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女性是在几千年传统文化思想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她们比男子相对缺乏生活体验,于是一旦女性的意志受到抑制和否定时,女性的苦难和不安意识就更多地集中于自身所熟悉的情感或情欲体验,甚而至于过份关照自身的身体体验,这种以情抗理的行动注定了其命运的悲剧性。以邓幺姑一生的情感演变为例来探究新旧交替、民主思潮萌动的晚清时期,中国现代女性对自身意志与命运的关注和抗争,人性的蠢蠢欲动宛如死水泛起的微澜,预示着狂风骤雨的即将来临。
关键词:天理 人欲 女性 悲剧性 命运
李劼人是一位写实主义作家。他把《死水微澜》的时代安置在1894年到1901年,即甲午年中日第一次战争以后,到辛丑条约签定的这一段时间。内容以四川成都城外的一个小乡镇——天回镇为主要背景,具体写出那时内地社会上两种典型又邪恶的势力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教民与袍哥)。故事中的女主人公蔡大嫂形象光彩夺目,在那个激荡的年代,她与几个男人的情感纠葛更象一面镜子折射出时代大环境的麻木、愚钝、阴森,犹如一汪死水。而蔡大嫂是一位“新到极点”的人物,在现代小说中是独特而不多见的。梁启超曾写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1]而《死水微澜》中蔡大嫂的“新”正预示了五四新思潮的到来。
一.乡土女子的最初梦想—富贵梦
《死水微澜》中的邓幺姑生活于乡村一隅,微贱的出身,低微的社会地位与下等的生存条件,使她无机会接受圣贤经传的熏陶,反倒是封闭固执的巴蜀文化影响了她的性格生成,使她的身上积淀了“山高皇帝远”的民间叛逆精神和地处偏远而不遵礼法的巴蜀文化因子。同时,她生活在相对宽松自由的家庭环境中,这便培养了她自由奔放、独立不羁的个性意识。她的大胆宣言就是“你管得我的”,这在当时确实是不同凡响。韩二奶奶通过口述记忆中的成都促成了邓幺姑最初的梦想,使邓幺姑引以为戒中从小便种下了一个愿望,那就是长大了去成都过城里人的富贵日子。
邓幺姑的富贵梦,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随着年岁的增长,模样的越发俊俏,她觉得自己的梦离现实越来越近。作品中说,邓幺姑有着“奇异”的“美”。她的美不是那种世俗的艳丽或妖冶,而是生于俗世却又脱俗的“俏丽”,颇有些“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花品性。但是,她毕竟是个纯朴简单的山村丫头,涉世不深,她并不了解外界的复杂和门第等级观念是如何深入人心,她的梦一直没有机缘成真。最终韩二奶奶的死彻底无情地粉碎了她的富贵梦。富贵梦的指引人,改变生命的那根稻草从此消失了,邓幺姑痛苦万状,悲愤莫名。“欲望总是把它们的满足当作欲求的最后目标来哄骗我们……从愿望到满足又到新的愿望是一个不停的过程。”[2]随着这一记梦的破碎,邓幺姑对现实的生活追求放低了标准,但是她仍然有强烈的愿望走出穷乡僻壤,离开闭塞落后的家乡,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
二.追梦人的执着与期翼—掌柜娘
