,刻下羌笛声中无限的悲凉。这一切既是诗人们心灵的书写,也是羌笛自身音质所传达的特点。
二.“悲凉羌笛”——“有我之境”的无限延展
说到含有羌笛这一意象的诗歌,很快浮现在众人眼前的一句:
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柳永《望海潮》
这里“羌笛”承载的意蕴是喜悦而悠扬的,可见,它虽然音质有明显的偏向但并不影响其成为一种表达欢乐情怀的乐器。文献中亦有记载“是人们在喜庆丰收,过年过节劳动之余常用的主要乐器,亦是小伙子向姑娘表达爱情的一种方式”,事实上任何一种乐器的产生及乐器发出的声音都是客观的,它本身并不具备是喜是悲的判断标准,之所以说“羌笛”是一种悲凉的诗歌意象与人们后期对它进行的主观创造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便是王国维说的“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人们在进行边塞诗歌的创作时都带着明显的情感倾向,而也正是因为人们将自身所感之悲凉熔铸于诗词之中、熔铸于“羌笛”意象之上,它才有了读者今天所看到的明显的指向和特点,这种意象传达而出的悲凉,不仅有先天良好的胚苗,更重要的是后天环境的影响。
前文中提到,羌笛作为一种通俗乐器使用者多为戍边将士,他们是战争最直接的参与者也是苦难和问题最直接的面临着,他们思乡,于是“羌笛”思乡: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渔家傲》
写尽了征人对家乡魂牵梦绕的眷恋和有家归不得、光阴飞逝的无措及迷茫;他们厌战,于是“羌笛”厌战:
为问边庭更何事,至今羌笛怨无穷。
——唐高适《金城北楼》
战争的无休无止是统治者野心的蔓延,士兵只是他们毫不吝惜的棋子,他们内心的厌倦也不是羌笛声声可以言说得尽;他们失意彷徨,于是“羌笛”壮志难酬: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之涣《凉州词》
戍边士卒为报恩情不惜舍身赴死,然而君王的恩德确如春风般无情,将他们彻底遗忘,彻底丢弃在荒凉的边关。戍边的将士都是热血儿郎,都有满腔的赤诚,甚至还有许多掩埋在心中的梦想:或高居庙堂出将入相,或隐退江湖安贫乐道,但是战争却让他们不得不长年处身于这孤独的边疆,或许也有马革裹尸以身报国的豪情,但那些厌倦的因素也随着时日增长而日渐浓烈,思乡、思妇、感叹命运的无偿,十五从军,八十方归,这种一生的消磨让曾经的少年空负白首,却也只叹一句武皇开边之意未已,而后继续着忧伤,于是他们的诗词曲调中多了这份感叹,多了这份埋怨,亦让“羌笛”意象多了这份悲凉。战争不是一年两年,戍边的人更不是一代两代便能止息,因此将士们心中的郁郁不平会代代相传,置身军营的人们之间便有了一种文化的传承,不仅羌笛之声不绝于耳,连诗人作品中的境况、情状也是会深受影响的。影响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不管是唐代还是宋代将士们吹奏羌笛时会选择诸如《折杨柳》《梅花落》等曲目:
牧童何处吹羌笛,一曲梅花出塞声。
——韦庄《阳间》
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
——唐高适《塞上听吹笛》
相同曲目名称频繁出现于诗歌描述之中,足见在塞外军营中“羌笛”文化的传承,这种传承不仅仅只局限于曲目的相似性,更有人们之间情感的穿插。边塞诗歌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本身便拥有了许多固定的主题、意境、思想等,它们中的大多数也自有其悲壮苍凉情状,“羌笛”这一典型意象沾染悲凉色彩与长期以来的文化预设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上文所说的军旅文化传承也自然而然的对边塞诗歌创作特点进行了承袭,当然也包括“羌笛”意象。简单说来,边塞诗的文化氛围让“羌笛”悲凉,军旅文化的递接让“羌笛”长久。
“一个听觉意象在一定程度上比传统的视觉意象更具艺术的表现力和感染力”,羌笛是一种乐器,它所表达的情感需要从听觉进入人们的内心世界,诗歌意象的“羌笛”出现在诗词字面上呈现给人们的是直观的视觉信息,但视觉信息的传递者是先有听觉的冲击才能写出那样精准动人的情绪,才能带给读者不同的感受。而读者,尤其是身处边塞驻守边防的读者却在视觉和听觉的双重作用下与作者产生了极高的共鸣,“羌笛”意象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被人们认同并逐渐放大,那种悲凉的情愫也更深入人心。
黄云陇底白云飞,未得报恩不得归。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
——唐李颀《古意》
这几句首诗传达了一个极富感染力的画面,“羌笛”意象在其中便完成了视觉到听觉的一次深入交流。十五岁的新妇,羞颜始展,仿佛还是不知世间愁为何物的年华,眉宇间除却纯净便是娇俏明媚,然而忽有一日,她不再弹奏华丽婉转的琵琶曲,不再吟唱飞舞,却演奏出如羌笛般哀沉的塞外之音,一时间这种强烈的反差让所有的人目瞪口呆,她的美丽与边塞的荒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情怀不仅让读者动容亦让特骨铮铮的三军将士挥泪如雨。此刻,人们仿佛看到了边塞的苦寒,看到了将士们的哀愁,看到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莫名凄凉。视觉与听觉的交融在这首诗中十分出彩,“羌笛”意象从视觉到听觉的变化也让其悲凉的意味更为深远。
三.“悲凉羌笛”——民族文化交融的缩影
羌笛有着很悠久的历史,自汉代起便逐步融入人们的视野,也成为各个时期边塞诗歌中频繁出现的意象。唐代边塞诗尤为繁盛,这与强大的国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和西北少数民族的相互交流使人们对羌笛有了更多了解,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羌笛”意象也就越来越多地融入于其中。但是,因其出现位置的特殊,这个意象有了许多“悲凉”的意味,而民族文化的交融在这其中也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唐代有著名的“十部乐”,但羌笛却未在其中出现,这说明此时的它还只是一种普通的少数民族乐器,还没有进入宫廷没有融入汉文化真正的主流。但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主流诗人也开始逐步地接受羌笛,在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众多名家的诗作中也成为屡见不鲜的意象,这是一种文化层面及精神层面的融合,是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另一种形式,虽然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但它已和中原的人们密不可分了。这种相互融合对羌笛多用作悲凉意象是有推动作用的,人们在阅读了大量的边塞诗歌后会对“羌笛”意象产生不同程度的定向思维,在后人的创作中,他们会不自觉地模仿着使用,想要改变已有一定难度。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多融合程度的加深,我们所见到的“羌笛”想要脱去悲凉的外衣就显得更是艰难。总之,“羌笛”意象的使用促进了民族间文化的交融,而这种交融也反过来对“羌笛”意象的模式化和情感的偏向性有不可阻挡的作用。
考察“羌笛”悲凉意象的成因大致能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羌笛的自身特点是客观原因;二是人们自身情感的加工渲染,是主观的原因;三是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地推动,是外部动力。羌笛作为一种乐器,是人们打发闲暇借以抒怀提升品位的工具,而作为意象,则更能抒发人们心中的情感,或许这意象是悲凉不可闻的,但那其中的,美却是我们万语千言也言说不尽的。
参考文献:
1.彭定求 编《全唐诗》 中华书局2003年7月版。
2.唐圭璋 编《全宋词》 中华书局2009年3月版。
3.王国维 著《人间词话》 中华书局2009年5月版。
4.傅道彬 著《晚唐钟声——中国文学的原型批评》(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5月版。
5.施正一 编《民族词典》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谭浩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