在现实的无奈和挫折面前,梦想自然而然的便会一步步缩小,缩小到离现实越来越近。成都之梦的破灭让邓幺姑接受了生命中的第一次沉重打击,蔡兴顺的出现又燃起了邓幺姑的新的生活希望,成了天回镇蔡家杂货铺的掌柜娘。她的宣言最终显示了无力,还是谁都管得了她。她还是依照现成的定例嫁给了与她个性形成巨大反差的太过老实的蔡傻子,天回镇的人习惯于称她为“蔡大嫂”。
这个“新到极点”的人物有着与众不同的个性,其独特性首先表现在她的“奇异而脱俗的美”上。当她初嫁天回镇时,人们称她“赛通镇”,并说她嫁给蔡傻子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妓女刘三金说她随便放在哪里,都要算是天回镇的盖面菜。青羊宫赶庙会的游人,“一般看女人的男子,都涎着眼睛,把蔡大嫂盯着;许多女的也如此,似乎比男子还看得深刻些。就连长得漂亮的郝大小姐也很注意她,走过了还扭转头来,再看她一眼。”在男权话语中,女人的美貌一直被视为祸水,她的美貌被哪个男人所消费,她就会祸及哪个男人。这里的内在逻辑是,男人不必为自己的欲望负责任、不必为自己的荒唐负责任。要为男人的荒唐负责任的是男人在荒唐中所消费的对象物。如果不是抱着男权偏见,认定女性必须泯灭自我主体性、被动地等待男人的挑选、温顺地遵从男人的意志,那么,就可以从叙事的缝隙间发现,这些被男作家贴上道德红字布条的女人,她们谋夫的丑行其实不过是她们主动追求爱情幸福的勇敢大胆,她们欺夫的恶德中其实也透着女性做不稳女奴时垂死挣扎的辛酸。
三.封建伦理下的压抑与挣扎
“不安本分的怪婆娘”
在这个封建意识如此浓厚的国度,“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古训严重制约着人性。然而,在19世纪末年,在“死水”中毕竟泛起了“微澜”,岩浆在地下奔涌,普通的灵魂开始有了不安的躁动。
蔡大嫂虽然生长于封建礼法与理学相当顽固的年代,但是,“不安本分”的性格集中体现在她与罗歪嘴的情爱纠葛当中。她与蔡傻子过了几年毫无生趣的生活,“掌柜娘”的身份也不能泯灭她灵魂深处的不安分因子。蔡傻子是个怯懦的忠厚人,不问现实,更无主见,就连婆娘的见识都没有,问他话,“十句里头,包管你十句他都不懂”。他的身上积淀了浓厚的封建意识,这和蔡大嫂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男人对于女人的怜悯,也许是近于爱。一个女人决不会爱上一个她认为楚楚可怜的男人。女人对于男人的爱,总得带点崇拜性。”[3]蔡大嫂背弃他而义无返顾地去拥抱罗歪嘴,就因为罗歪嘴的身上充溢着原始的野性与强力,这正是蔡傻子所缺乏、蔡大嫂为之心动的地方。
每个人物都是他特定时代的产物,蔡大嫂的“不安本分”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罗歪嘴,名字不好听,其实是个很苏气的人:大方漂亮,穿着齐整,修饰入时。这样的一个人是与蔡大嫂般配的。我们因此也就看到了“微澜”。她与罗歪嘴那相当“酽”的情爱,却是经过了妓女刘三金的点拨与牵扯。作为对禁欲主义的强烈反拨,作品没有把刘三金简单地定位于“下贱”。刘三金“尝味”过许多男人的情爱,也有自我选择男人的自由。这倒令蔡大嫂心向往之。蔡大嫂对她的“情爱理论”如“换口味”之类也多能认同。这是蔡大嫂能冲决道德羁绊的关键之点。有一颗躁动不安的灵魂,必然会附带生成倔强、执着与叛逆的特性,也必然将人物的命运导向崎岖不平的旅途。蔡大嫂的命运沉浮便与她的不安本分紧密地纠结在一起。
四.死水亦有微澜,幺姑亦有真爱!
李劼人准确地把握了时代躁动的脉搏,以其敏锐的艺术感受力捕捉了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蔡大嫂在理法面前的叛逆无畏,不是堕落与放荡的自白,也不是腐朽的享乐主义思想意识的一次泛滥。这是从无边的暗夜走向黎明时的狂欢,是搅动这汪死水泛起微澜的一缕清风。
罗歪嘴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才与蔡大嫂走到了一起。他是蔡傻子表兄弟,他曾经答应姑父做蔡傻子的庇护人,又怎能让“像亲兄弟一样”的蔡傻子“戴绿帽子”呢?经刘三金的撮合,他最终还是抛弃了曾有的承诺。作品安排刘三金作为“中间人”是颇为精到的叙事策略,一方面它切合当时的现实状况,达到了历史真实;另一方面符合人物的各自身份以及人物的性格逻辑的发展,从而达到了艺术真实。从人性上说,男人与女人本都是人。但是由于身体条件和社会历史原因,女性在很大程度上对男性存在着依附性,不仅因为社会地位的弱势,也由于她们自身对男性的渴望。张爱玲就曾幽怨地说:“女人在世上,一辈子想的,念的,怨的永远是男人。”在蔡大嫂的身上,一切传统的礼法与规范被一扫而光。她对罗歪嘴的爱“好似着了魔”,毫无顾忌,就连罗歪嘴还要遮遮掩掩,而她一定要在人跟前格外表示出来,甚至在她的丈夫面前都毫不掩饰。她声言“这样狂荡欢喜下子,死了也值得”。她的心是透明的,不会作假的虚伪,对于一切束缚人的陈规陋习,她都敢于冲决。蔡大嫂蔑视一切虚伪的表演而一任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而这也正是由她“不安本分”的个性特征所决定的。
事实上,在小说中蔡大嫂、罗歪嘴都不是自觉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斗士。罗歪嘴也并没有去打教堂,而是在蔡大嫂的床上“害病”睡了一天。蔡大嫂呢?也确实不懂为啥子打洋人。所以,蔡罗二人的结合,思想因素是次要的。更多的是在情欲和性格上的相互吸引,他们的爱应该称得上是真爱,但爱的基础是不牢固的。其实,在他们两人的交往中,蔡大嫂和罗歪嘴双方都存在一定的“情伪”,而罗歪嘴“伪”的程度要深一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其后,与蔡大嫂的交往中,他尽管表面上是狂热的,内心却一直是冷静的、理性的。蔡大嫂要和他私逃时,他拒绝了。这个情节和《包法利夫人》中爱玛提出要和罗道弗私奔颇为相似。他们两个都拒绝了情妇的请求。最后官兵抓捕,蔡大嫂又提出要跟他一起出逃时,他说:“那怎行,你放手。”并且即使在最狂热的时候,罗歪嘴“都能深省我是迷了窍了!我是迷了这女人的窍了!”罗歪嘴并没有和蔡大嫂天长地久、白头偕老的打算,有的只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连蔡大嫂自己也深知“死了倒好,不成人样,他们还能象目前这样热我吗?不见的罢?”男权制度下的整个文化对待貌美的女人都是那种既要消费又要鄙夷的态度,男人常于好德与好色之间徘徊,我们对此反省得不够。我们的文化传统,常常把男人的过错归咎于女人,这样男人就轻而易举地从自己应负的责任中金蝉脱鞘,无辜的女人就成为替罪羊。蔡大嫂知道,罗歪嘴就是系于她的美貌和不安分的个性而爱上了她,又最终离开了她。
“事实是天理的地位依然稳如泰山,人欲虽然被转位了,但其本身并没有获得自立的基盘,无宁说是由于为天理所包容,人欲才获得存在的保证。”[4]这便是传统思想的限度:人欲离不开天理,去人欲是为了维护天理的神圣,扬人欲也是为了争取一个更为合理的“理”;离开了天理,便不能有效地调节欲望,社会也不可能保持恰当的礼治秩序。因此,天理与人欲的缝隙间,我们读出了“恶”女被囚禁于封建道德牢笼中的命运真相。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传播文明三利器.饮冰室合集(第6册)[M].“专集之二”.中华书局出版.1939:42.
[2]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商务印书馆.1997:233.
[3]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一卷)[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80.
[4]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M].中华书局.1997:10.
崔玲,皖西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